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在《歷史研究》中講述了世界各個主要民族的興起與衰落，提出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的文化將引領人類走出迷誤和苦難。
對歷史進程的認識越全面，對歷史規律的把握越深刻，黨的歷史智慧越豐富，對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動。正是在對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而全面把握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把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為五個方面：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要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系統研究了世界各國文明發展史的基礎上，最終對中華文明給予高度評價。因為此前產生的所有文明中，歷經兩千年以上，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依舊保持文明特征連貫性的只有中華文明。從歷史上看，中國人在絕大多數的歷史階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賢“志于道”的發展方向，采取了“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堅持了“民胞物與”的道德觀念。這種宇宙觀、思維方式、道德觀念滲透在國家治理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具體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觀念和制度設計中。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治理體系，對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結果，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性及獨特的民族性，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的淵源。讀懂獨具特色的中華文明，特別要深刻理解中國歷史文化中“志于道”的發展方向，這是理解中華文明具有突出連續性的關鍵。“道”是具有普遍性的規律，依據道而治理，可以超越特殊而達到普遍，這也使得中國式現代化所包含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具有了文明價值，既有時代性，又有超越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
早在《周易》中就有《革卦》與《鼎卦》，后世將其合二為一成為“革故鼎新”這一成語，表達除舊用新的意思，與因循守舊相對。無論是《周易》中“天地革而四時成”，還是《詩經》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都旨在強調要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而非陳陳相因，故步自封。自古以來，這種改革創新精神便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成為中華民族共同堅守的理想信念，使得中華民族勇于打破舊世界，開辟新時代，迎來新征程。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這種統一性來自于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這種一體觀的影響下，父與子、夫與婦、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長輩與晚輩，乃至朋友之間、國家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以這種一元和合的思維方式為指導，中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始終保持著人與人、人與國家、人與自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諧關系。只有“一體”才能“和”，因而一體之仁的思維方式有助于化解沖突、促進和平。一元和合的思維方式是理解中華文明統一性的關鍵。而西方文化以二元對立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對立引發競爭，競爭升級是斗爭，最終引發戰爭。
當前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各類問題，是西方國家資本掌權、無序擴張、過度逐利、監管失守、政商勾結的必然結果，根源依然在西方國家的根本性矛盾。面對這些問題，西方自然會捉襟見肘、束手無策，甚至成為很多問題的幕后推手。西方發達國家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產生了貧富懸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會混亂、生態惡化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都是以二元對立為思維模式，以自由主義為出發點的必然結果。而破解這些問題的唯一路徑，便需要跳脫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回歸中華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行一體之仁。在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打破“現代化=西方化”迷思。唯有如此，才能堅定文化自信，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在協和萬邦、和而不同等觀念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世界文明的和諧共處提出確實可行的方案。
在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下，孕育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想、“協和萬邦”的博大眼光和開闊胸襟，形成了世界大同、胸懷天下的文化傳統，對內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對外形成的是“萬國來朝”的國際局面。在《未來屬于中國》中，湯因比指出，要避免世界動亂、拯救人類文明，未來的世界必須走向統合，因此，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世界政府”是必要的。但這個統合絕非依靠軍事、強權的統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統合。特別是核武器、生物圈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危機，依靠狹隘的政治國家是無法有效應對的，應該基于整個地球的一體視野去應對。中國在歷史上既有長期統一的歷史經驗，中華文化也擁有天下一家的胸襟，所以湯因比把世界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中華文化上。湯因比認為，中華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國所學習和借鑒，必能帶給世界和諧、和平與希望，因為中華文化是講求道德仁義的文化。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文化可以為紛繁復雜的世界局勢提供出路，未來需要建立一種新型世界體系，使世界人民攜手共進，共創美好未來。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
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今，經濟上通商往來、文化上交流互鑒等，都是在國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中華傳統文化自古以來就提倡“和而不同”的治理境界。中華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同時懷抱著開放的態度，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在文化不斷融合中，中華文化與其它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納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則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淘汰；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的。“志于道”“合于道”的特點不僅使中華民族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始終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華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
中國的歷史經驗是“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國雖大，好戰必亡”“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些理念在中國代代相傳，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中，使得中國始終追求和平的發展道路。雖然“王霸之辯”始終是中國歷史上爭論的焦點，但梳理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可以發現，王天下所成就的功業可久可大，而霸天下的功業雖可大但不可久。如今，王道天下與霸道殖民也成為了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背后的原因。正是在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理念的指引下，發展出了諸多超越：以人民為中心超越以資本為中心、社會安定超越資本擴張、合作共贏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超越對抗、追求長久超越追求一時，從而呈現出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對比。
《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國古人無論是在處理與家國社會之間的關系，還是在處理與天地自然之間的關系時，都崇尚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通達宇宙人生的真理，成就平治天下的事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人形成了關于治國理政和社會發展的龐大而又嚴謹的治道體系，其中既涉及為君之道、為臣之道等關乎“人”的一面，也有為政之道等關乎“制度”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治國。
習近平總書記從十個方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做了提綱挈領的概括，即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為人們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文化底蘊指明了方向。這十個方面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最好繼承和發展，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所蘊藏精神氣質的最佳體現。
唯有深刻認識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堅定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堅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并為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出路。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思想理論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