作者：劉余莉
《群書治要》是貞觀初年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從先前歷代帝王治國資政的史料中擷取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要而成的一部匡政巨著。
《群書治要·孫卿子》提出：法制，是治理國家的始端、憑依，而君子是法制的本源。所以有了賢人君子，法律即使簡略，也會使國家普遍得到治理；如果沒有賢人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備，也會使國家混亂。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希望得到治國的賢才君子，得到了這樣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國家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績偉大而名聲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國的人才，就會自身勞苦而國家混亂，功業(yè)敗壞而聲名狼藉。《群書治要·傅子》指出：“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這說明賢明的領導者必須通過推行好的制度，才能達到社會安定。但并不是只有好的制度就能大治，還必須有賢能的人去推行善政。可見，要實現(xiàn)大治，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不能僅關注法律監(jiān)督機制等外在的制度設計而忽視道德自律
忽視了圣賢教育的制度改革，無法挽救因為人的良心泯滅而出現(xiàn)的種種社會問題，反而還會出現(xiàn)《群書治要·漢書》所說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意思是說：法律一出來，奸詐就生起；命令一頒布，欺詐的行為也隨之出現(xiàn)，就像揚湯止沸，以薪救火一樣，不僅對解決問題沒有幫助，反而還使它愈演愈壞。
如果僅僅重視法制監(jiān)督機制的健全，僅僅關注法律監(jiān)督機制等外在的制度設計而忽視了道德的自律，會導致以下結果：
其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即人們因為懼怕刑法的處罰免于作惡，但是沒有羞恥心，甚至還以作惡后能想方設法地免于刑法的處罰而沾沾自喜，自以為聰明。這表現(xiàn)為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
其二，“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即法律條款越來越嚴密具體，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違法亂紀的人卻依然眾多。嚴格的法律和監(jiān)督機制可以把犯罪的人關進監(jiān)獄，但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如果缺乏倫理道德的教育，服刑人員在監(jiān)獄里學到的反而是更加狡詐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釋放出來，仍然會危害社會。《群書治要·袁子正書》說：如果不能制止人們作惡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鋸在外面執(zhí)行死刑、懲罰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fā)生。這就如高科技手段在協(xié)助破案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是人們并沒有因為破案手段的提高而免于犯罪。
其三，不能培養(yǎng)出品德高尚的圣賢君子。《群書治要·鹽鐵論》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群書治要·淮南子》也說，靠法律和制度建設可以把不孝的人判處死刑，但是不能夠使人們成為孔子、墨子那樣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夠對竊賊施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為伯夷那樣廉潔、有志氣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言為世則，行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為世間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
其四，“刑罰積而民怨背”。《漢書》中說：用禮義治國者，積累的就是禮義；用刑罰治理國家者，積累的就是刑罰。刑罰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禮義積多了人民就和睦親愛。本來世代君主想讓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辦法卻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引導，德教和諧時人民的精神狀態(tài)就表現(xiàn)出歡樂；用法令來驅使的，法令嚴酷而民風就呈現(xiàn)出哀怨。
其五，不能達到“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通過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所達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管理境界。《群書治要·體論》說：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禮法則緊隨其后。道德與禮法都是引導人民的工具。遠古時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轉向善良，卻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轉向善良，這是最好的治理（正己化人，無為而治）；使人民互相禮讓，身受勞作之苦而并無埋怨，這是次一等的狀況；用法規(guī)來糾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歡從善，因畏懼刑罰而不敢做非法之事，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其六，“不知禮義，不可以刑法”。如果忽視了道德教育，即使有了好的法制也難以推行而達到國家大治的結果。誠如當代西方著名的倫理學家麥金泰爾所認為的，無論道德或法律原則有多么具體和完美，如果人們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這些原則就不會起作用。
法律等強制手段至多能保證道德規(guī)范的尊嚴，卻不能保證造就道德生活的真君子
當代西方社會就出現(xiàn)了以上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僅靠制度本身是無法解決的。正如麥金泰爾在他的著作《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所質疑的：“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yǎng)，所謂的正義制度、正義規(guī)則是‘誰之正義’呢？”由此可見，社會和諧與否，從根本上取決于人心的善良和行為的正當，即古人所謂“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孟子·離婁上》也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只有具備仁愛道德的人，適宜處于領導地位。如果不仁的人處于領導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民眾。
明代著名思想家薛暄說：“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jié)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jié)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可見，由于法律等強制手段往往注重事件的形式而不怎么注意內容，側重結果而忽視動機，因此對道德生活的保證作用也具有明顯的局限性，法律等強制手段至多能保證道德規(guī)范的尊嚴，卻不能保證造就道德生活的真君子。再健全的法制，也只能培養(yǎng)出因懼怕法律制裁、為了保全祿位而勉強廉潔的較低層次的廉潔之士。而在加強法制的同時重視領導者的政德修養(yǎng)，重視領導者自律和良心的培養(yǎng)，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