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提要：“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到21世紀中葉要實現(xiàn)的奮斗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是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領域的獨特特征，都離不開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借鑒和汲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強調按照自然天道的規(guī)律治理國家，其中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以文化人”“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理念，為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奠定了深厚歷史根基與文化底蘊。
關鍵詞：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富強中國；文明中國；和諧中國；美麗中國；歷史根基；文化底蘊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總的戰(zhàn)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二O二O年到二O三五年基本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從二O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作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領域的獨特特征，都是在傳承和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而提出的。借鑒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可以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提供思想源泉、歷史根基和文化底蘊。
一、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建設富強中國提供可貴啟示
中國古代經濟高度發(fā)達，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農業(yè)文明，在生產力方面長期領先于世界。中國古人曾經創(chuàng)造了豐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豐富的經濟思想。
孔子有“庶之”“富之”“教之”經濟發(fā)展“三步曲”論述，《論語·子路》：“子適衛(wèi)，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從不否認人對物質財富的正當追求，《論語·里仁》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述而》：“富而可求，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孟子·梁惠王上》說：“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制禮義哉？”《管子·治國》也明確提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可見，一定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物質基礎是道德教育的基礎。
基于治國首先應該富民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根本上說，沒有扎扎實實的發(fā)展成果，沒有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空談理想信念，空談黨的領導，空談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空談思想道德建設，最終意識形態(tài)工作也難以取得好的成效。”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fā)展是黨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
在富民強國方面，中國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和“損有余而補不足”的追求。《道德經》第七十七章曰：“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有余、不足，皆是不平等。如果放任有余而不損、不足而不補，有余和不足之間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大，必定會因貧富懸殊而導致社會沖突。因此，治國當效法天道，損其當損者，補其當補者。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的排序以及經濟政策中輕徭薄賦、為民制產、防止兼并等，都是調節(jié)不均、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當然，損益手段必須依循中正之道，才能舉國上下貧富貴賤皆得歡喜。《易·益》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損抑于上、增益于下，民眾就會喜悅無限；尊貴者禮賢下士、增益民眾，其道必能大放光芒。利益有所往，以中正之道讓天下人受益，皆能吉祥。
古代經濟建設的理念，為建設富強中國提供了可貴啟示。貧富懸殊是經濟發(fā)展不均衡的產物，而經濟的發(fā)展不能自然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只要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人民就沒有真正富裕。順應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特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絕不能出現(xiàn)‘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xiàn)象”，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重要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xiàn)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chuàng)造了良好條件。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既要不斷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chuàng)造和積累社會財富，又要防止兩極分化。實現(xiàn)共同富裕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xiàn)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xiàn)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xiàn)代化建設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在中國古人看來，實現(xiàn)共同富裕，必須反對奢靡之風。如果不能節(jié)制欲望、遏制奢靡之風，所謂的富民只是空中樓閣，積累的財富也終會敗散，并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對此有深刻認識。
第一，奢靡之風會導致物資缺乏，甚至資源枯竭。《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反之，奢侈浪費之風盛行，則如《漢書·食貨志》中所說，“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
第二，奢靡之風導致了資源匱乏以及作奸犯科行為的產生，也是刑罰產生的根源。《管子·八觀》云：“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
第三，奢靡之風是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也是盛世之主與衰世之主的根本區(qū)別之一。《群書治要·晉書上》云：“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群書治要·政要論》也說：“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jié)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jié)欲者安。”由歷史興衰的規(guī)律可見，實現(xiàn)共同富裕，推進民族復興，必須杜絕奢靡之風。針對我國奢靡之風等“四風”問題，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八項規(guī)定”。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痛斥餐飲浪費現(xiàn)象“觸目驚心、令人痛心”！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號召“在全社會弘揚勞動精神、奮斗精神、奉獻精神、創(chuàng)造精神、勤儉節(jié)約精神。
在位者能夠帶頭節(jié)儉，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教育效果。唐朝楊綰為官清廉，崇尚節(jié)儉。他被封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的命令下達之日，郭子儀正要宴客，聽說后立即把座中的聲樂減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的隨從本來人數眾多，也于當天減少；中丞崔寬把房屋建造得豪華奢侈，馬上下令把它拆毀。可見，上行而下效的感應效果如“影之隨行、響之應聲”一樣迅速。
汲取了反對奢靡之風必須以上率下的傳統(tǒng)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說到的就要做到，承諾的就要兌現(xiàn)，中央政治局同志從我本人做起。”
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民主政治提供重要參考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將協(xié)商民主和選舉民主相結合，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發(fā)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都是在借鑒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政治理念。
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看西方的民主選舉和民主政治，至少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以言取人。西方的民主選舉，主要根據候選人的演講進行投票，難免以言取人。《論語·學而》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衛(wèi)靈公》：“君子不以言舉人。”《群書治要·傅子》云：“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辨，以要其上者不鮮矣。”可見，有言者不必有德。根據候選人演講進行選舉導致選出的領導者不一定是最合適的德才兼?zhèn)渲恕９手袊湃藦娬{聽其言還要觀其行，不以言取人，而是秉持任人唯賢、選賢舉能原則。
第二，結黨營私。西方的民主選舉還根據民眾投票的多少決定勝負，本質上是根據民眾的喜好和判斷進行選舉，但如果民眾的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不夠，就容易導致結黨營私、善惡不分。《論語·衛(wèi)靈公》中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子貢問孔子：“鄉(xiāng)人皆好之，何如？”孔子說：“未可也。”子貢又問：“鄉(xiāng)人皆惡之，何如？”孔子說：“未可也。不如鄉(xiāng)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可見，全鄉(xiāng)善良的人都喜歡他，不善之人都厭惡他，才能判斷一個人的善惡。
《群書治要·史記》記載，齊威王剛即位時，諸侯討伐，國家不治。于是，齊威王召來即墨大夫，說：自從你到即墨后，寡人每天都聽到毀謗你的言語。但寡人派人去即墨視察，發(fā)現(xiàn)田野開辟，人民豐衣足食，官府沒有積壓的公事，齊國東部因此得以安寧，這是因為你不會討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贊譽。于是，齊威王封了即墨大夫一萬戶食邑。威王又召來了阿大夫，說：自從你去駐守阿，每天都能聽到贊譽你的聲音。但寡人派人到阿地視察，田野沒有開辟，人民生活貧苦。趙國攻打甄地時，你不能出兵救援；衛(wèi)國取得薛陵時，你居然不知道。這是由于你善于以重金巴結寡人的左右以求取聲譽所致。”當天齊威王就烹殺了阿大夫且把曾經贊譽阿大夫的人也一起烹殺。從此，齊國上下恐懼，不敢文過飾非，最終齊國大治。
《群書治要·六韜》總結了賢者不被重用的七種情況：“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為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特別是財貨上流，說明君主貪財好利，而賢德之人不自私自利。君主有這種喜好，賢德之人當然不會得到重用。而這些賢德之人不被重用的情況，都是西方民主選舉不能避免的。
如果依據眾人的贊譽選拔人才，很可能得不到真正的賢士，反而使真正的人才因小人的嫉賢妒能而不被重用。《群書治要·說苑》記載了管子用“猛狗”比喻國君身邊的嫉賢妒能之人：當賢人想來輔佐國君安定天下時，這些人唯恐賢人取代自己，像“猛狗”一樣，惡意誹謗、中傷賢人，甚至結黨營私，埋沒賢人。對此，《群書治要·六韜》有精辟論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則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于危亡。”
第三，引發(fā)對立。西方民主競選中的一大特點就是“自贊毀他”，帶動的是競爭的風氣，而競爭加劇就會引發(fā)斗爭，斗爭升級就是戰(zhàn)爭，沖突就在所難免。通過這種方式選出的領導者，也容易用對立的方式處理問題，導致社會沖突不斷。古人提倡讓賢并通過制度保證選任樂于薦賢之人。因為只有毫無私心、不嫉賢妒能之人，才能薦賢。因而能否薦賢也成為古人評價官員政績的標準之一。
第四，遺漏人才。《群書治要·晏子》記載，晏子將人才分為三等：“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這是因為，賢德之人不圖私利、不計功名，出仕為官是為輔佐君主，達致天下安定。最上等的賢德之人不會參與競選，因而難于被舉薦做官，因而需要有賢明的君主誠心禮請，就像劉備三顧茅廬禮請諸葛亮一樣。相反，最下等的人裹挾私心，只要能升官發(fā)財，就愿意競爭而不會輕易退位。因此，競選的最好結果只是選出中等人才，很難排除急功近利的競選者當選，而最上等人才卻被遺漏。另外，當選的執(zhí)政黨一方執(zhí)政時，在野黨方面的人才也難以發(fā)揮作用，導致人才浪費。
正是借鑒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并認識到西方選舉民主的弊端，中國共產黨將民主選舉與協(xié)商民主相結合，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推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后就毫無發(fā)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后就被冷落，這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古圣先賢很早就認識到，要實現(xiàn)國泰民安，在位者就必須傾聽人民的呼聲，使下情上達。《群書治要·潛夫論》中講：“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為此，他們設立了各種制度聽取諫言，了解施政得失。《群書治要·漢書五》記載：“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然后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這些勸諫制度的制定，都是為了廣開言路、洞察隱憂，做到兼聽則明。古代圣哲明王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讓人們可以隨時進諫，甚至洗耳恭聽百姓的怨罵，誠心接受，真正做到了廣泛聽取民眾意見、全面細致體察民情。
與古代的“諫議之木”類似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中的協(xié)商民主。改革開放后，協(xié)商民主貫穿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過程，覆蓋政黨、人大、政府、社會等各領域。在傳統(tǒng)文化君仁臣忠的觀念影響之下，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是一體的關系。因此，在位者對人民盡到“君親師”的責任，做到率先垂范、愛民如子、教學為先，而民眾的回報則是不令而行、盡忠職守、感恩戴德。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系不是相互對立、相互沖突，而是相互愛護、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盡其責。正是這種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基因，孕育出獨具特色的協(xié)商民主，通過協(xié)商達成共識，而非通過對立走向相互指責或否定。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協(xié)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全面發(fā)展協(xié)商民主……推進協(xié)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fā)展。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完善人民政協(xié)民主監(jiān)督和委員聯(lián)系界別群眾制度機制。”這種全過程民主就使得各級、各黨、各社會群體、各方面民眾的意愿都能通過適當渠道得以充分表達，更好地從制度上保證了人民當家做主。
三、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建設文明中國提供道德根基
文明是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重要特征。輝煌燦爛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使得中華文明成為世界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斷并延續(xù)至今的古老文明，使中華民族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開創(chuàng)了一個又一個“可久可大之功”，中國也因此被譽為“禮義之邦”“華夏之族”。這是因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貫穿著“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文化教育思想。
古圣先賢在觀察天地自然、社會人文之道(規(guī)律)的基礎上，提出了促進身心和樂、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天下和平的常道。《易·賁》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日月星辰交錯排列，陰陽寒暑四季變化；觀天象運行，體察四時的遷改。人文是人類社會的倫理秩序，圣人觀察人文，用詩、書、禮、樂等教化天下，天下則能成其禮俗。這就是圣人順應天道自然的規(guī)律，對應人道之禮以教化人民。自然而然的規(guī)律就是“道”，天道、地道、人道，這些都是“道”的表現(xiàn)。詩書禮樂等被統(tǒng)稱為“文”，這些“文”皆是承載“道”的方式，學習文字、典籍、禮樂、藝術等皆以“志于道”為目的。文以載道、以文化人是中華文明綿延不息的基礎。
“文”的甲骨文（
）和金文（
），皆象人身上花紋之形，紋身是“文”的本義。小篆寫作“
”，《說文解字》云：“文，錯畫也，象交文。”“文”后來泛指符號，引申為文字，進而有了文章、禮樂、曲調等意，表現(xiàn)在事理方面，是倫理、道德、哲學、歷史、文藝、科學、宗教、法律、風俗、習慣等等。“化”的甲骨文（
）和金文（
），象兩個人形，一個正立（人），一個倒立（
），會意變化顛倒之意。小篆寫作“
”，與金文一脈相承。“化”本意作“變化”解。《說文解字》云：“化，教行也。”這是引申義。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教行于上，則化成于下。”《說文解字》將“化”字歸入“
部”而不歸入“人部”，這是在強調“
人者”，而不是“
于人者”。人受教而變化就是“化”。“文化”二字合用就是“以文化人”，這也是文化的本質。
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形式包括文字、文章、禮樂、戲曲、書法、繪畫、舞蹈、雕塑、建筑、工藝、園林等，都秉持了“思無邪”的理念。歷史上對“思無邪”的注解有不虛、真情流露、無有邪曲不正之念等，可綜合理解。即無論哪一種形式的藝術，都應源自純凈純善的性德，引導人們向善好德，做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不能引起人邪曲不正的念頭和行為。
完美的文藝作品是真善美的統(tǒng)一。所謂“俗文化”，不是內容低級趣味，而是以人們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形式宣講倫理道德，從而變化人的氣質，實現(xiàn)轉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凡成圣之目的。
在文化建設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汲取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內涵，強調：“經濟總量無論世界第二還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夠鞏固住我們的政權。經濟發(fā)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國家能夠稱為強大嗎？”“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fā)展繁榮為條件。”這就強調了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人們道德水平的提升和精神文明的發(fā)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xié)調的現(xiàn)代化”。
中國古人不僅建設本民族的高度精神文明，還秉持著“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始終與四方民族保持著廣泛交流。蘇秉琦認為：“從舊石器時代起直至今天，中國文化從來不是封閉和孤立的。誠然，中國歷史上有過‘中華帝國無求于人’的閉關鎖國的政策和時代，但事實上的內外交流幾乎一天也沒有停止過。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見經傳的條條通衢更是如此。”早在周武王時期，蠶種就被引入朝鮮。在周穆王時期，絲綢、青銅等精致的中國商品就已經開始流入蔥嶺以西。回顧歷史，盛世時期因為文化自信自強，也是文化對外傳播、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時期。
中國古代的文化交流，通過“走出去”的向外文化傳播和“請進來”的文化吸納，促進了中華文化遠播世界，也促進了各國文化傳入中國。中華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紛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中華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這就避免了中華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鑒、文化不斷融合的過程中被其他文明反噬。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納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則在歷史的發(fā)展中被逐漸淘汰。
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歷史節(jié)點，面對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使人類和平面臨的嚴峻危機，習近平總書記從中國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出發(fā)，審時度勢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倡議并強調“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fā)展的重要動力”。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fā)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思想的提出，離不開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借鑒。
正如李書磊所總結：“我們黨堅持胸懷天下，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我們創(chuàng)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拓展了發(fā)展中國家走向現(xiàn)代化的新途徑；以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應對全球共同挑戰(zhàn)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這些理念和實踐的貢獻，從深層來說淵源于汲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借鑒世界優(yōu)秀文明成果、結合中國國情發(fā)展起來的先進文化，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自信開放包容的鮮明特質。”
四、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建設和諧中國提供有效方法
把和諧作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借鑒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結果。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yī)、老有所養(yǎng)、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續(xù)用力……建成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yī)療衛(wèi)生體系……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xù)，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其中對社會和諧的描述與《禮記·禮運》中的理想社會景象可謂一脈相承，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
在中國古代大一統(tǒng)王朝下，國家很早就注重從制度設計層面消除因為階層、行業(yè)、老弱、疾病、災難等所導致的弱勢群體問題，促進社會和諧。古禮規(guī)定，在位者除了不與民爭利之外，還要承擔慈幼、養(yǎng)老、振窮、恤貧、寬疾等責任。如十四歲之前的少年不服徭役；五十歲以上鄉(xiāng)里養(yǎng)老，六十歲以后由國家養(yǎng)老，養(yǎng)于國中的小學；七十歲以上的養(yǎng)于大學；對于鰥寡孤獨等困窮之人，要提供谷物糧食；要加賞以身殉國者的后代，對以身殉國者的妻子兒女提供財祿的供給；凡有殘疾不能做事者，不在征兵作士卒之數。《禮記·月令》有詳細規(guī)定，“仲春之月，養(yǎng)幼少，存諸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fā)倉廩，賜貧窮，振乏絕”，“仲秋之月，養(yǎng)衰老，授幾杖”，“孟冬之月，賞死事，恤孤寡”。鰥寡孤獨廢疾者，也就是現(xiàn)在所謂的弱勢群體，是社會中的“短板”，把“短板”補齊是實現(xiàn)和諧社會的關鍵。
借鑒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扶弱濟貧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突出位置，創(chuàng)造了人類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持續(xù)時間最長、惠及人口最多的減貧奇跡，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在古人看來，實現(xiàn)社會和諧還必須重視倫理道德教育。中華先民發(fā)展出以和諧的人倫關系為基礎的定居型文明。《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舜帝為此深深憂慮，便讓契興起倫常教育，包括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夏商周三代時期的鄉(xiāng)學與大學，目的也都是教導人倫，促進社會和諧。
新時代建設和諧社會仍然借鑒了古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從而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傳統(tǒng)美德貫穿于國民教育的全過程，滲透到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方方面面。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主持召開思政課教師座談會，提出“立德樹人”的教育理念；召開文藝座談會，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德藝雙馨；同時，反復強調黨員領導干部要加強以“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為主要內容的政德修養(yǎng)，通過在黨員領導干部中開展群眾路線教育、“三嚴三實”教育、“兩學一做”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黨史教育等將“教學為先”的理念制度化、常態(tài)化。
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中華文化自古就有“尚和合”的理念以及“和而不同”的價值追求。中國的哲學邏輯以一元和合為基礎。《易·系辭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對立的陰陽兩儀在此消彼長之中完成了轉化，始終保持著平衡并統(tǒng)一于太極之中，如此周而復始，萬物就在這溫暑寒涼不斷變化之中生生不息。
中國傳統(tǒng)哲學講求的“生生”，與西方哲學所講的“生死”完全不同。從生到死是線性發(fā)展，而從生到生則必須辯證思維，死亡并不是結束，而是下一個開始。這樣眼光就不會局限在當下，不會局限在我的人生、我的文化、我的民族、我的國家，還會放眼過去、未來，胸懷你方、他方。因此，“生”則必然走向“和”，因為對抗的盡頭是毀滅。一元和合的整體思維與生生的動力使中華大地各處得以“不同”而“和”，也使中華文化始終保持生機活力。
“和”與“同”的區(qū)別，早在春秋時期晏子就做過論述。《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子認為梁丘據只是和齊景公意見相同的人，不是與景公和諧的人。晏子用做菜來比喻。烹飪要用不同的佐料，“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心平就能德行相和。君臣之間也是如此，獻可替不，如此才能其政平、民心安。而梁丘據只是一味順從君主的意見，就像用水做佐料去調和水的味道，不能追求“同”的道理就在此。在“和”與“同”的區(qū)別就在此。在《論語·子路》中，孔子也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華文化既尊敬和欣賞文化間的差異性，也尋求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之間的共同性，以達到共存共榮。正是傳統(tǒng)文化中共同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道德觀念，能夠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團結在一起。習近平總書記充分借鑒了這些思想，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他20次提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倡導“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要求“最大限度團結依靠各族群眾，使每個民族、每個公民都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共享祖國繁榮發(fā)展的成果”。這些精辟闡述，為促進社會和諧提供了科學指南。
五、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建設美麗中國提供關鍵理念
黨的十八大首次把“美麗中國”作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把生態(tài)文明建設擺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zhàn)略位置。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考察時強調：“對人的生存來說，金山銀山固然重要，但綠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內容，是金錢不能代替的。”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fā)展。”這些理念的提出，離不開對中國傳統(tǒng)“天人合一”理念的繼承和發(fā)揚。
“天人合一”是中華先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觀人世而發(fā)展出的重要思想。《易·乾》：“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至董仲舒則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被表述為“與天地參”“民胞物與”“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等。《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張載《正蒙·乾稱》之《西銘》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王陽明在《大學問》中對“天人合一”理念有深刻闡述，并引申出了“一體之仁”：“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
深受“天人合一”等理念的影響，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自然從未被看作人類征服、主宰和控制的對象，而是形成了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關系。例如，始建于戰(zhàn)國時期的都江堰，是根據岷江的洪澇規(guī)律和成都平原懸江的地勢特點，因勢利導建設的大型生態(tài)水利工程，不僅造福當時，而且澤被后世，體現(xiàn)了道法自然的生態(tài)智慧。中國古人從“天人合一”等智慧出發(fā)，實現(xiàn)了社會與自然雙雙可持續(xù)發(fā)展。
習近平總書記傳承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多次強調：“我們要認識到，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自然遭到系統(tǒng)性破壞，人類生存發(fā)展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
“依時而動”是中國古人在“天人合一”理念的指導下實現(xiàn)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方面的重要實踐。《禮記·月令》記載了十二個月分別要做的政事。“月”即天文，“令”即政事。
古代圣王“上察天時，下授民事，承天以治人”，制定了一套依據天文、陰陽五行來施行政事的綱領，按照天道、天時來治民。例如，在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到東郊舉行迎春之禮，命令三公頒布德教，宣布時下的禁令，迎春之禮后祭祀上天。選擇吉日，天子親自率領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在藉田耕種，率先垂范注重農業(yè)這個本業(yè)。孟夏之月，不可大興土木，不可大量征發(fā)民眾，因為此時正值農忙，隨順天時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不誤農時”。季夏之月，由于雨水浩大，便不可大興徭役，否則會有天殃。孟秋之月，命令將帥挑選武士，磨礪兵器；命令治獄官慎重判刑；命令百官修繕堤壩，謹防堵塞，以防止水澇災害。因為秋天主金、主肅殺之氣。仲秋之月，司農之官則催促人民收藏谷物；務必積蓄干菜，多積聚糧食，以為過冬做預備；并勸勉民眾種麥，不要錯過農時。孟冬之月，命令百官謹慎保管府庫、谷倉的糧食、財物；鞏固封疆，防備邊境，完善要塞，緊守關口橋梁，舉行大飲烝之禮。到了季冬之月，則命令田官告訴民眾取出五谷的種子，說明大寒氣節(jié)已過，農事即將開始，命令農民計劃耕種的事宜，修理翻土的耒耜，備辦耕田的農具；天子與公卿大夫共同修訂完善國家的法典，按照四季的時令，以確定哪些適用于來年。
《禮記·月令》不僅關注農業(yè)生產，還涉及國家祭祀、徭役、軍事、社會保障、生態(tài)保護、文教等各個領域。中國古人能夠做到隨順天時、依時而動，是因為古人能夠敬畏自然。祭祀中的祭天之禮，就是敬畏自然規(guī)律的重要體現(xiàn)。天地祖先、天子百官、黎民百姓、山林鳥獸共同構成了一個息息相關的生命共同體。人作為核心，要發(fā)揮維護“一體”的作用，踐行天地厚德，隨順天時，生養(yǎng)萬物，這是仁心、仁政的最好落實。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引下，古人“依時而動”，構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tài)文明。
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世界唯一一個不間斷傳承發(fā)展的文明，與古人極為重視環(huán)境保護的思想密不可分。《禮記·月令》中有很多具體的生態(tài)保護思想：春天是萬物萌發(fā)的季節(jié)，要禁止殺伐，保護幼小，不可逆生氣而行。“(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夏季是萬物生長的季節(jié)，樹木生長但尚未堅韌，還不得砍伐。“(孟夏之月)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fā)大眾，毋伐人樹。”“(季夏之月)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秋天才是收獲的季節(jié)，因此有“(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更可貴的是，《禮記·月令》不僅規(guī)定了什么季節(jié)應做之事，還說明了如果反季推行政令會導致什么樣的惡果。如仲春之月“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為害”；仲夏之月“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仲秋之月“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仲冬之月“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古人不僅從法律政令等制度上加強環(huán)境保護，還教導民眾在心靈深處樹立環(huán)保意識，培養(yǎng)“仁心”“仁德”。《淮南子》記載，巫馬期前往單父察訪子賤教化百姓的成效，見到一人在夜間捕魚，但捕得之后又將魚放歸，便問其原因。漁夫說：長官子賤不允許捕撈正在成長的小魚。我剛捕到的恰是小魚，便把它們放了。巫馬期感嘆子賤的德政達到極致！不捕撈尚在生長的小魚，不僅是環(huán)保的規(guī)定，更是仁心的體現(xiàn)。因為子賤對百姓起到了君親師的責任，特別重視教育百姓，因而百姓皆有仁心仁德以及生態(tài)保護意識。《史記》稱贊子賤的治理是“不忍欺”的最高治理境界。這其中體現(xiàn)的環(huán)保理念，達到了心靈環(huán)保的境界，唯有如此(即不必依賴嚴刑峻法)才能起到保護環(huán)境的良效。
建設美麗中國，實現(xiàn)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和智慧發(fā)展根植于生生不息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中華文明傳承五千多年，積淀了豐富的生態(tài)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勸君莫打三春鳥，兒在巢中望母歸’的經典詩句，‘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的治家格言，這些質樸睿智的自然觀，至今仍給人以深刻警示和啟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全局和戰(zhàn)略的高度，對生態(tài)文明建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形成了習近平生態(tài)文明思想，為我國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建設指明了科學方向，這離不開對“天人合一”等理念的發(fā)揚。
總之，古圣先賢在觀察天地自然之道、社會人倫之道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規(guī)律和準則，因而形成了獨特的具有中華文明標識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這些規(guī)律和觀念經歷了漫長歷史發(fā)展的驗證，皆是大浪淘沙的結果，歷久彌新。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yōu)勢，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wěn)腳跟的根基。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中華文明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不患寡而患不均”“民為邦本”“以文化人”“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深厚的文化土壤、獨特的文化基因，是我們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深厚的歷史根基、文化底蘊、思想源泉和精神滋養(yǎng)。
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守正創(chuàng)新，汲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智慧，從統(tǒng)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zhàn)略高度，創(chuàng)造性提出了關于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觀點，科學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等世紀之問、中國之問、時代之問、世界之問，推進了文化自信自強，展現(xiàn)了胸懷天下、面向未來的寬闊胸襟，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廣泛認同和一致?lián)碜o。
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汲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建設現(xiàn)代化強國、創(chuàng)造并不斷豐富發(fā)展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經驗與成就，必將為世界各國正確認識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提供借鑒，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出路，在世界文明史上再創(chuàng)輝煌。
【注：為方便閱讀，本文略去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