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冠軍
編者按：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其系列重要講話中大力倡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 “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此足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首先是文化復興。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劉余莉長期致力于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了深刻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探尋中華文化繁榮和復興的路徑，讓我們走近劉余莉教授。
記者：黨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我們認為，所有的自信一定是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歷史上我們是一個文化大國，今天我們卻不是一個文化強國，您認為今天我們應該怎樣重樹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劉余莉：中華文化，廣大精微，歷久彌新，孕育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歷經滄桑，百折不撓，至今仍屹立于世界東方。然而，在歷經 “五四” 和 “文革”對經典的誤讀和對圣賢的批判后，一些人對中華文化的誤解達到了頂端，因而一度喪失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改革開放以來，面對西方的經濟增長、物質繁榮和科技發達，盲目的崇洋媚外、不加選擇的 “拿來主義” 也甚囂塵上，導致了一批年輕人不認同中華五千年的養生文化，卻以吃西方的垃圾快餐為榮;讀不懂祖宗的文言文，卻以看英文電影為樂;不能欣賞禮儀之邦的禮樂文化，卻以傳唱外文通俗歌曲為流行……凡此種種， 讓人深刻地感受到，一個沒有高尚文化熏陶的民族，猶如一個沒有高尚精神支撐的軀殼。
令人欣喜的是，在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地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夢也是文化夢，因為我們要以優秀的中華文化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重樹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記者：改革開放36年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在其它領域卻出現了一些令人堪憂的問題，例如道德滑坡，理想信念缺失，貪污腐敗盛行，假冒偽劣充斥等等。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有的學者認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國，才可以解決中國社會出現的這些問題。對此，您怎么看?
劉余莉：這種觀點既缺乏對社會治亂根源的深刻分析，又忽視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產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以腐敗現象為例，腐敗通常是指國家公務人員不正當地運用公共權力以獲得非分的個人利益。從我國現實看，腐敗現象的產生應具備三個條件：(1)領導者的私利觀念和腐敗思想——它說明為什么會腐敗;(2)公共權力的存在，即領導者手中都掌握著一部分公共權力——它說明用什么去搞腐敗;(3)體制的不完善和法制、監督機制的不健全，為以權謀私提供了可乘之機——它說明何以能夠腐敗。三者缺一，都不能導致腐敗。
公共權力的存在，是腐敗產生的必要條件，但并不必然導致腐敗。公共權力既可以善用，也可以惡用，關鍵在于誰來用、怎樣用。因此，腐敗的根源只能從用權者和用權制度兩方面來尋找。從用權制度的角度看，體制、監督機制的不健全，是產生腐敗的社會原因，是外因(緣);從用權者的角度看，領導者私欲的膨脹和腐朽的道德觀是腐敗產生的思想原因，是內因(因)。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源和第一位的原因，是事物存在的深刻基礎。因此，要根除腐敗，必須解決產生腐敗的思想動因，提高領導者的道德素質和責任觀念，培養領導者的正義美德。
西方以維護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傳統中產生的。換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維護了程序上的公平正義，但仁慈博愛、誠實守信、公平正義的道德情感是通過教會培養的。所以，事實上，西方人維護社會秩序是依靠“兩手抓”：一手抓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一手抓仁愛誠信的道德教育。但是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卻僅僅看到了其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種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質。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進的制度搬到中國，但是卻并沒有解決實際問題。例如把西方奉行的民主制度搬到某些鄉村進行民主選舉村干部的時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大量的賄選拉票、營私舞弊等現象。顯然，這些問題的出現并不僅僅是制度問題，而更根本的是人的問題。
如果人的良心已經泯滅，領導者為了私利而無視公平正義的存在，制度改革最終也很可能淪為某些聰明人更加堂而皇之腐敗墮落的保護傘，甚至還會出現《群書治要·漢書》上所說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
具體講，忽視道德教育而僅僅關注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會導致了以下兩個結果：一是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如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鄰里糾紛，此外，離婚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等，更成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二是監獄以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嚴格的法律、監督機制可以把犯罪的人關進監獄，但如果缺乏倫理道德的教育，犯人們在監獄里學到的是更加狡詐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釋放出來，仍然會為害社會，所以西方社會也出現了《老子》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情形。《群書治要·袁子正書》說：“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意思是，如果不能制止人們作惡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鋸在外面執行死刑、懲罰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
當代西方社會也出現了以上這兩個問題。而這些問題僅靠維護公平正義的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是無法解決的。正如當代西方倫理學家麥金泰爾在他的著作《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所質疑的：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所謂的正義制度、正義規則是“誰之正義”呢?由此可見，社會和諧與否，從根本上取決于人心的善良和行為的正當，即古人所謂“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群書治要·孟子》也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只有仁人應處于領導地位。不仁的人處于領導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民眾。
《禮記·中庸》上記載孔子所言：“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如果領導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無論是在何種制度下，都不會對社會、對企業、對單位造成太大的危害。《群書治要·傅子》指出：“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 說明賢明的領導者必須通過推行好的制度，才能達到社會安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各個方面的制度改革，是十分及時而必要的。但是古人也同時看到，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實現大治，還必須有賢德的人去推行善政。正如習近平同志在考察曲阜后強調的：“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可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在關注制度設計的同時，重視道德教育。因此，我國當前社會改革的重點不是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而是要弘揚中華文化，培養具有正義美德的人。
記者：您剛才反復提到《群書治要》,據了解，您最近一直在研究這部傳統文化的重要典籍，《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令諫官魏征等人整理傳統文化之精要編撰而成的一部資政巨著，也是一部曾經失傳1000余年的大唐盛世的治世寶典，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勛同志生前曾為該書題詞。請您結合《群書治要》談談傳統文化對官德、民風的影響。
劉余莉：德才兼備的領導者不是憑空出現的，必須靠教育才能培養出來。《群書治要·鹽鐵論》說：“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在《群書治要·淮南子》上也說，“不知禮義，不可以刑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這就說明，靠法律和制度建設可以把不孝的人判處死刑，但是不能夠使人們成為孔子、曾子那樣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夠把竊賊給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為伯夷那樣有廉潔、有志氣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言為世則，行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為世間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
《群書治要·史記》載：“漢興，破觚而為圓，斫雕而為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道德教化)不在此(法制的嚴苛)。” 意思是說，漢朝興起，去掉棱角而力求宛轉，免去繁文縟節而提倡質樸，法網寬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魚，可是吏治卻蒸蒸日上，誰也不敢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由此看來，治理國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導，而不在于刑罰的嚴酷。
《群書治要·漢書》說：“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 意思是說：用禮義治國者，積累的就是禮義;用刑罰治理國家者，積累的就是刑罰。刑罰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禮義積多了人民就和睦親愛。本來世代君主都想讓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辦法卻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引導，德教和諧時人民的精神狀態就表現出歡樂;用法令來驅使的，法令嚴酷而民風就呈現出哀怨。
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賢文化，注重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養德才兼備的人作為官吏的候補，并進而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落實了“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保證了德才兼備的人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換言之，這種政治制度同時兼顧了公平正義和仁慈博愛兩個方面。所以中國歷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賢政治。在這種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設和改革都是圍繞著如何把人培養成為一個好人、并把好人選拔到領導位置上而設計的，其結果是“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善為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見之饑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群書治要·六韜》)
圣賢政治所達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群書治要·史記》)的理想效果。在《群書治要·體論》中也說到：“德之為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說：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禮法則緊隨其后。道德與禮法都是引導人民的工具啊!遠古時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轉向善良，卻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轉向善良，這是最好的治理;其次，使人民互相禮讓，身受勞作之苦而并無埋怨，這是次一等的狀況;再次就是用法規來糾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歡從善，因畏懼刑罰而不敢做非法之事，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而廢棄圣賢政治不用的結果，在《群書治要·六韜》上也有所說明：“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亂世愈甚，故其國不免于危亡。” 意思是說，國君把世俗(大眾)所稱道的人當作有賢能智慧的人，把世俗(大眾)所詆毀的人當作不肖之人，那就會使黨羽眾多者被提拔，不結黨者被排擠。這樣奸邪勢力就會結黨營私而埋沒賢能的人，忠臣無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用虛名取得爵位，所以社會更加混亂，國家也就難免陷于危亡的局勢了。可見，如果社會大眾的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采取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后果更加不堪設想。
總之，無論是圣賢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為基礎才能達到理想效果。忽視了人的道德素質提升而僅僅關注民主制度的推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由于人的良心泯滅而導致的種種社會問題。
記者：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較早地認識到教育對于強國富民的重要意義。《孟子·離婁上》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意思是說，再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手段，也不如教育和文化對民心的影響。請您談談中華傳統道德教育的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對今天的啟示。
劉余莉：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道德建設之所以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虛心地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道德教育的經驗，因而導致了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不夠、對道德教育規律的理解不足，并進而使人們對道德教育喪失了信心。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道德教育處于“談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必要”的尷尬地位。而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傳統社會的圣賢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觀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因此它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要明確目標、精準簡要。中國傳統社會對道德教育的重視，是從治國理念的高度來加以重視的。早在《禮記·學記》上就提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這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禮記.學記》)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斷增長。強調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學做人，后學做事，即先培養德行，后學習知識、技能，也就是《三字經》上說的“首孝弟，次見聞”。只有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系協調了，才能從根本上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
所謂大道至簡。中國傳統道德規范明確簡要，易記易傳，因而成為千百年來人們普遍奉行的價值觀，這包括四維(《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仁義禮智信)。
二要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是由儒釋道三家共同承擔的，因此，除了倫理道德教育之外，還包括因果教育，核心都是教導人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特別是因果教育，貫徹于儒釋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經》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學》的德本財末、“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皆屬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講因果報應為主題的《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等均屬于古代讀書人的必讀書，佛教講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規律講得更為徹底。中國歷史上雖無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但因社會國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報時未到”的觀念深入人心，婦孺皆知，故人不敢胡作妄為，無法無天。這些都為形成淳樸向善的民風和達到社會的安定和諧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古代的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樣，并且構成了一個完整體系：
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開始(“育，養子使作善也” 《說文解字》)。古人持家治國，可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但自五四運動已來，傳統文化慘遭批判，家規大都被廢棄，即使能夠自我反省，也因無所憑依而看不到自己的過失，致使做人沒有做人的準則，才導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層出不窮。所以，從恢復家規(《弟子規》是中國傳統家規的集大成者)開始重視家庭母教，可以從小教會子女做人的規矩，也為社會大眾提供了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觀。
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群書治要·漢書》中說到：“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意即古代的君王，沒有不把教化看作是大事的。他們設立大學以教化于國都;設立庠序(地方學校)以教化于城鎮鄉村。
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擴展，社會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無邪”的理念。因此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不論音樂、歌舞、戲劇、詩詞等等，無不是以宣揚道德、弘揚正氣為主要內容，這樣才能使社會的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在科學迅猛發展的今天，網際網絡滲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會教育對人價值觀的影響更是起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所以我們的文化部門、新聞媒體，網際網絡等，更應當承擔起弘揚社會正氣的責任，為倡導和樹立正確的道德觀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三要次序合理、制度健全。《群書治要·論語》上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與。”這就是說，勸人為善的道德教育，應當從培養人的孝心開始。這是因為，孝的教育，培養的是人的一種恩義、情義的情感。如果恩義、情義的處世原則培養不起來，就會形成一種以利害為取舍的處事原則，這樣的人往往就會見利忘義或忘恩負義。可以說，孝心一開，百善皆開。孝的教育是維持良好社會倫理秩序的根本。
中國傳統社會對道德教育的重視，是通過教育、考試、人才選拔、監察、法律、激勵制度保障的。例如：規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處罰。《孝經》有：“五行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說法，規定對不孝者要“斬首梟之”。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而其中不孝罪為“十惡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規定，罵祖父母與父母的要處以絞刑，毆者處以斬刑，從而對不孝的種種罪行作出了更具體的處罰。
除了從法制方面強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國傳統社會還通過建筑物的設計來有效地強化和實現倫理道德的教育，把倫理道德的教育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人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民間的四合院建筑，正是為了便于實行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國傳統社會承擔著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種：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擔著教“孝”的功能，教導人知恩報恩，達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效果;二是供奉著至圣先師孔子的孔廟，它教人尊師重道，承擔著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閻王的城隍廟，城隍廟里面描繪了地獄的種種情景，讓人明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關系，這有助于幫助人們形成內在的自律，使人從內心不敢去做壞事，承擔著因果教育的功能。這種高度藝術化的社會教育，體現在傳統建筑、雕塑、音樂、繪畫、美術之中，成為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中國古代對道德教育的重視，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簡單的講，社會弘揚什么，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么;反對什么，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么。也就是說，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兩者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夯實國內文化建設根基，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從思想道德抓起，從社會風氣抓起，從每一個人抓起……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讓13億人的每一分子都成為傳播中華美德、中華文化的主體。”您認為，當下應如何推動中華文化的復興,并把文化復興與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
劉余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人治國，道德教育實為首要。概觀今日災難繁多，矛盾沖突四起，人心惶惶無依，究其根本，是因為西方忽視了宗教教育，東方忽視了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所致。要徹底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就必須高度重視弘揚中華文化，把恢復中華倫理道德教育放在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來加以重視。具體要做到以下四點：第一，國家可以挑選一些國真正通達中華文化且德行兼優的教師，在電視臺、網絡廣播等各類傳媒上宣講中華倫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惡;同時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惡。第二，要真正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人才選拔標準，領導者的選拔必須具備“孝廉”的條件，無論是黨員入黨、還是選拔領導者，首要條件即是“孝廉”。第三，國民教育和黨校課程當以“五倫八德”的道德教育作為主修課或必修課，以《國學治要》、《群書治要》作為治學、治國的必讀課本。上行而下效，國家領導人要率先參加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并身體力行中華傳統美德，為社會大眾做出榜樣示范。第四，辦試驗點、辦特區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在弘揚中華文化方面，也可以選擇一個小鎮、社區、學校、企業等作為落實中華倫理文化的試驗區，將其試驗成果向全國乃至全球普遍宣揚。這種教育方式已經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湯池鎮“廬江中華文化教育中心”，以中華文化教育辦班教學，民風顯著改善，成為“和諧社會，禮儀家邦”的成功試驗實例，并引起了國際上的矚目。
回顧歷史，在中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既能夠保持各民族大團結的統一局面、又能不斷融合外來民族并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就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秉持“不同而一”的理念，在全社會提倡了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等為核心的價值理念，而且這些價值理念能夠為各個民族、各個宗教信仰的人們所認同，從而成為全體人民普遍奉行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形成了社會統一的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因而沒有出現如墨子所講的“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的情況，即社會上有一個人時，有一種道德的標準，兩個人就有兩個人的道德標準，十個人就有十個人的道德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意見和紛爭，甚至會出現當代西方社會所出現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情況。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價值觀和是非榮辱的標準，“我愿意、我高興”成為某些個體道德行為選擇的最終理由。這正是當代西方社會出現道德混亂的根源。
歷史和現實表明,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全面深化改革。但改革的重點絕不是盲目推行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民主政治，而恰恰是通過政治、行政、教育、文化等各個層面的改革，借鑒中華傳統圣賢教育，著重解決當代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文化斷層、教育失誤的問題。唯有從覺悟人性、喚醒人心做起，才能拯救人民心靈，樹立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記者：您的觀點對我們弘揚傳統文化很有啟發，文化復興不是對傳統文化的簡單學習、模仿，而是要賦予優秀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具體的方法就是：教化先行，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離不開中華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四個特色即：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其中，民族特色就包含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幾千年來，中華文化一直是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今天，中華文化依然是當代中國文化中最有自信的底色，離開了中華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族特色也就不復存在，當代中國文化也就失去了自信。由此聯系到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是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因此，今天我們所說的中華文化的復興，不是對傳統文化的恢復，而是讓中華文化的血脈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得以傳承和發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的“三個倡導”既繼承了中華文化的優秀因子，又吸納了世界文化的優秀成果，同時又具有較強的時代性。
劉余莉：黨提出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目的,就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系體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并為此提出了“三個倡導”24個字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24個字概括了國家的價值目標、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公民的價值準則。這正是繼承了中國歷史上重視道德教育以實現國家治理、社會和諧和個人修身的經驗而得出的重要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