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智慧”的哲學與“實用主義”的儒家
———兼談西方儒學研究的誤區
劉余莉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 , 北京 100091)
摘 要：儒家思想具有“實用主義”的特征，這種“實用主義”是一種能夠與病以藥的真實智慧，即能夠通過對人心的治理達到和諧人倫和安定社會的目的。由于現代西方哲學已經淪為“科學的婢女”，喪失了哲學本有的“愛智慧”之意義，也喪失了對現代社會病癥的醫治能力。而受到科學精神影響的西方哲學方法論也不適合于研究以開顯性德為目的的儒家思想。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的加深會使人日益認識到儒家思想的實用價值，西方學者對儒家思想的體悟和理解也會加深。
關鍵詞 :儒家思想 ；哲學 ；性德 ；西方儒學
中圖分類號 :B08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7835(2005)05 -0052 -05
我在留學英倫研究中國儒學時發現，西方學者對中國哲學某些問題剖析之深刻、占有史料之豐富、治學態度之嚴謹，的確能讓很多中國學者為之感嘆。但是，我一直有一個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問題：西方學者為什么把一些看似明白的問題卻變得難以理解了，把本來清楚的概念解釋得更加模糊而不知所云了？隨著閱讀的深入，逐漸發現，有著不同哲學流派背景的人，都試圖用自己所熟知的哲學流派的知識來理解儒家思想。于是，在西方就出現了諸如存在主義的儒家思想、人道主義的儒家思想、女權主義的儒家思想、規則主義的儒家思想和德性論的儒家思想等等[ 1]。面對這種種流派對儒家作出的解釋，即使是儒家的創始人孔老夫子在世，也只有望洋興嘆了。這就促使我開始反思：西方學者在理解儒家思想上究竟出現了怎樣的問題？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理解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要深入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回溯一下西方“哲學”的發展。
一 西方“哲學”含義的發展
中國古代沒有“哲學”這個詞，“哲學”這個詞源自古希臘語，原意是“愛智慧”。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這種智慧顯然對于人的幸福生活而言是必需的。但是隨著對基督教的批判和西方現代科學精神的興起，哲學變成了“科學之科學”，這種意思上的轉變暗示了人們對哲學的理解、研究哲學的方法的轉變。哲學不再是追求智慧的學問了，而成為建立在一切科學之上的科學，既然是“科學之科學”，就意味著古希臘意義上的追求智慧的學問也已蛻變為一種科學。這種哲學看似是其它科學發展的基礎，實則必須建立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之上。以科學的發展為基礎的哲學，其研究方法也相應地受到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是日新月異的，與不同的科技發展階段相適應，也就出現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種哲學流派。這些哲學流派奠定在不同的科技發展的基礎之上，也建立在對舊哲學的揚棄和批判的基礎之上，正如新科學技術的發展始終是奠定在舊的科技發展的基礎之上一樣。各種哲學流派的出現，產生了不同的名詞、概念、術語，同時也仍然在新的意義上使用舊有傳統的哲學概念術語。于是人們發現，學者們常常是在不同的意義或層次上使用同一個概念、術語。為了能夠彼此交流或溝通，人們就必須首先界定自己將要在何種意義上使用一些主要的概念、術語。這就導致了語言解釋學的必然出現。換言之，語言哲學的出現是在科學精神影響下的西方哲學發展的必然。因為如果人們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同一個概念，就必然帶來交流上的障礙和困難，而造成學術上的混亂狀態。
被稱為“科學之科學”的哲學，由于必須奠定在科學技術的發展之上，因此也就不能超出科學技術的發展，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真正意義上的指導。雖然它可以對科學技術的發展進行反思和批判，但卻不能保證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帶給人幸福的生活。這就意味著源于古希臘的“對智慧的追求”意義上的哲學逐漸喪失了。這種哲學，不僅僅是要批判現實，而是要為人類的幸福生活提供指導。因此，這種意義上的哲學不是建立在科學精神上的理性思辨，而確實能夠帶給人幸福的生活，帶給人真、善、美、慧的人生；這種意義上的哲學不只是面對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負效應望洋興嘆卻無能為力，而是能夠指導人們真正解決問題、與病以藥；這種意義上的哲學不僅只是對現實的批判，而是能夠為現實服務；這種意義上的哲學不僅僅訓練人的理性思維的能力，而且是能夠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嚴，并最終成為一個真正全面發展的人。這是哲學本來的固有含義———愛智慧或對智慧的追求。這也應當是哲學所追求的目標。否則，被譽為“科學之科學”的哲學，雖然脫離了“神學的婢女”的地位，卻又不可避免地成了“科學的婢女”，面對科學發展的種種弊端除了批判之外就無能為力了。這也是現代以來西方各種哲學流派的一個共同特征。
要改變“科學的婢女”的境遇，哲學就應當回歸到它最初的含義———對智慧的追求上。這種智慧是能與病以藥的智慧，而不僅僅是對現實進行反思的思辨。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正是在這樣意義上而有所發展的哲學。舉例來講，一個人中了箭，如果等我們弄清楚了箭是從何處而來的，是誰制造的，是誰射的，箭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等等問題后，那么這個中箭人可能早就一命嗚呼了。因此，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去探討這些問題，而是要想方設法馬上把箭拔出來，把中箭的人醫治好。如果說，儒家思想是“實用主義”的，正是這種積極意義上的實用主義。
二 儒家思想的“實用主義”
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充滿了實踐的智慧。這種智慧建立在對宇宙、社會和人生之道的深刻體察的基礎上。對這種“道”有深刻體察的人，就是一個有“德”的人。《說文解字》上講：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內得于己[ 2]。也就是說，有德的人就是一個得道之人，亦稱為圣人。圣人所具備的德性是每個人都能獲得的。說它“外得于人”，是因為對普通人而言，這種德性是可以通過向圣人學習而獲得的；說它“內得于己”，就是因為人性本善，這種德是人本性中所固有的，因此，又稱性德。可見，儒家哲學并非沒有本體論和宇宙觀的哲學基礎，然而，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著眼點和重點所在。儒家思想是“實用主義”的，是一劑醫治社會病癥的藥方。
那么，儒家的“實用主義”是如何與病以藥的呢？從根本上講，儒家思想認為，社會治亂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從根本上達到社會的治理，就應當從人心的治理入手。這一點是有其深刻意義的。一切社會問題的出現，歸根到底，還不都是人心缺乏治理的原因嗎？試看今日的西方發達國家，法制雖然健全，但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種在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如鄰里糾紛、青少年斗毆、球迷酒后鬧事、砸車偷盜等)比比皆是，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而深感警察人員短缺；對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導，導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監獄人滿為患；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思想根深蒂固，只有個人、沒有集體的概念，更談不上如中國傳統所講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觀念了。所有這些，已經引起了西方一些開明哲學家開始對什么是 “文明社會”的問題進行重新反思。可見，光靠法制和制度的健全，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治亂問題。與此相比，重視人心治理的儒家學說在這方面則顯然略勝一籌。這也是為什么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之后，統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視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歷代統治者沿用了兩千多年之久，為維持傳統社會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下面試舉儒家的孝親尊師觀念來說明儒家思想的實用性。
《論語》上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見，儒家仁的思想是建立在“孝”這個根本的基礎上的。在儒家思想家看來，孝敬是性德，因此，講“孝”最容易開發本性，使人本具的性德昭顯。因此，這個字絕對不能疏忽。理解了這個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從“孝”這個字的構成來看，它是一個會意字，上面是個“老”字，下面是個“子”字。“孝”這個字的含義就是說：上一代與下一代是一體、不是兩個。如果有“兩個”這個觀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還有上一代，過去無始；下一代還有下一代，未來無終，無始無終是一體。在外國，中國人還保持著祭祀祖先的傳統，外國人不理解，問：幾百年、幾千年前的祖先，認都不認得，還祭祀他們干什么？但是他們不懂得“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的道理。中國人祭祀祖先，這個情存的深厚！遠祖不忘，對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從豎的方面講“孝”的教育，從橫的方面，則講兄弟之間的“悌”，并把它推廣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可見，孝悌教育做好了，整個社會的人倫關系就自然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責任重大的是老師，因此，孝親和尊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儒家特別強調尊師重道的重要，強調老師的恩德與父母的恩德是一樣的，這在古禮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在《禮記》中記載，男子20歲行冠禮。從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親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稱他的字，甚至連皇帝也是如此，都稱他的字表示對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稱他的名，還有就是老師也可以稱他的名。可見，老師與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喪三年；而老師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喪三年。皇帝接見老師，也要降階，不能以君臣之禮接見，而必須以賓主之禮接見，即皇帝站在東面，老師站在西面。可見，儒家對師道尊嚴是何等的重視，把孝道和師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講的孝的內容十分豐富，不僅要養父母之身，而且要養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讓他們常常擔心。如果自己常常讓父母擔憂，那就對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學校讀書，功課不好，讓母親擔憂，就是不孝；不敬老師，和同學不能相處，讓父母擔憂，就是不孝；進入社會，工作不認真負責、不盡心盡力，讓父母擔憂，是不孝；對長官不盡忠，是不孝；與同僚不能合作，讓父母擔憂，也是不孝。因此，《論語》上講：孝就是能夠做到“父母唯其疾之憂”，即父母僅為其疾病擔憂，而完全不必為任何其他事情擔憂。可見，一個常常懷有孝心的人，就幾乎是一個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的說法，是不無道理的。
從這個地方去觀察，儒家思想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德性教育，是為了通過孝親尊師的教育而達到治理人心的目的，從根本上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最終達到社會的安定和平和人民的安居樂業。這就是儒家思想的“實用主義”。
三 西方儒學研究的誤區及儒學發展前景
既然儒家思想是“實用主義”的，目的是為了救治社會的病癥。因此，它是一種真實的學問，更是一種真實的修身功夫。從個體修養的角度講，一個人如果能夠按照儒家孝親尊師的理論去修身養性，就能體會到孟子所講的“浩然之氣”，乃至達到性德的彰顯，或者至少也能成為坦蕩蕩的“君子”；從社會國家的角度講，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夠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風易俗、和諧人倫和安定社會的作用。因此，我以為，儒家思想不是設計來為理論家所研究的，更不是能夠通過學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的。因此，我不以為一個“滿嘴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儒學家真正理解了儒家思想。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論。正因此，用當代西方哲學的方法來研究儒家思想，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勾畫出一些主觀臆斷的理論體系，而不能發揮儒家思想的真正價值。
儒學講“本立而道生”，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本。儒家的修養方法所求得的首先是根本智慧，根本智慧一得，則所觸皆通，一學一切學，一得一切得。
這是中國傳統儒家、道家和佛家教學的一貫方法。沒有這種根本智慧，即使學的知識很多、很深，仍然是南轅北轍，越學離道越遠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人對儒學的理解，只是在其原始的階段。而這似乎也證明了這樣一句話，“外國人研究儒學，怎么也比不過中國人自己研究的透徹。”因為他們在方法論上存在著先入為主的問題，總是以西方哲學的求知識的方法論來研究東方的智慧，然而他們自己卻很難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西方社會問題的日益突出，儒學的價值和它的“實用”性也正在越來越多地為人們認識到。例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在以宏觀的眼光研究了歷史之后，從文化的角度提出了這樣的判斷：“能夠真正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20世紀80年代末，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開會，發表了一個宣言，針對世界范圍的道德危機指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到2500年前中國孔夫子那里去尋找機會。”他們的話引起了英國思想界和英國政府的重視，以致于把重視道德教育和人格培養的儒佛經典編入其中學課本之中。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和熱衷，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和反省：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思想對于治理人心、和諧人倫關系和安定社會方面究竟具有怎樣的價值？從歷史上看，宋朝的開國宰相趙普半部《論語》為太祖打天下，半部《論語》為太祖治天下，功績卓著，成為歷史美談；被譽為“日本近代經濟的最高指導者”、“日本企業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業家澀澤榮一“一手執《論語》，一手執算盤”，開創了日本儒家式經營之風，為儒家文化在現代的復興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見證。當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特別提倡中國傳統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學三、四年級開設《儒家倫理》課，并且注意通過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設來強化和推行道德教育，這使得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卻沒有出現西方國家的種種社會問題和弊端，并成為當今世界上社會治安最好的國家。從古今中外所有這些運用儒家《論語》而成功的例子，啟發我們反思儒家思想對于指導我們的人生、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究竟具有怎樣的價值，也啟發我們對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文明的社會進行思考。一個真正合理的制度，不僅僅是提高效率、維護公平的制度，更應當是導人向善、促進道德進步、體現道德精神的制度。從這里，我們看到了西方人對儒家思想“實用”特征的逐步認識，也似乎預示了以“實用”為特征的儒佛教育在新世紀的興盛。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西方文明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日新月異，卻沒有給人們帶來越來越多的安全感，甚至使人們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這是因為，從世界范圍上看，人們離開了道而追求器，離開了體而追求用，離開了根而培植葉，本末倒置，必然使人們日益生活在戰兢惕厲之中，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沒有給人帶來幸福安樂的生活，反而帶來了更大的殺傷力和危害，使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偏離了一些善良的、為科學獻身的科學家們的美好愿望而被到處濫用。
要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和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現代西方的種種哲學流派是無能為力的，依靠科學本身不能徹底走出這個怪圈。科學技術能夠善用，也能夠被惡用。正如刀子可以殺人，也可以防身一樣，關鍵的不是刀子，而在于使用刀子的人。因此，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在于是否應當發展科學技術本身，而在于使用科學技術的人。換言之，在于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因此，倫理學的任務不應當是對某項技術的可行性和前景進行合理性的預見、論證和證明(其實這也是不可能的)，不應成為程序的設計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于教育和培養能夠善用科學技術的人。這也就是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麥金泰爾為代表的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家們呼吁要回歸到古希臘的美德傳統中去的重要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德教育不是對人性的約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也是人和社會良性發展的必然。
然而，常人或者迷于一時的功利、興衰和成敗，或者迷于一己之利，舍本逐末，只有像孔子和孟子這樣的圣人，才能夠胸懷天下，不管現實的冷遇，不顧現實的名利，始終為人倫正義而奔走呼號，教人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之理，他們的思想，經過千百年的積淀，仍然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組成部分。直至今天，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仍然為來自世界各國的開明學者所贊嘆、研究和津津樂道，這正說明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博大精深。
在過去的200年中，由于科學技術的落后，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確實處在被動和落后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國傳統文化較西方文化為劣的結論，未免為時過早。這是因為，首先200年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歷史上，華夏民族也有過被外族侵占的歷史。元朝和清朝，分別由蒙古族和滿族所統治，但是他們仍然為儒家文化所吸引、同化，并大力弘揚和發展了儒家文化。在元朝和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國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當儒佛思想興盛的時期，都是國泰民安、政治相對清明的時期。這就說明了儒家思想，遠非人們所理解的蒙昧人們的工具，而是一種具有實用價值的、開顯性德的智慧。
其次，儒家思想雖然適應了封建君主專制的官僚體制的需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儒家思想與封建君主專制的人治統治必然聯系在一起。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封建君主專制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皇權至尊，“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命為制，令為詔”(《史記·秦始皇本紀》)，皇帝的只言片語和詔、敕、令等律外之法為同罪異罰、一人一事一法提供了依據。漢武帝時擔任廷尉的杜周就專門觀察推測皇帝心意決定刑罰的寬嚴。“人們詰問他：你既為廷尉，為何‘不循三尺之法，專以人主之意旨為獄'時，杜周回答說：‘三尺之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時皆為是，何古之法乎？'”[3]他的話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古代所謂的法，是君主之法(俗稱王法)。中國古代有關官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刑法制度方面)不可謂不健全，考核制度不可謂不周密，科舉制度不可謂不先進，然而在人治的統治之下，由于君權是法之所出，故君權高于法權。中國歷代的法律，沒有一條是用于制裁君主的，皇親國戚和高官顯貴也可因其身份地位的高低而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上的“赦免”特權 (如南北朝以后法律中出現的“八議”、“官當”等法律制度)，故而再先進的制度在實施過程中也會因人而異，甚至隨意更改。因此，依靠法律，起不到懲治達官顯貴的作用，更無法限制君權。然而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又需要限制君主、約束官吏，因此不得不求助于道德。希望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達到治理天下、維護統治秩序的目的。
雖然儒家的思想適應了封建專制的人治統治，但是，儒家思想更是針對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提出的，因此，它具有普遍的價值。這正如市場經濟一樣，作為一種以市場為主體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既可以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效益，也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效益。同樣，儒家思想中重視道德教育和品格培養、重視從人心的治理出發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既可以成為封建社會治國安邦的良策，也同樣可以為各種不同意識形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提供借鑒。儒家思想的這種實用性特征一旦為人們理解和重視，必將帶給國家長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帶給人民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中國文化熱在當代西方的興起，說明了儒家文化的內在價值，遠非人們所理解的是牧民的工具或蒙昧人們的武器，而是蘊藏著一種真正的智慧。合理地運用這種智慧，可以帶來社會的穩定和長治久安。誰能斷言，幾百年后的一天，西方人不會為中國文化所同化呢？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的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文化的更廣泛的傳播，對于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貢獻，將是其它文明所無法比擬的。
在2000年世紀之交的時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龍的傳人”都激動不已，說21世紀是龍的世紀，是中國的世紀。而我認為，21世紀不僅僅是中國經濟、政治或軍事的世紀，更應是中國文化的世紀。特別是在“9·11”事件和英美對伊拉克的戰爭以后，全世界人民都表達了對世界和平的愿望和企盼，而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使那些要求維護人倫秩序、解決世界沖突、實現世界和平的人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發展中國。使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我們每個炎黃子孫的共同企盼。然而，要避免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和道德危機，就必須切實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發揮我們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筆者深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國，也將以崇尚和平的文化為世界帶來希望與和平。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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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田太郎 .中國刑法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85 .
The “Intelligence -loving” Philosophy and The “Pragmatic” Confucian :Also Discussion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ies of Confucian Thought in Western Countries
LIU Yu-l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Party School of Central Party Committee, Beijing 100091 , China)
Abstract :T he Confucian thought is characterized by “ pragmatism” , which offers the t rue intelligence , just like “ treating sickness with medicine” .In other words , it can arrive at the goal of building harmonious relation within people and a stable society .A s the Western philosophy has become the “ servant -girl of science” , it has lost the original meaning “ intelligence -loving” of philosophy and also lost the capability of treating the sickness of the modern society .T he Western philosophy methodology affected by the scientific spirit is no t suitable for th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thought , which aim s to cultivate nature cultur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ocial issues and the crises , people will come to understand the pragmatic values of the Confucian thought ,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w ill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s of Confucian thought .
Key words :Confucian thought ;philosophy ;nature culture ;Western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