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家瑞
溝口雄三（1932—2010年）是日本當代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中最具代表性與思想性的大家之一。他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先后就讀于東京大學與名古屋大學。溝口雄三一向治學用功，有著深厚的學術功底，對于中國明清思想史以及近現代思想史均有獨到創見。作為戰后成長起來的學者，他并非安居一方書齋之人，同時也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他極力主張“空著雙手進入歷史”的認識論，以畢生之沉潛勾勒出中國近代的歷史脈絡，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自己獨特的世界史視野，提出了多元文明的世界圖景，其研究對于日本乃至世界中國學研究領域都具有先驅性的重要意義。
（一）
少年時的溝口雄三對于西洋文化有著狂熱追求，曾形容自己“所有的細胞都散發出西歐文化的氣味”。然而在大學期間，他卻放棄德文轉修中文，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溝口雄三在晚年憶及這一人生轉向時說道：“中國革命使我獲得了一個自覺，就是滌蕩了我的幼年時代、少年時代，以及我遭遇到毛澤東革命時的全部歷史。”溝口雄三在大學時了解到了日本侵華歷史與中國革命情況。他猛然意識到，自己接受的歷史教育是經過涂抹與修改的謊言，也覺察到內心深處對于亞洲的歧視和偏見。這一滌蕩使得他的內心發生了顛覆性變化，促使他轉向對中國的研究。
之后，他花費了畢生精力沉潛于中國前近代的哲學思想與歷史研究，提出了“基體展開論”“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等富有創見和影響力的觀點。此外，溝口雄三還積極參與到學會活動與社會活動中去。他在東京大學任教期間，創設了“東大中國學會”（后更名為“中國社會文化學會”），其最大特點是打破學科壁壘，不僅關注中國哲學與文學，也關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這在日本是很少有的。溝口雄三在東京大學內部建立了文史哲跨學科對話機制，強調思想史、社會史與文化史的溝通與聯動。經過數年耕耘，使得東京大學人文部以其綜合性特色成為日本漢學研究的一方重鎮。溝口雄三還于2007年作為牽頭人聯合全日本宋明學專家之力啟動了《朱子語類》日譯及出版這一浩大的學術工程。他為了籌措資金多方奔走，并為出資企業家的研習機構義務開設《論語》講座。溝口雄三所主導的這些學術工作對于亞洲乃至世界中國學研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溝口雄三認為中國古代典籍的研究并不止于勤勉地積累知識，然后將這些知識進行精密的羅列組合，而是應該將其視為認識一個國家民族的存在方式來認真對待，并將這一學術研究與當下時代聯系起來。懷著這樣嚴肅的追求，溝口雄三在其研究生涯中不斷自我追問：在這個亞洲不斷劇變的時代，我身為日本人為何要研究中國學？我做中國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又是什么？在中國哲學思想的世界沉潛近50年后，他心中的答案逐漸明晰：以他者視角重新思考中國歷史運動及其變革的內在邏輯，將亞洲民族國家置于亞洲自己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進而以中國為方法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固有范式，從人類普遍性立場出發重新理解現代世界的多元性。
溝口雄三的這種自我追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學術取向，也促使他作為發起人之一，組織了超越國家和民族的“中日知識共同體對話”活動。參加對話活動的中日兩國知識分子，以強烈的責任感和追求正義的共同立場，對于自己的國家民族及當下世界的具體問題均有著深切關懷。對話持續了6年之久，致力于自我批判和對固有偏見的消除，為促進中日之間溝通交流及增進世界各方學者的互相理解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
作為重視方法論的學者，溝口雄三提出了自己的歷史認識論，構建了當時頗具沖擊力的研究范式，開啟了日本中國學研究之新風氣。
在溝口雄三對中國學研究的思考中，回到真實的歷史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溝口雄三認為：“雖然人們總是說歷史學是有關事實的學問，但是我覺得歷史學是有關事實的選擇方法和組合方法的學問。”因此，在歷史敘述這一工作中，歷史學家的意圖成為根本問題之一，即歷史學家從什么立場出發來選擇事實并進行組合，期待借此傳達什么聲音。對此，溝口雄三的主張是“空著雙手進入歷史”。這意味著歷史學家必須放棄既有的意識形態、知識框架以及內在偏見。此外，研究者需要在不限定研究主題與對象的前提下，以時代先后為順序，閱讀盡可能多的文獻。這樣才能排除尋找事實、取舍組合的可能，進而尋找到歷史的本來樣態。
此外，“空著雙手進入歷史”的同時必定有一個進入歷史的自我存在。溝口雄三強調，這一自我存在的意圖，必須不同于意識形態與既定偏見之類的意圖，而應屬于更高層次的“被給定的意圖”。他以自身經驗為例，指出自己的研究意圖為：與當今世界的偏見與歧視戰斗，對抗亞洲研究領域中以西方中心主義視角為框架的偏見與偏見的再生產。這一意圖也是他追尋中國歷史脈絡的動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溝口雄三專門指出，自我存在的意圖雖然是推動歷史研究的原動力，但并不直接構成研究者進行歷史敘述的先行前提。因此，研究者們必須一直保持對自己意圖的不斷追問。
溝口雄三認為，只有經由不帶任何先在觀念地對史料的沉潛，某種歷史脈絡和歷史動力才有可能自行浮現。溝口雄三在提出這一歷史認識論的同時，也將其訴諸學術實踐。他沉潛于明清思想史中，將哲學性的思想史與經驗性的社會史融合起來，勾勒出了從宋代二程學、朱子學到明清思想家群的動態歷史脈絡，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基體展開論”，即中國近代是以中國固有傳統為基體發展而成的，主張拋開歐洲標準與進化史觀等預設的歷史觀念，而從中國內部出發進行研究闡釋。溝口雄三的歷史觀重構，為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論述框架。
（三）
溝口雄三在深入宋明理學思想世界之后，發現中國思想自有其發展的內在邏輯與脈絡，無法以歐洲的歷史敘述與價值觀念為基準來評判分析。這一發現促使他以相對于歐洲的“亞洲”為空間單位，構筑出了新的研究范式和歷史視野，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更為宏大的氣象，形成了多元性世界文明圖景。
在溝口雄三所在的時期，主流學界的世界認識建立在以歐洲標準為世界標準的基礎之上。但溝口雄三在長期的學術探索中，通過中國的哲學文本與歷史文獻看到了一個以歐洲標準無法把握與衡量的世界。他的著作《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中國的沖擊》以及《作為方法的中國》等，均在對當時主流的知識模式發起挑戰，試圖構建獨立于西方現代性價值體系的學術范式。在他的論述中，中國的內在歷史邏輯有著自己的獨特性，并非遵照或對立于西方標準的存在。在中國的哲學概念或歷史脈絡中，有的與西方價值相關或相對。但兩者在很多情況下處于互不相交的狀態，各自發展不同的歷史敘事。可惜的是，學界常常因為歐洲標準，忽視或拒絕去關切中國歷史的獨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溝口雄三對歐洲標準的拒絕，并非為了獨尊亞洲標準。他試圖通過建立多元化歷史觀來充實人們對于世界的多元性認識，構筑多元的世界圖景。在認識中國特殊性的同時，歐洲標準便得以相對化。這可以幫助我們打破以往視歐洲中心主義為普遍標準的思維框架，找到更為包容、準確的評價標準。但除了認識中國，還需要“把視野擴大到中國之外，展開一種超越哲學、思想和思想史框架的新研究”，去追尋比之更高的目的。
溝口雄三指出：“以中國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國作為構成要素之一，把歐洲也作為構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在這一構想下，歐洲和亞洲作為世界的一部分各有其特殊性，兩者都應被放在世界的背景下來進行理解。因此，不同國別的學者們應當站在文化的立場與人類普遍性的立場上，通過平等地理解世界不同部分的歷史脈絡，來探索更高層次的世界秩序，創造和諧包容的多元世界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