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聶菲璘
摘 要：“中國之治”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從時間、空間、文明三重維度進行剖析，可以建立理解“中國之治”的跨度、廣度和高度，秉持相應的眼光、胸襟和格局，并進一步構建當今“中國之治”的宏大敘事。“中國之治”以“道”為形而上依據，以仁政治理為理想境界，以“庶之”“富之”“教之”為治理的基本路徑，以選賢任能為關鍵制度，蘊含著豐富的治道思想。“中國之治”是治道與政術的統一、傳承與發展的統一、歷史與未來的統一;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國內與國際的結合;是求大義超越逐小利的境界，是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的追求，其普遍性得以超越特殊性。“中國之治”不僅是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而且對當代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 中國之治; 傳統文化; 志于道; 仁政; 一體觀;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之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斗目標前進的過程中所實現的治理成就。“中國之治”不僅包含著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還具有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能夠對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回應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
本文從探討理解“中國之治”的三重維度出發，追溯“中國之治”的歷史文化底蘊，梳理“中國之治”中對當今具有深遠影響的思想理念，抽繹概括出“中國之治”的突出特征。通過古鏡今鑒的方略，闡釋“中國之治”在世界范圍內的時代價值，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為世界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具有重要意義。
一、理解“中國之治”的三重維度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同時也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前進方向和工作要求。一時間，“中國之治”成為對中國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總結性名詞，也成為與西方民主政治弊端進行對比的描述性名詞，同時，還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學者們對“中國之治”的概念、內涵、生成、理念、特點、實踐、意義等眾多方面進行了考察。
從時間維度理解，學者普遍認為“中國之治”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經驗的時代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功實現了“中國之治”的歷史性飛躍。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其實就是一部推進“中國之治”的歷史。以上三個時間節點都是在當代層面對“中國之治”的界定。然而，歷史一脈相承，無法割裂。“中國之治”厚植于中國文化的沃土，并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了豐富滋養，理解“中國之治”時，應當放眼長遠，從五千年歷史的時間維度，考察中華民族發展史中所形成的治理理念。
從空間維度理解，狹義的“中國之治”指中國的國家治理，是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治理成就及經驗。但是，一個國家不能孤立存在，必定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發生聯系，因此研究“中國之治”，就必須考慮中國同周邊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關系。在考察中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時，同樣要將視野擴大，才能更好地做到古鏡今鑒。歷史上，中國不僅實現了國家治理，還實現了區域治理和世界治理。所謂世界治理，是指方國時代的由諸侯紛爭到“天下”統一的治理格局。商周時期諸侯林立，是中國歷史上的方國時代，限于當時社會發展和時人對“天下”的認知范圍，天子與諸侯形成了一種天下體系，在中華大地上存在著一個世界，由此形成的治理格局也可以說屬于世界治理。所謂區域治理，是指秦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后，中原王朝與周邊國家建立起朝貢體系，由此形成的治理格局。雖然強盛時期中原王朝通過如絲綢之路等方式與更遠地區的國家建立了聯系，也提出過“協和萬邦”的理念，但是并未形成有效治理，因此雖然地域相比方國時代的整個“天下”要擴大很多，但實際治理范圍相對于方國時代對世界的認知范圍，則仍屬于世界的一個區域。
從文明維度理解，“中國之治”是一種文明之治。“中國”既是政治的概念，又是文明的概念。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并發展至今的文明，“中國”是中華文明的中心地帶。因此在討論“中國”時，要將其視為一種文明體。即使討論政治概念上的“中國”，也要將其視為一個文明型國家。文明之治是上升到文明層面的治理，文明的高度超越了國家、民族、派別和宗教，因此在文明層面可以彌合分歧形成共識。所謂超越國家，是指即使朝代更迭而文明也不會中斷;超越民族，中華民族不是單一的民族，也不是56個民族的簡單疊加，而是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責任的民族共同體;超越派別，因為派別之間是在“術”的層面上相爭，而文明之治的目的是為了傳遞“道”，“道”超越“術”;超越宗教，是指中國歷史上的外來宗教，例如佛教，成功實現了本土化，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共識使得文明得以傳承，中國之治就是對中華文明傳承的集中體現。對“中國之治”從時間、空間、文明三重維度進行全面理解，可以建立研究“中國之治”應有的跨度、廣度和高度，秉持相應的眼光、胸襟和格局。
二、“中國之治”的歷史文化底蘊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中國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由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文化決定的。因此，要認識“中國之治”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國家治理體系的特點，必須在對中西方文化特點進行比較的基礎上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性，從而全面認識“中國之治”的歷史文化底蘊和思想理念。
（一）“中國之治”的形而上依據
“中國之治”以“道”為形而上依據，這是理解“中國之治”歷史文化底蘊的關鍵，也是中國歷史上能夠實現大治的根本。《易·系辭上》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說苑·談叢》云:“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優秀，因其是“志于道”的圣賢文化，提倡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追尋宇宙人生的大道，這是中華文化相對于西方文化而言最鮮明的特點，也是“中國之治”的形而上依據。中國古代的圣人早已通過“滌除玄覽”等方式成為“得道之人”（在儒家稱圣人，在道家稱真人），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周易》所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子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王陽明《大學問》所說:“夫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可見，體悟并按照一體的宇宙觀來行事的人就是圣人。在這種一體觀的影響下，一家之內父與子、夫與婦，一個團體之內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長輩與晚輩，乃至朋友之間、國家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就是一元和合的思維方式。以此為指導，中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著人與人、人與國家、國家與國家，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只有“一體”才能“和”，因而一體之仁的思維方式有助于化解沖突、促進和平。而西方文化以二元對立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對立引發競爭，競爭升級是斗爭，最終引發戰爭。“志于道”的形而上基礎以及一元和合的思維方式是解讀“中國之治”的關鍵。
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在絕大多數的歷史階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賢“志于道”的發展方向，遵循了“和合一體”的宇宙觀，采取了“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堅持了“民胞物與”的道德觀念。這種宇宙觀、思維方式、道德觀念滲透在國家治理和社會制度的各個方面，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觀念和制度設計之中。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治理體系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中華傳統歷史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結果，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性及獨特的民族性，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因此，讀懂中國獨具特色的歷史文化傳統，特別是要深刻理解中國歷史文化中“志于道”的發展方向和“一體之仁”的文化基因，是理解“中國之治”的前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了解今天的中國、預測明天的中國，必須了解中國的過去，了解中國的文化。當代中國人的思維，中國政府的治國方略，浸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
（二）“中國之治”的理想境界
“中國之治”所能實現的理想境界是圣賢施行的仁政治理。“道”深不可測，為了讓民眾都能受益于“道”，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下學而上達”，做到了“極高明而道中庸”。孔子在體悟“道”的基礎上，將由“道”發出的“德”統之于相對具體的“仁”，因此孔子的學說又被稱為“仁學”，儒家倡導的理想政治又被稱為“仁政”。仁是道的顯現，建立在對“天地萬物為一體”之道的體悟上，因此又被稱為“一體之仁”。子曰“仁者，愛人”。孟子提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可見，仁政由仁心而來，在位者有仁心才能施行愛人的仁政，做到愛民如子、視民如傷。《群書治要·六韜》云:“善為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饑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能否愛民也是國家治亂興衰的根本，《左傳·哀公元年》云:“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歷史的發展證明了這一規律。
中國歷史上雖然沒有提出西方所謂“人權”的字樣，但卻自始至終貫穿著“仁愛”“仁政”“仁道”的理念和實踐。中國古人把君臣、君民視為一體的關系，君仁臣忠。君主起到君、親、師的責任，率先垂范、仁愛教導下屬，正己化人；臣民受到感化，自然以感恩戴德、忠于職守、不忍欺君、不令而行為回報。倡導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系不是相互對立、相互沖突的，而是相互愛護、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盡其責。在這種情況下，不需要被領導者拿著人權與領導者討價還價，因為在有仁心能愛民的君主治理之下，不會出現所謂的人權問題，反而會達到超越了“民不敢欺”和“民不能欺”的“民不忍欺”的境界。唯有背離了仁心仁政的暴君，才會隨意踐踏人民的權利而終被推翻。中國的“仁愛”“仁政”“仁道”恰恰闡釋了西方人權理論的價值基礎和核心觀念，彌補了西方過分強調工具理性而忽視了價值理性的弊端。反之，西方所謂的“人權”也已淪為政治操作的工具，失去了其原本的意義和價值。
中國傳統所倡導的仁政是實現圣賢政治的具體途徑。儒家圣賢政治是以道為體，以仁政為相，以“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為指歸，其效用自然是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因此，中國傳統的仁政可被稱為治道，而非統御之術；能夠行此仁政的君主被稱為明君圣王，而非現代所謂的政客。
（三）“中國之治”的實現路徑
“庶之”“富之”“教之”是實現“中國之治”的基本路徑。經濟發展是人民安居樂業的基礎，但是理想治理境界的實現不能單純依靠物質發展，否則就會出現孟子所說的“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的狀況。因此，教育是實現理想境界的必經之路，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實際上，仁政愛民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通過教民引導民眾走圣賢君子之路，也就是《大學》所講的“親民”，即為政者自覺而后覺他（即民眾）直至達于至善的過程。孔子將國家治理分為“庶之”“富之”“教之”三個階段。“庶之”指人口增長，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長和人口歸附。人口自然增長要有農業發展為支撐，而人口歸附便是“有德此有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庶之”除了人口增長外，還可以延伸為物產的可持續發展。“富之”包含了個人財富的增長以及對社會共同富裕的追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解決溫飽才能有更高的道德追求。但中國古人歷來不主張只追求個人富裕，“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因此要有博大的胸懷，追求人民共同福祉，實現共同富裕。使人們以正當合理的方式實現“庶之”“富之”的方式就是“教之”，同時，教育還是實現社會大治的關鍵因素。“庶之”“富之”“教之”這三個階段并不是機械的遞進關系，而是互相之間構成了互為表里、互相支持的動態和諧發展體系，將人類自然生命的生長和道德生命的生發融為一體，推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
“教化”始終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實踐中的宏大話語。中國古人認為，人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道德教化在國家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西方屬于宗教型的文化傳統，教會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人的道德品質依靠教會培養，領導者也不例外。從歷史上看，在西方國家的治理體系中，在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的同時，對領導者的道德教育也并未忽視。與西方的宗教文化傳統不同，中國文化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倫理型文化，重視從家庭、學校、社會教育中培養人的倫理道德觀念。如果說在西方的宗教文化傳統中，宗教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政治與道德教育相分離是其基本特征，那么中華傳統的倫理文化，則以政治與道德教育合一為基本特征，《尚書·泰誓上》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甚至政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內涵，“政者，正也”（《論語·顏淵》）。在倫理型文化的背景之下，政府（而非教會）承擔著道德教化的責任。道德教育由國家來負責，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不同形式，使倫理道德教育深入人心。傳統教育也在幾千年的發展中不斷更新和進步，與文化統一、政治統一交相呼應。政治與教育的相互作用，也是維系中國大一統政治的重要原因。
通過學校進行道德教育，是中國治理的一大特色。古代的君王，無不把教化人民作為治國要務，設立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設立庠序（地方學校）在地方教化人民。在道德教育中，堅持以孝道為本、文化為要、身教為先的原則，通過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內容的教育，把人培養為文質彬彬的君子、圣賢，即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在整個學校教育體系中，特別重視對官員的品德教育。在《周禮》中就詳細記載了掌管教育的各級官員以及教授的內容，這種道德教育起到了凈化人心、防微杜漸、導人向善、促進和諧的作用。不僅如此，良好的道德教育，還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使人不僅不敢作惡、不能作惡，也恥于作惡，不想、不愿作惡。
近代以降，由于西方價值文化的介入等原因，“政治與教育合一”的治理體系受到了相當程度的沖擊，具有中國本土特質的道德標準、價值體系也面臨著被消解的危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我們的人民不能堅持在我國大地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道德價值，而不加區分、盲目地成為西方道德價值的應聲蟲，那就真正要提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不會失去自己的精神獨立性的問題了。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
（四）“中國之治”的關鍵制度
在政治與教化合一體制下，要想實現良好有效的道德教化，選賢任能是關鍵。教民是為政者的重要責任，這就使得官員能否接受圣賢教育、選拔制度能否實現選賢任能尤為重要。“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說文解字》）“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為政》）這些都說明，要使政事辦理得當，要使教育取得預期效果，就必須選擇賢德之人擔任各級官員，即任人唯賢，選賢與能。孟子云:“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孟子·離婁上》）能夠保證賢德之人在位才是真正的愛民。這就是荀子所說的“愛民而安，好士而榮”（荀子·君道》）。正是對賢才重要性的認識深刻，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中發展形成了合理的選人用人理論和制度，累積了豐富的智慧和經驗。
中國自上古時期便已經開始了選賢的實踐。堯將帝位禪讓給舜，這個過程就是選賢舉能。當今中國很多干部培養模式和制度，都能從堯舜這里找到歷史淵源。從漢代開始，中國歷史上先后出現了三種重要的選舉制度，即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伴隨選舉制度的還有“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連帶責任機制、“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的獎勵原則等。為了求取真正的賢才，君主也必須使臣以禮、禮賢下士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科舉制在中國實行了1300年，歷史上因此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不僅對中國歷史產生了積極的深遠影響，還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深遠影響。
梳理歷史上各種選賢方式可以發現，這些制度都是圍繞著把人培養為圣賢、將德才兼備的人才選拔出來而設計的，目的是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丑上》），因此才能出現人才輩出、文武并興的局面，保證社會大治。正如《禮記·禮運》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然而，當一種制度出現問題，不能再選出賢德之人的時候，就必然會被歷史淘汰。
（五）“中國之治”的思想理念
“中國之治”的思想理念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為深厚底蘊的。中國的成功，歸根結底是中國制度和中國治理模式的成功。中國制度好不好、優越不優越，早已是無須爭辯的議題，要想理解好在哪里、優越在哪里，就必須要對制度背后的思想進行準確的解讀和闡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中華民族之所以是中華民族，就是因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的精神氣質。對于中國制度而言，道理也是如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資源，能夠為治國理政提供經驗借鑒和智慧啟示。要想讀懂中國制度，就必須讀懂涵養了中國制度之精神氣質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種關于“道”的整全認識。天地之間的萬事萬物都循“道”而行，如《中庸》所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人無論是在處理與家國社會之間的關系，還是在處理與天地自然之間的關系時，都崇尚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通達宇宙人生的真理，成就利國利民的事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人形成了關于“治國之道”的龐大而又嚴謹的思想體系，其中既涉及為君之道、為臣之道等關乎“人”的一面，也有為政之道等關乎“制度”的一面。具體而言，治國之道關乎人的一面表現在諸如以民為本、民貴君輕、親仁善鄰等，為政之道的一面則表現在諸如德主刑輔、選賢與能、以和為貴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治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強調:“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余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這些思想中的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將古人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從11個大的方面做了提綱挈領式的概括，為人們準確把握中國制度的精神氣質指明了方向，彰顯了中國制度的巨大優勢和獨特魅力所在，傳達著堅定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
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精神與此一脈相承，全面地體現了古人治國之道的精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也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行、充滿活力的根本所在。”這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最好繼承和發展，也是中國制度所蘊藏的精神氣質的最佳體現。
三、“中國之治”的突出特征
在梳理“中國之治”的歷史文化底蘊后，對比西方民主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根源，便不難總結出“中國之治”的突出特征。這些特征可以用“三個統一”“三個結合”“三個超越”來概括。
（一）“三個統一”
“三個統一”是治道與政術的統一、傳承與發展的統一、歷史與未來的統一。中華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在“道”這個普遍規律的基礎上，使用“合于道”的治理政術，這就是治道與政術的統一。
“道”作為普遍的規律，在治理的領域稱為治道，政術屬于治理的工具，也就是“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道”指導“器”的使用方式，以“道”引領“器”的發展方向，以“道”規范“器”的創新形式。在治理中，堅守不變的是“道”，可變的是治理的具體形式。“道”不變，保障了文化與文明的傳承;形式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不泥古，不固步自封，與時俱進，推動了社會的發展。這就是中國獨具特色的守正創新的發展特點，即傳承與發展相統一。
當“道”將傳承與發展相統一的時候，歷史與未來自然就達到了統一。因為有了守正的理念，古人在做決策時，就不會只顧及眼前的小利而做出急功近利的選擇，而是會考慮長遠的流弊。“江河若斷流，吾輩何以對子孫;文化若失傳，吾輩何以見祖先”，表達的是上考慮先祖下考慮千秋萬世，將當下的利益與長遠的發展相結合的理念。當今中國在制定決策規劃時，注重繼承前人基業，不搞前后相互否定，從短期計劃到長期規劃，體現了歷史與未來相統一的特點。
總之，“志于道”“合于道”是“中國之治”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特征。這也是中華文明得以綿延不絕、代代承傳的關鍵。對比一些西方國家悖于道的社會發展理念、缺乏長遠規劃的治理模式，便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國家建立的功業只可大而不可久。
（二）“三個結合”
“三個結合”是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科學與人文相結合、國內與國際相結合。古人歷來強調知行合一，反對單純對形而上的追求，而是強調要能安身立命、經世致用。例如《中庸》在“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后面緊跟“篤行之”。為學如此，為政亦如是，將思想理念與制度設計相結合，才能使“志于道”的治理落到實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同樣是當代中國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下所遵循的實踐論。這是“中國之治”取得成功的關鍵。
中國古代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科技文明，取得了諸多領先于世界的成就。難能可貴的是，還萌發了科技倫理的思想，深刻地認識到無序的科技發展會導致自然的報復乃至人類的毀滅。科學特別是技術必須在人文精神的關懷之下健康有序地發展，換句話說，科技也是“器”的一種，必須以“道”為發展的道路和指歸。上古經典《易經》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其中包含著深邃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理念，就是科學與人文的完美結合，類似的還有《黃帝內經》，將哲學與醫學相結合。此外，《論語·述而》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任何一種“藝”當其冠以“道”時，如茶道、武道、棋道等，便不再是普通的“術”了，而是使人通過技藝的培養，涵養德性，最終歸于道的境界。這種將科學與人文相結合的方式，使人們在科學技藝方面的發展不偏離“道”的方向，增加了古代治理成就的向心力。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經濟上通商往來、文化上交流互鑒等，都是在國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這就是國內與國際相結合。中華文化是“志于道”“合于道”的文化，同時懷抱著開放的態度，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在文明交流互鑒、文化不斷融合中，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納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則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淘汰;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的。“志于道”“合于道”的特點使中華民族在文明互鑒、文化交融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自信。
（三）“三個超越”
“三個超越”是指求大義超越逐小利、王天下超越霸天下、普遍性超越特殊性。求大義超越逐小利也可理解為追求共同利益超越追求部分利益。追求大義并不是不講私利，而是作為共同利益，在追求大義的過程中，利益自然在其中了。家國天下的一體性以及家國情懷的雙向性，使“中國之治”超越個人本位、族群矛盾、社團利益、黨派紛爭、宗教形態，乃至國家本位。大義超越小利也是為了達到全局與局部的辯證統一。
中國的歷史經驗是“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上》），“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墨子·兼愛中》），“國雖大，好戰必亡”（《司馬法·仁本》），“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這些理念在中國代代相傳，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中，體現在中國人的行為上。中國始終追求和平的發展道路。雖然“王霸之辯”始終是中國歷史上爭論的焦點，但是梳理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可以發現，王天下所成就的是《易·系辭》中所說的“可久可大之功”，而霸天下的功業雖可大但不可久。這在當代東西方的發展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雖實現了一時的強大，但真實的西方近代史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奪的基礎之上，借助工業化而實現逆襲，其發展邏輯不具備普遍性，只是人類社會進程中的局部形態。而且王道天下與霸道殖民也成為“中國之治”與西方民主政治弊端背后的原因。正是在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理念的指引下，發展出了諸多超越:以人民為中心超越以資本為中心、社會安定超越資本擴張、合作共贏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超越對抗、追求長久超越追求一時，從而呈現出了“中國之治”與西方民主政治弊端的對比。
中華文化能夠達到和而不同的治理境界，是因為中華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道”是具有普遍性的規律，依據道而治理，可以超越特殊而達到普遍，這也使得“中國之治”所包含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既有時代性，又有超越性。
四、“中國之治”的世界意義
讀懂“中國之治”的歷史文化根源及思想理念，不僅對當代中國，而且對當代世界，乃至全球的未來，都具有重大意義。對中國來說，“中國之治”既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結晶，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新實踐成果。通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國之治”還將是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正確道路。從整個中華文明的角度講，當代“中國之治”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治理智慧的繼承和升華，也是中華文明不斷發展前進的樞紐之所在。
對世界來說，“中國之治”的意義更加重大。中國走出了一條有別于西方發達國家“民主自由”之路的成功之路，開創了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為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成功經驗。事實上，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對美國而言不過是霸權專制的幌子，所謂的和平發展不過是爭霸雙方暫時的妥協。當今世界處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的霸權體系之下，這種霸權體系是在美國和西方創立的“西方中心論”的神話下，通過鼓吹自由主義，借助西方工業化逆襲實現的崛起而建立起來的，其本質有悖于“道”的發展方向，因此是不可長久的。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是這種霸權體系行將瓦解的征兆。
目前世界格局類似中國歷史上的方國時代。春秋戰國時期，大國爭霸，中等國家在大國爭霸中左右平衡求取生存，小國則或者成為大國的附庸，或者難逃兼并覆國的命運。如何使如此紛亂割裂的體系達到穩定，可以從西周時期天下共主的模式中借鑒經驗。武王孟津觀兵起兵滅殷商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牧野之戰一舉滅殷商，成為天下共主。武王得天下，始自文王得天命，“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文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史記》）。這并非是文王武王以武力逼迫其他諸侯就范，而是各諸侯自然而然對有德之主的歸附。西周建立后，周公制禮作樂，德教普施，出現了中國歷史上記載最早的太平盛世———成康之治。古鏡今鑒，未來世界需要一種新型世界體系，可以借鑒中國歷史上的天下體系來實現，構建起全球治理體系，世界人民攜手共進，才能開創美好未來。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在20世紀70年代展望21世紀時指出:“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養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只能將全世界帶入死胡同，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西方國家發動的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只有以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合一體”的宇宙觀為引領，才能使世界獲得真正的和平發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世界歷史和時代的高度，從中國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出發，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審時度勢提出的重大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文化可以為紛繁復雜的世界局勢提供出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可為彌合國家之間、政黨之間、族群之間，乃至宗教之間的分歧提供最大公約數。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講道，我們真誠呼吁，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
總之，“中國之治”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治理智慧，并在歷史上開創了一個又一個盛世。通過溯源歷史研究“中國之治”的文化根源，不僅能對今天中國為什么成功作出深刻的回答，從而堅定文化自信，還能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國家治理的智慧，進一步完善“中國之治”。此外，還可以借鑒古代天下體系的建設理念和實踐，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重要啟示、指出光明前景。
【注：為方便閱讀，本文略去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