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靜思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參，字子輿，孔子晚年弟子之一，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儒學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后世尊為“宗圣”。曾子天生資質并非聰穎，《論語·先進》篇記載孔子對其評價也只有“參也魯”三字。然而，值得人深思的是，為何生性魯鈍、資質平平的曾子，最終能得到“宗圣”的儒學大家地位？其關鍵一點就在于曾子好學。學則覺矣，曾子為學不倦且能將所學知識及時轉化成智慧，并終其一生持守奉行仁義之道，為后學承傳儒道樹立了典范。
“仁以為己任”
讀書治學必須先行立志，并且要立大志。曾子認為，讀書治學應當以弘揚仁道作為目標。
《論語·泰伯》篇中，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士”即讀書人。曾子認為讀書人肩負著弘揚仁道的使命，責任重大、道路遙遠，所以縱然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也在所不惜。曾子還對能擔重任的君子（讀書人中的典范）進行褒揚：“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指有這樣的人，年幼的孩子可以托付于他，國家的大事同樣可以托付于他，面對安危存亡的緊要關頭，他能夠毫不動搖，這才是真正的君子啊！在曾子看來，擔當治國大任是“士”與君子這類讀書人的本分。正因如此，曾子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他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注重從自省修身、提升品格、不斷溫習學習等各方面提升自己，曾子終成一代大儒。
“不能則學，疑則問”
篤實嚴謹，勤學好問，是治學的基本態(tài)度。曾子強調做學問忌諱的是內心浮躁、驕傲自滿，看重的是篤學好問、謙敬有禮。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中，曾子提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君子珍惜時間努力學習，及時把所學的內容付諸實踐，對于合乎道義之事，即使困難也絕不畏難逃避，對于能夠博取虛名且容易做到的事情堅決不去做。《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中他又說：“不能則學，疑則問。”為學過程中，遇到這樣抑或那樣的問題、疑慮，都在所難免，不懂時要善于靜心鉆研，有疑問則要主動向智者請教，如此才能增長知識才干。關于提問的具體策略，曾子也頗有心得，他說：“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強爭也。”向尊長請教要謙恭有禮，對請教的問題自己沒搞清楚，就等師長心情和狀態(tài)適宜的時候再請教。當然，如果師長沒有解答也不要過于強求。這是曾子求學問道過程中的切身體會，《大戴禮記·主言》中記載著他向老師請教問題的具體情形，曾子問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遜也。得夫子之閑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阮元在《曾子十篇》注釋中提到：“得夫子之閑也難，是以敢問，此承閑復問之義也。”對于那些始終“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的讀書人，在曾子看來謂之“窮民”。
“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循序漸進，久久為功，是治學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徑。《禮記·大學》中，孔子教示曾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在讀書治學過程中，曾子對老師的教誨謹記于心、躬行實踐，他認為學問的提升，亦是一個由近及遠、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要有久久為功的韌勁。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記載，曾子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博”，“大通也”，孔門論學首在于博，所謂“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但是，曾子認為，君子治學做到了“博”還不夠，要“博”“習”“知”“行”“讓”五事并進不可偏廢。曾子主張，為學者即便學識已經(jīng)達到淵博的程度了，但還要懂得時時溫習；盡管做到溫習了，還要能夠真正理解經(jīng)典中的微言大義；等到領悟經(jīng)典中的義理后，還要能夠按照它進行具體實踐；最后，做到知行合一仍不夠，倘若能推賢尚善、與人無爭，方能顯境界。曾子認為，君子為學能夠嚴謹細致地做到這五個方面才算完滿。曾子提出的這種五步學習過程論，對后來的學習理論和實踐，都產(chǎn)生過深遠的影響。比如，《中庸》中出現(xiàn)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思想，顯然是在曾子學習思想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
學習是一個既有時代意義，又有悠久歷史傳統(tǒng)的課題，因為它涉及每個人的成長和長成，因而一直被中外歷代思想家、教育家所重視。作為我國儒學大師的曾子，正是憑借著自身堅忍不拔、誠敬篤實的性格，專心致志地追求治世之道，他在治學過程中總結出來的治學經(jīng)驗，即“仁以為己任”的崇高治學目標、“篤實嚴謹、勤學好問”的治學態(tài)度、“循序漸進、久久為功”的治學法則，時至今日仍然閃爍著耀眼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