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禮智信”研究三十年
劉余莉
（中共中央黨校 哲學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 要： “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儒家倫理的核心范疇，兼備了個人心性品德與人倫關系規范的雙重特點。“仁義禮智信”被后人稱為“五常”。“五常”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展中，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改革開放以來的“仁義禮智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仁義禮智信”的基本內涵、普世價值、現實意義等幾個方面。
關鍵詞：仁義禮智信；傳統道德；民族精神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905X（2010）01－0187－04
“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儒家倫理的核心范疇，兼備了個人心性品德與人倫關系規范的雙重特點。孟子最初提出了“仁、義、禮、智”四個基本德目，到西漢董仲舒把它擴充為“仁、義、禮、智、信”，后稱“五常”。常者，恒也，也就是恒常不 變的意思。“五常”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展中，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對“仁義禮智信”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關于“仁義禮智信”的基本內涵、普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方面。
一、基本內涵
關于“仁義禮智信”基本內涵的研究，羅國杰、宋希仁、焦國成、張錫勤等專家學者進行了闡述，現綜合其觀點如下：“仁”源出《尚書 金滕》“予仁若考”，指人所具有的一種好品德。先秦儒家都以“仁”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這是因為，中國古人重視“天人合一”，強調“與天地合其德” （《易經 文言》）。而天地之大德，是生養萬物，所謂“上天有 好生之德”，這正是“仁”，所以“仁”被置為“五常”之首。在先 秦儒家的思想體系中，“仁”是一個含義極其豐富的概念，廣義的“仁”是一個全德之辭，幾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狹義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道德情感為主要內涵的道德規范。就這一層含義而言，它是人們處理人際關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礎。
“仁”體現多方面的倫理道德價值，也是對各種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但它有一個核心，就是“愛人”。孔子說：“仁者， 愛人。”他又強調，這種愛“必由親始”。“仁”的內涵還包括“忠 恕之道”。“推己及人”內含著一個道德的標準。離開了道德 的準則，以己之好惡推及人，不僅不能利人，還足以害人。推己及人，也須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己然后能推人。孔子提出正己的具體措施就是“克己復禮”。具體的“仁”便是“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按照禮（社會道德） 的原則嚴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視聽言行即所有行為都符合于禮，克制自身與道德相違背的一切私念和欲念，從而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五常”之中，排在第二者，乃為“義”。天地生萬物而不偏私，愛萬物而一視同仁，所以“義”的精神，表現在人乃為無 偏無私，做事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公公平平，有恩必報，所謂“循理而行”。
“義者，宜也”，宜的意思是應當、應該。這也說明，人的行為要與一定的準則相適合。因此，孔子以義為立身處世之本，提出“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以為質”等主張，強調君子出來做官，目的就是為了行義。所以孔子又提出“君子 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命題。后來，這一命題被儒家發展為 中國哲學史上的“義利之辨”。荀子主張“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先義后利者榮，先利后義者辱”；“義勝利為治世， 利克義者為亂世”。西漢董仲舒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清初的顏元把道義與公利結合起來，提出“正 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以計其功”。
“禮”是中華文化的突出精神。中國古代的“禮”的概念， 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大體可以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指整個的 社會等級制度、法律規定和道德規范的總稱；二是指整個社會的道德規范，所謂“禮者，德之基也”；三是強調“敬”和“讓”，作為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道德規范，即“禮讓”；四是禮 儀、禮節儀式以及待人接物和處事之道。
“禮”作為一種道德規范，旨在“德以敘位，禮以定倫”，“和為貴”，主要是要求人們在各種不同的人際交往關系中要有恭敬、謙讓的精神和行為，以提高個人道德素質，保持人際關系的和諧順暢。
“智”是明辨是非，就是強調要過智慧的生活。《中庸》把智與仁勇并稱為“天下之達德”。智，也作知，即理智、智慧。“智者不惑”。孔子兼重仁智，多次以仁智并舉。“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在孔子看來，智是實現仁的重要條件。“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他還將智仁勇統一起來，作為志士仁人的基本道德。孟子把智當做判別是非善惡的一種能力，提出“是非之心，智也”的命題。漢儒董仲舒強調“必仁且智”。智的豐富道德內涵包括：知道遵道、利人利國、自知知人、慎言慎行、見微達變、好學知過、量力而行、居安思危等。
“信”被儒家稱為“進德修業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孔子不僅提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的思想，而且把信提到“民無信不立”，以至去兵、去食，寧死必信的高度。孟子在他的“五倫”學說中提出“朋友有信”，并將信與誠相聯，闡發了誠信的內在關聯和規范意義。荀子則進一步將信推行于選賢治國，使信不僅是朋友倫理、交際的規范，而且擴至君臣上下倫理關系皆應以誠信為本。儒家把信看做是做人的根本，是興業之道、治世之道，重視誠信的經世致用方面，強調無論上下左右關系，其誠信之德都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實好善，博濟于民。
二、普世價值
在關于“仁義禮智信”是否具有普世價值的問題上，學者們普遍認為，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儒家倫理是中國文化的靈魂，是道德建設的基礎，是中國人做人的基礎，并且歷來都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杜維明極力提倡，我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僅與西方對話，也要與傳統對話、體認傳統的價值。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智、信”無疑具有普世價值。蔣慶認為，自由法治民主和仁義禮智信不能相比。仁義禮智信是人類永恒的道德，這是天不變道也不變的東西。自由民主這些東西里的內涵不是常道，是西方特定的歷史階段產生出來解決他們問題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吸取西方這些自由民主法治的正面價值來豐富我們的文化，但不應承認它是普世的、絕對的人類價值。
湯一介認為，儒家為人類提供了寶貴的倫理資源。開發和現代轉化儒家“人之道，天之道”的智慧，對于建設全球倫理有重要意義。學者們從中國歷史和當代世界兩個層面具體論述了“仁義禮智信”的普世意義。
（一）歷史驗證
釋凈空老教授指出，從歷史上看，中國的社會是倫常的社會，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民族所看不到的[1]。倫是五倫——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即我們社會的組織。五倫組織關系非常親密，所謂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在社會結構上來說非常完美。維系五倫社會的道統就是“五常八德”。特別是“仁、義、禮、智、信”，是道德的基礎。這“五常”是中國人基本的道德觀念。每一個人從小就要接受這個道德教育，所以一般人一生在社會上所作所為，有這個道德規范著，不至于越軌太大。我們民族在這個世界幾千年來能夠長治久安，一直到今天還沒有被淘汰、沒有滅亡，就是靠這個倫常的道統來維系的。
還有學者指出，“五常”所表達的是求秩序、講安定的思想。仁義禮智信，作為一種社會道德，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對于維護民族的團結和統一，維護社會的穩定，形成和鞏固中央集權，塑造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推動社會的發展，曾產生過廣泛的積極的影響，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優秀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使我們成為這個世界上最溫文爾雅的民族、最團結友愛的民族、最樂善好施的民族、最寬容大度的民族。
（二）國際案例
1.韓國
馮增俊指出，正是儒家倫理的浸染和滲透，孕育出當今最具東方文化特色的韓國學校德育[2]。儒家倫理決定著德育的方向、基本內容和德育的實踐形成。在韓國德育中，儒家綱常倫理教育是人生最重要課程，是安身立命的最高準則，也是借以走向世界、塑造大韓民族氣質的最重要內容。韓國德育的最突出的功能是保持和傳遞儒學思想，在家庭教育、幼兒教育中就灌輸有關儒學的觀念；從初中“國民倫理”課開始就系統講授儒家倫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的“三綱五常”，強調忠孝等第倫理和互相團結的精神。而儒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促使韓國人在社會活動中實踐儒家倫理，把儒學融入民族的潛意識之中，化為民族集體性格和無窮的精神力量；它把儒家義理精神應用于民族主義上，把倫理道德視為治世之寶典，把君臣父子觀念作為修身養性之德銘，引導學生把重視道德修身與重視國家民族興衰聯系起來，力圖把忠孝觀與現代科技相結合，培養精忠報國的有文化的韓國人。
韓國處于東西方文化沖撞的交匯點上，但卻是儒家文化在中國以外影響最大的國家，也是最漢化和最密切地把儒學與社會結合起來的國家。韓國儒學家李允熙在《易的原理與最高善》一文中，把易原理的闡述與五行及人的本性聯系起來，闡發出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意義和最高善的基本原理，提出重要的德育原則。可見韓國對儒家倫理的重視和對儒學研究的造詣。
2.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認為，儒家的許多倫理觀念仍適用于今天的社會，并賦予了它新的內涵。1982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在中學施行儒家倫理課程。1985年《儒家倫理》教材正式出版，開始在全國各地通用。此外，新加坡還出版了一大批道德文明教育的通俗讀物，如《道德教育文選》叢書，其中收入了中國古代“勸學”、“孔融讓梨”、“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道德故事，并配有英文；1990年還出版了一部英譯《三字經》，該書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了《兒童道德》叢書。可以說，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早把儒家倫理撰寫成課本，在學校作為德育科目來教學，并取得了顯著成效的國家之一。
傳統儒學中的“八德”即“忠孝仁愛禮義廉恥”是新加坡推廣儒家倫理的核心內容。但新加坡政府結合具體國情，賦予其新的內涵：所謂“忠”，不僅包括愛國，愛校，以校為榮，還包括敬業樂業；“孝”就是要孝敬父母、尊老敬賢； “仁”與“愛”不僅包括愛人，還包括愛己（自尊）、愛物；“禮”和“義”，不僅包括尊敬別人、尊敬老師、尊敬長輩，還包括守法；“廉”就是 為官的德行，是做官的基本道德規范，它要求新加坡的官員樹立為國、為眾人服務的思想，要有為國為民犧牲奉獻的精神；“恥”就是指人們的羞恥之心，號召國民堂堂正正做人，為社會進步、富民強國作貢獻。
在道德教育的途徑上，新加坡注重法紀教育，堅持德法兼施。其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有親切感人的理念和口號號召大家，另一方面政府則通過法治和社會引導的方式，規范人們的日常行為。例如，在提倡“孝道”的同時，政府通過立法保證子女照顧和供養年邁的父母，并在住房及稅收政策方面對與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實行優惠，而對不與父母同住的家庭實行相應的經濟懲罰，通過輿論曝光遺棄父母的不道德行為，使傳統道德和風俗法律化和制度化。
當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特別提倡中國傳統儒家的道德教育，并且注意通過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設來強化和推行道德教育，這使得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卻沒有出現西方國家的種種社會問題和弊端，并成當今世界上社會治安最好的國家。
3.日本
日本是屬于“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對于儒家治國之道的應用，由來已久。明治維新以后，為適應日本工業化的需要，被譽為“日本近代經濟的最高指導者”的企業家澀澤榮一“一手執《論語》，一手執算盤”，開創了日本儒家式經營之風，為儒家文化在現代的復興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見證。他倡導的“經濟道德合一”說，成為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不容忽視的因素。日本現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指出：“日本企業家只要稍有水準的，無不熟讀《論語》，孔子的教誨給他們的激勵影響至巨，實例多得不勝枚舉。”據初步統計，自澀澤榮一之后，從現代經營管理的角度解說《論語》的專著在日本就出版數十部，其中伊藤肇著的《東方人的經營智慧》一書影響甚廣。日本對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著眼于適應現實的需要，各取所需，為我所用，實用性強。
三、現實意義
郭齊勇認為，儒家人文精神提倡的仁、義、禮、智、信等價值，在剔除其歷史附著的負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煉、轉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滲透到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去，進而作為正面、積極、健康的力量參與現代化建設，治療現代社會的某些病癥，恢復人的尊嚴，重建人的意義世界，重建一種“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動的關系。一切向錢看、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個人中心主義、缺乏誠信與信譽的現代化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應尊重自己本土的倫理資源，加強對青少年進行本土的倫理教育。
2006年，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在廣泛征求專家建議和進行社會調研的基礎上，組織編寫了《中國人的美德——仁義禮智信》一書，梳理了以仁義禮智信為主要內容的中華傳統美德的由來、歷史發展和基本內涵，并著重闡發了“仁義禮智信”的時代內涵，有力地推動了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中華傳統美德的研究。
具體地講，提倡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儒家倫理，對于當代中國具有以下意義。
（一）有助于明確道德規范，促進社會和諧
李漢秋認為，基本道德規范是要全社會普遍遵守的，要明確簡要，易記易傳[3]。傳統美德也同樣需要具體化、規范化。在舊時的許多道德規范系列中，“仁、義、禮、智、信”五常，較少封建糟粕，較易于與現代道德融通，較宜于代表傳統美德。這“五常”作為中華倫理主體的重要部分，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展中，它們既是一種道德規范，又形成一種道德意識和理念，作為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在華夏神州已影響人們兩千多年，成為民族精神的構成元素，成為全世界華人精神文化的根，是中華文化能發揮凝聚作用的重要因素。
湯恩佳認為，“仁、義、禮、智、信”五常，是人類共有的價值觀，具有永恒的價值，也是儒商的立身之本。在長期的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過程中，以主張儒家道德觀念經商，在經商實踐中把誠實守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仁、義、禮、智、信”等儒家的道德準則作為商德。
郭齊勇認為，從長遠的、健康的、高品質的社會目標來看，儒家“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天、地、人、物、我的關系，克制自我中心和極端利己主義。“恕道”為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助于全球持續性發展。“誠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頓商業秩序，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價值觀、義利觀和人格修養論，有助于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坑蒙拐騙的行為。目前，這些價值至少對于中國社會的整合，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二）有助于傳承儒家文化，弘揚民族精神
朱若霞認為，每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地域特點。中國的悠久歷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文化，這些文化中的經典經過世世代代的繼承和發展，已成為我們國家和民族獨具特色的傳統風尚和自覺遵守的道德規范，其中很多思想對后世影響至深，在現代社會也有積極的意義。
陳伯君認為，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它強調的修身正心的人生，是積極有為的人生，是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坦誠之心為一胸的人生，是既入世，承載滿腔的社會責任感，近而事父，遠而事君，又保持“不隕獲于貧賤，不充訕于富，不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的人格操行，超凡脫俗的人生，是把幸福感，乃至相應的苦樂感、榮辱感灌注于道德修養過程中的人生。總之，它是中華民族最富人道精神、最具創造力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國文化能把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凝聚在一起，能名揚四海五洲，為他民族所驚嘆、所仰慕、所修習的原因所在。它是中國文化的基點、內核和精華，是今天中國道德建設必須依存的歷史文化基石，也是今天振奮民族精神之所以必須繼承民族文化遺產的內在原因。
顏炳罡也認為，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東亞文化的象征，影響了中國幾千年，而且影響至深、至遠、至巨。儒家倫理中所蘊涵的“仁、義、禮、智、信”，仍然是值得吸取的精髓，它能讓人以健康的心態來適應社會變遷中的紛繁復雜的情況。儒家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那種對道德完善的追求，尤其值得代代相傳。因此，以提倡仁義禮智信 的教育為契機，也有助于弘揚儒家傳統、振奮民族精神。誠 如魯迅先生所說：“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
高丹予也指出，孫中山在多次演說和著作中大聲疾呼，希望中國人民振奮民族精神。當時國家之所以“一落千丈”， 淪為“半獨立國”、“半殖民地”乃至“次殖民地”，主要是由于 帝國主義的侵略，加之封建主義的桎梏。至于自身的主要內 在原因，則是在于“我國失去了民族精神”。為了恢復民族精 神，一方面要求“大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大國族團體”，齊 心協力“共同去奮斗”，另一方面就是“恢復我一切國粹”，即 “固有的道德”、 “固有的知識”和“固有的能力”。孫中山用現 代意識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固有道德”加以篩選，著重挑出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字作為“中國固有道德”中的 “八德”。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儒家倫理所提 倡的“仁、義、禮、智、信”，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氣度剛強寬 厚，“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凜然不可犯的浩然正氣。培養民族精神首先是培養對自己民族的一種自信心和自豪感。
馮增俊認為，儒學把國家群體與個人完美地聯結起來，每一個行為都被賦予復興國家、光大民族的重任。韓國的 樸正熙之所以能促進經濟起飛，就是利用儒教從而煥發起全民族的復興意識和激情，他的《我們國家的道路》一書之精髓 乃在于社會復興思想和民族自立精神。他提出培育國民經濟自立意識，推行經濟愛國主義和培養企業精神這三大戰略，都貫穿著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倫理意識。正是依靠這一倫理，韓國的“社會、政府、企業三位一體”、“政府、企業、個人三位一體”得以形成。
同樣，中國固有的文化，也應當成為“走自己的路”、“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 “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有開發前景的“精神動源”。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所需要的文化支撐，不能再依賴全盤進口“藍色” 文明。過去的百年史已證明，文化、道德、精神都難以靠進口。社會發展道路選擇的背后，也是一種文化的選擇。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前提，民族文化智慧是培育與形成民族精神的根基。
在弘揚儒家文化、培養民族精神的途徑上，學者大都認為，根本的途徑就是讓學生進行“國學經典”的誦讀活動，讓學生直接實現與歷史上那些偉大人物和崇高精神的對話， 給孩子先打下美好高尚的精神底子，為將來做人做事奠定 堅實的根基。傳統美德要不斷地通過儒家經典的推廣而加以保障和弘揚，以免受到世事巨變的消解和敗壞。倘若圣學失傳，必將教化廢弛，而教化廢弛，必將風俗敗壞。滲透著仁義禮智信精神的儒家啟蒙經典《弟子規》，是道德教育的最好經典。它不僅是先人的經典，也是我們時代所需要的經典。
（三）有助于促進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
楊鳳強調指出，臺灣人就是中國人，臺灣人民的思想意識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這一事實決定了臺灣社會意識必然呈現以中國意識為主體意識的特征。中國意識是臺灣與祖國大陸實現統一的心理基礎。湯毓賢也認為，中華文化早已融入臺胞物質和精神生活各個層面。在臺灣城鄉，祭祀孔子的文廟和奉祀關帝的武廟到處可見。以“仁義禮智信” 為核心的儒家倫理，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中華民族繁衍、發展和壯大的精神支柱，更是激勵和鼓舞本民族成員為建設美好藍圖積極奮進的精神動力。兩岸同文同宗 的歷史文化聯系、血濃于水的民族情懷和休戚相關的共同利益，是任何力量也破壞不了、分割不開的。因此，在關于解決臺灣問題八項主張中，江澤民曾明確指出： “中華各族兒女共 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系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 帶。”他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又重申：“悠久的中華文化，成為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紐帶。”
吳國禎提倡要推動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宣傳，從歷史文化層面開展反“獨”促統工作，以展示臺灣地區的民俗、文化與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優秀的傳統文化間的深厚淵源關系。中國致公黨中央主席羅豪才也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各民族、各地域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中華傳統文化中一些有價值的思想，經過數千年的積淀，形成了民族的風骨和氣度，培育了民族的品德和精神，形成了維系包括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的精神紐帶。海峽兩岸對一個中國的共同文化認同，不僅有利于加強兩岸的往來和交流，而且有利于反對和遏制“臺獨”，實現祖國統一。
在關于“仁義禮智信”對維護世界和平的貢獻上，高丹予說，孫中山在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基點上，還提倡在國際關系中要“立定扶傾濟弱的志愿”，去“扶持弱小民族”，反抗“世界的列強”。可見，孫中山不僅把文化范疇中的道德觀 念視作中華民族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準繩，而將其作為民族間、國家間友好相處的法則。
王殿卿認為，英國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爾文教授，到了晚年悟出一個道理：“人類文明應是道德文明主義。”他甚至說，各國的國防部都是“殺人部”。這表明人類對21世紀重建道德文明的呼喚與追求，也是人類對以“仁義禮 智信”等道德理念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的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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