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為政以德出自《論語·為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在這里，孔子特別強調了為政者的道德對于達致社會大治的重要性。好的法制對于治國理政而言是必需的。但是同時也應看到，唯有有道德的領導者才能制定出公正的法律。因此，必須重視為政者的道德品質以及道德教化在治理中的重要性，強化道德對法治的支撐作用。
忽視道德教化導致的社會問題
如果僅僅重視法制監督機制的健全，而忽視了道德教育，不僅不能夠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還會產生以下社會問題：
其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人們因為懼怕刑法的處罰免于作惡，但是沒有羞恥心，甚至還以作惡后能想方設法地免于刑法的處罰而沾沾自喜，自以為聰明。這表現為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狹義地講，“反社會行為”就是指沒有觸犯法律但卻是不道德的行為，如霸占座位、青少年酗酒等等。
其二，“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即法律條款越來越嚴密具體，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違法亂紀的人卻依然眾多。這表現為監獄人滿為患，執法機構人手短缺。嚴酷的法律和監督機制可以把犯罪的人關進監獄，但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如果缺乏倫理道德的教育，犯人們在監獄里學到的反而是更加狡詐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釋放，仍然為害社會。如果不能制止人們作惡的心，即使把每一天都用來懲罰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這就如高科技手段在協助破案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是人們并沒有因為破案手段的提高而免于犯罪。西方哲學家麥金泰爾在他的一本著作《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質疑：“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所謂的正義制度、正義規則是‘誰之正義’呢？”社會和諧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心的善良和行為的正當，所謂“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
其三，“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徒有嚴刑峻法，不能培養出品德高尚的圣賢君子。《淮南子》中說，靠法律和制度建設可以把不孝的人判處死刑，但是不能夠使人們成為孔子、墨子那樣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能對竊賊施以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為伯夷那樣廉潔、有志氣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個人在家都能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言為世則，行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為世間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
其四，不能達到“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通過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所達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管理境界。《體論》中說到：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禮法則緊隨其后。道德與禮法都是引導人民的工具啊！遠古時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轉向善良，卻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轉向善良，這是最好的治理；其次，使人民互相禮讓，身受勞作之苦而并無埋怨，這是次一等的狀況；再次就是用法規來糾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歡從善，因畏懼刑罰而不敢做非法之事，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法律法規再健全、再完備，最終還是要靠人來執行。如果忽視對司法人員的仁德仁心、正義美德的培養和自我境界的提升，即使有了好的法制也難以推行好并且達到國家大治的結果。《孟子·離婁上》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只有具備仁愛道德的人才適宜處于領導地位。如果不仁之人處于領導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民眾。
正是因為孔孟仁者愛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鮮明特征。因此，在以禮、樂、刑、政為核心內容的治理體系之中，中國的領導者特別重視禮樂的教化作用。《孝經》中講：“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中也講：“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道德教化的步驟和方法
《孔子家語》中記載：孔子任魯國大司寇時，有父子倆前來打官司，孔子把他們關在同一間牢房里，過了三個月也不予審理。后來，父親請求撤訴，孔子就赦免了他們。季孫聽說了這件事很不高興，說：“司寇欺騙了我。他以前告訴我說：‘治理國家必須把孝道放在第一位。’現在殺一個不孝之子，來教導百姓盡孝，不是很好嗎？可他卻將他們父子兩人全都赦免了，這是為什么？”
孔子聽說后，說：“居上位者不行正道，在下位的百姓就會犯罪，百姓犯罪就把他殺掉，這不符合情理。不教導民眾培養起孝心，而用‘孝’來審判官司，這是殺無辜之人。全軍潰敗不可斬殺士卒，司法混亂不可處罰百姓。因為上面不施行道德教化，罪責不在百姓的身上。下達命令松弛遲緩，誅殺卻很嚴厲，這是殘害百姓；橫征暴斂沒有一定的時節，這是暴政；不事先警戒教育就苛求做到，這是虐政。政事杜絕了這三種情形，然后才可用刑。”
那么，應該如何實施道德教化呢？這也是有步驟和規律的：首先要為人們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讓人們信服。當人們明白了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就不會輕易作惡。如果只是表面上重視道德教育，實際上，人們并不能形成明確的、家喻戶曉的善惡標準。宣講了道德之后還是不行，就要崇尚那些有德行的人，以勸勉百姓向善。如果還是不行，就要廢黜那些不道德的人，讓人們產生畏懼心。這些全都做到了，百姓自然就端正了。倘若還有奸邪之徒頑固不化，才給予刑罰的制裁。這樣民眾就能明理知恥而羞于犯罪。于是，就不須使用嚴厲、苛責的政令，而刑罰也可擱置不用。
孔子接著說：“然而現在的世間卻不是這樣，教育混亂，刑罰繁多，使人迷惑從而陷入罪責，之后又用刑罰來制裁百姓。結果，刑罰越來越繁多，但是盜賊卻數不勝數。社會風氣由盛轉衰已經很久了，雖然有刑法，人民怎能不逾越呢？”孔子提醒，要先對民眾施以道德教化，使他們明確自己在倫理關系中的責任和義務，然后才用刑罰制裁。如果人民沒有接受教育，做了邪曲不正的事，那是應該考慮給予寬恕的。寬恕之后，一定要對他們進行倫理道德的教育。
德主刑輔，化被四海
《漢書》中說：“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圣王都是承順天道來治理。天道都是好生惡殺，所以圣王一定是把道德教育作為要務，而把刑罰設置得非常簡單。現在廢除了古圣先王的道德教化，單單地讓執法的官吏制裁人民，還想讓道德的教育化被四海，是很難有所成就的。
《孔子家語》記載，孔子的弟子閔子騫在費地任行政長官時，向孔子請教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說：“要用道德和禮法。道德和禮法是管理百姓的工具，它們好比是駕馭馬要用的嚼子和籠頭。如果把國君比作駕馭馬的人，那么官吏就是韁繩，刑罰就是馬鞭。所以國君管理政事，只是掌握好韁繩和鞭子就可以了。”閔子騫又問：“請問古人是如何執政的？”
孔子說：“古代的天子把內史（協助天子管理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的官員）當作自己執政的左右手，把道德和禮法當作嚼子和籠頭，把百官當作韁繩，把刑罰當作鞭子，把百姓當作馬匹，所以統治天下數百年也不失去江山。善于駕馭馬匹的人，為馬戴好嚼子和籠頭，備齊韁繩和馬鞭，均衡地使用馬力，平撫馬的情緒。所以不用吆喝，馬也會響應韁繩而動；不用揚鞭就能使馬跑到千里之外。善于治理百姓的君王，統一道德和禮法規范，端正百官的言行，協調均衡地使用民力，使百姓和順安寧。所以政令不必三令五申，百姓便會順從；不用刑罰就能教化治理好天下。他的恩德可以感通天地，天下百姓紛紛歸附。不會治理百姓的君王，拋棄道德和禮法，專用刑罰懲治，就好比駕馭馬時，拋棄嚼子和籠頭，專用鞭子鞭打一樣，這樣一來，馬車失控就是必然的了。駕馭馬匹若沒有嚼子和籠頭而專用鞭子鞭打，馬必然會受傷，車也必然會毀壞；治理百姓不用道德和禮法而專用刑罰，百姓必然流失，國家必然滅亡。凡是治理國家而沒有道德和禮法規范，則百姓沒有效法和學習的依據。百姓沒有效法和學習的依據，就會迷惑而偏離正道。古代統治天下的君王，以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來統治國家，把六官掌握在手就如同君王握住了總韁繩。所以說，駕馭一輛馬車的人要握好六條韁繩，治理天下的人要統領好六官。因此，善于駕馭馬的人，必須端正自身，總攬韁繩，使馬均勻用力，讓馬齊心一致，即使道路回旋曲折，到處都隨心所欲，這樣既可以遠行千里，也可以快速奔馳，這也是圣人之所以能處理好天地和人事的法則。天子把內史當作左右手，把六官當作韁繩，再同三公一起管理好六官，普遍推行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五常之教，落實仁、義、禮、智、信五種做人的常法。所以只要是君王想要引導的，沒有不如愿的。”
孔子在這里把刑罰與道德教化之間的關系，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刑法對于治國而言，就像馬鞭對于駕車一樣，好的御手不能沒有馬鞭就去趕車，而是拿著馬鞭卻不輕易使用。圣人借助刑法來實現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罰就可以擱置不用。為什么要設立刑法？目的是警戒和震懾，但警戒和震懾的最終目的，是期望人們不要觸犯法律，這就是《尚書》中所說的“刑期于無刑”。
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判案和其他法官的相同之處都是依據案情定罪。但是他和其他法官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希望達成的結果是杜絕爭訟。人們為什么不去爭訟？就是因為興起了道德教育，人都被教導成好人，明白自己的本分，具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德行。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主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