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芳
編者按：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的強大不是一國獨大，中華民族的復興也不是擴張或侵略，而是以一身之自強厚德帶動天下各國、各民族自身發展，共同守護萬物命運、開創世界美好未來。這種眼界與胸懷，正是來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的理想追求。
“天下為公”原句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出自《禮記·禮運》，是孔子在參加魯國蠟祭儀式后向學生子路講述的上古大同世界的景象。他感慨與之相比，春秋時期的祭祀禮儀徒有形式，而失去了“大道”的實質，人心不公。“大道”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一以貫之的道統，是人認識到事物對立又統一的自然規律，明了天地萬物本來為一體關系的真相，所以胸懷對待任何事物都像對待自己一樣的同理心，也就是“公心”。此大道流行于上古三皇、中古夏商周三代圣賢治國理政的時代。古圣先賢立身行道，為先民謀幸福而無私奉獻。在圣賢榜樣帶動下，先民在生活、勞動中同樣“為公”不為私，“公”即“共”，大家都以天下為天下人所共有、共享、共治，各路賢達于群眾中推舉出來治理社會事務，最終實現大同世界。
《尚書》記載，上古時期的堯帝遵循古人流傳的天地之道、大公之德，憑借欽敬賢人、明察下情、推舉適當、道德純備四種品質教化先民，實現了天下安定。他誠信、恭謹、克己、禮讓，美好的德行傳播到四方以外，以至充塞于天地之間，成為上上下下的楷模。他首先修身以彰顯本性美善，上能孝養高、曾、祖、父，下能親愛子、孫、曾、玄，使得九族親睦、家族整齊；進而根據國家官員職位的需要分別選任賢才，讓有德有才之人都得到任用，所以百官盡職盡責、國家大治。國家內部治理有序、人才濟濟，在接待外賓、出使各國等方面就獲得眾多外族部落的擁戴，所以四方邦國有無互通、關系和順。天下眾人因此受到堯帝的恩惠，像崇敬日月一般尊重他的美德，自發地向他學習，民眾的修養與德行不斷得到提高和完善，最終實現了唐虞時代風俗大和的大同景象。
在孔子看來，在這樣的社會中，所有人都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奉獻。德才兼備的人被大家推舉出來治理公共事務，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和睦相處，人們不僅僅親愛自己的家人，也不僅僅撫養自己的子女，還讓老人們都能安度晚年，青壯年都有用武之地，孩子們都得到撫養，鰥夫、寡婦、失去子女的老人、失去父母的孩子、身體不健全的人、有疾病的人都得到撫恤；男子都有正當的工作、承擔責任，女子都有合適的歸宿、履行義務；人們痛恨糟蹋浪費財貨的行為，但沒有占為己有的私心；厭惡自己的力量不能發揮在有用之處，但不是為了謀取私利。所以，陰謀詭計自然閉絕不興，盜竊掠奪的事情也不會出現。因此，夜晚睡覺都不用關閉大門，這就是大同世界。
然而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正是我國歷史上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所謂“禮崩樂壞”，是指西周王朝封土建國的禮樂制度因諸侯之間征戰而日漸崩潰，造成了天下秩序的混亂。當年商紂王昏庸腐敗、喪失民心，周武王得道多助，一舉推翻殷商，建立了西周。創立之初，周武王只保留了方圓約1000里的土地作為首都，稱為“王畿”；然后把其余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給同姓宗室，以及一起打下江山的大臣貴族，讓他們建立起各自的諸侯國，大大小小約有800余個。比如，齊國的開國君主，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姜子牙，就被分封到了齊國（今山東省內）。這樣一來，西周王朝自上而下便形成“王（天子）、侯（亦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卿、大夫、士、庶民”的社會結構，這就是“封土建國”。
為穩定這樣的格局，西周統治階層制定了一套嚴格規范的禮樂制度。“禮”最初是由圣人根據天、效法地的規律而創造出來的，承載著天地之道、大公之德，貫徹在喪、祭、射、御、冠、婚、朝、聘各種禮儀活動之中，同時也指禮儀，是不同階層人們在政治、宗法、權力和義務等方面的規范準則。人們遵循禮，形式上是按照禮儀處事待人，實質上是引導人們秉公心、行正道。而“樂”是音樂，通過德音雅樂培養貴族階層的道德情操，讓人從內心引發出仁愛公心，來參與治國理政。圣人通過禮樂教化，把天地大道明示給各級官員，興起大公無私為人民謀幸福的風氣，國家自然得到治理，諸侯們都聽從周天子的號令，各諸侯國社會秩序井井有條，實現了天下民眾的安定生活。歷史上記載，周成王、周康王在位年間天下安寧，有四十余年沒有出現過犯罪事件，刑罰的器具都廢棄不用，被稱為“成康之治”。
但是到了周朝末期，周王室的貴族不再遵循禮樂制度，漸漸腐敗墮落、喪失民心。諸侯國對周天子不再心悅誠服，紛紛僭越禮制，各自都為自己家族謀取利益，競相爭奪天下的人、財、物，發動了大大小小的兼并戰爭，這就是春秋時期的“諸侯爭霸”。各諸侯國在戰爭中此消彼長。比如，楚國國土面積在西周時期只有方圓50里，到了春秋時期擴大到方圓5000里。日益強大的諸侯們不再把周王朝放在眼里，各自稱“王”；魯卿季孫氏甚至僭用天子的禮樂，享受64人歌舞團的待遇，遠遠超過禮制規定的32人；還有些大夫去祭拜以往只有周天子才能祭拜的泰山……凡此種種都是“禮崩樂壞”的表現，社會秩序被完全打亂。
在孔子生活的時代，各諸侯只關心自己的家族，付出和索取物質財富或勞動都是為了家族私利。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權力和財物，以禮的名義來設置城池，以保障自己的地盤；以禮的名義設置紀律規范，來實現君臣端正、父子親篤、兄弟友睦、夫妻和合。這樣只重視禮的名義而忽略實質，即使有制度，也尊重勇士智士，但是一切事功都是為了私利，就產生了機謀和戰事，導致民不聊生。孔子對這樣的社會痛心疾首，所以到處拜師求教，尋找救世之方。
他曾經向老子問禮，而老子也感嘆，失去“大道”以后，人心越來越狹隘，美德和禮樂都成了空洞的形式。他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意思是，“大道”喪失之后，人們就喪失了公心，不再以天下為一體，不再大公無私地奉獻，而是只顧自己領地的發展，這樣還算有大德大愛；“大德”喪失之后，人們還懂得“仁者愛人”，人與人之間還保有五倫五常的正常關系；喪失仁愛之心以后，人們還懂得講義務、講責任，只做符合道理的事情；然而在責任感喪失以后，就只能依靠禮的形式去規范行為，讓人僅僅在表面上有善的樣子而已。
孔子一生學習古圣先賢流傳下來的文化，感嘆于曾經盛世的美好，于是周游列國呼吁再創大同之治。但在當時追名逐利的統治階層無法接受，于是他退修詩書、培養賢人。當他讀到《周易》這部古老文獻時幾乎手不釋卷，在家時他將竹簡在席子上擺開閱讀，外出時則放在隨身的口袋里不時翻看，就這樣“溫故而知新”以至于“韋編三絕”，創作了十篇傳文，充分揭示出簡單卦象和古老文字背后的核心理念。
此后，《周易》作為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結晶，被后世學者稱為“大道之源”，其所承載的“天下一體”的理念統攝萬事萬物，所謂“冒天下之道”。可以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都從這里發源。在千年、萬年的歷史長河中，這一大道孕育出中華民族的廣闊胸襟、大同理想、和合品質，展開一幅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仁義禮智的中華兒女、和睦幸福的家風傳統、團結互助的社會風貌、國富民強的大治之世、睦鄰友好的天下圖景……直到今天，我們還一直承傳著這一道統，它已化作我們精神深處的文化基因。
2017年12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就指出：“回顧歷史，支撐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撐5000多年中華文明延綿至今的，是植根于中華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我們認為，世界各國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產生這樣那樣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國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擁有同一個家園，應該是一家人。世界各國人民應該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張開懷抱，彼此理解，求同存異，共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
今天，中國共產黨再次真誠呼吁，“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中國共產黨帶領著新時代中國不斷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當仁不讓地承擔起大國責任，將為人類的持續發展與共同進步作出越來越多的貢獻。
【作者系山東建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形勢與政策教研室副主任，原文出自外文出版社《讀懂中國制度》系列叢書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導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