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中國傳統道德 樹立正確的榮辱觀
劉余莉 1 劉慧敏 2
(1.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后，北京 100091)
2006年3月4日，錦濤總書記在政協民盟民進聯組會上提出要“堅持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的榮辱觀。從形式上看，這括精辟，言簡意賅。中國古語說，道簡易行，因為概括簡潔，所以容易深入人心、易于推行；從內容上講，內涵深邃，每一句展開，又都包含了無比深廣的內容。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榮辱觀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時代精神的有機結合，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的本質要求，體現了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鮮明導向。
一、社會主義榮辱觀與個體幸福
榮辱觀首先是一種道德觀，既然是道德觀，它就不同于法律，不是依靠外在的強制力量來推行的，而是依靠社會輿論和人們的內心信念而起作用的。在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上對“恥”（“恥”字原寫為“恥”）的解釋為：恥，辱也。從心、耳聲。“恥”是一個形聲、會意字，有聞過心生慚愧之意。羞愧乃心有所慚而生，故從心。又因耳為聽聞的器官，人每因聞過而耳赤面熱，故“恥”從耳聲。因此，“恥”這個字對人而言至關重要。因為人如果一有惡念，便生羞恥之心；一行惡事，就有愧恐的感覺，又恥又恐，一定會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惡念惡行。因此，知恥是保全人的思想、行為不離道德的護欄。故古人曰：“恥可以全人之德”。但是，人必須有羞恥心，有榮辱意識，它才可能對人發生作用。因此，要樹立正確的榮辱觀，就必須使社會主義榮辱觀深入人心，得到人們的認同，為了把社會主義榮辱觀從外在要求轉變成個體的主動追求，我們必須借助于中國傳統對道德的理解來看看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和榮辱觀對個體幸福的意義。
在中國古代的典籍中，“道德”的含義比較廣泛。“道”的最初含義是道路、途徑的意思，儒家擴展和豐富了“道”的含義，用以指存在和適用于世界每個角落的、具有客觀性和必然性的宇宙秩序。例如，太陽系的九大行星都有自己的運行軌道，如果有一顆不按照自己的軌道運行，就會出現星球與星球碰撞的結果、就會秩序紊亂。所以，“道”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不可動搖、本來如此的真理或事實，是不會因人、因時而異的。因此，儒家常用天道來凸現道這種恒常不變的、自然如此的特征。
在《論語》上，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當他在思考天的默然無語與日月星辰以及四時更替運作的過程時，他指出了一種不是因上帝的創造而神圣的自然，而是由于自然萬物化生過程中所賦予我們的自然秩序、關系和目的。孔子的意思是說，盡管天不以語言的方式示人以理，我們也可以從天運作活動中認識到宇宙客觀秩序的存在。例如，從自然的變化運作和萬物的自然生長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春華秋實”的道理，可以從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中體會到一切變易無常的道理，體會到萬事萬物之間密不可分、和諧一體的關系。人們通常認為儒家的學說是在觀察天地之道的基礎上建立的。《易經》上也說，古代的圣人上觀天象，下察地理，從中得出了關于世間各種事物產生、發展和變化的原因。因此，漢儒揚雄的《法言》中，把儒解釋為“通天地人謂儒”，學習儒家學說的人，對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事理、規律都能通達明了。儒家之所以能夠通達這些規律，是因為儒家是以學“道”為根本。在《周禮·天官》上講：“四曰儒，以道得民”，意思是第四個執掌是儒，儒用道來教化一般的民眾，而且民眾從心里認同儒的教育，深得民心。而儒家總結人類社會中人倫關系的發展規律，就得出了要實現社會和諧的人倫關系所必須遵循的規律和道理，即人倫大道，這就是孟子提出的“五倫”學說，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就是說，父子之道是應當循著親的方向發展，因此古人提出了父慈子孝的要求；君臣之間（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以“義”相處，因而提出了“君仁臣忠”的道德要求；“夫婦有別”是指夫妻對于家庭的職責有區別，丈夫一般負責家庭的經濟收入，而妻子承擔著教育子女的重要職責，因而提出了“夫義婦德”的道德要求；“長幼有序”是指一家兄弟姐妹的出生有一定的次序，這個次序是自然的，根據這種次序而提出了“兄友弟恭”的要求；朋友之間是一種平等的社會關系，應當以誠信相交。可見，“道”是指宇宙和人生的秩序和規律。而“德者，得也”，它指對道的理解和體認之后而具有的一種品質狀態、一種德能，概言之，德是得道之人的品質特征。
從“道德”這個詞的含義中可以看到，在中國古人那里，我們應當遵守怎樣的道德原則、培養怎樣的道德美德、樹立怎樣的價值觀念并不是隨意規定的，而是奠定在對宇宙規律和人倫關系的深刻洞察的基礎之上的。然而，盡管這種規律無時無刻不在我們周圍發生作用，但是它并不為一般人所熟知，而只有圣賢人才能夠體認并揭示它。可見，圣人就是得道之人。他們對宇宙的發展規律和人生秩序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因此，他們所制定的道德原則以及所提倡的美德都是建立在天道的基礎之上的。在儒家那里所提倡的道德，不是一種強加于人的外在的東西，而是在明了天地之道的基礎上為了獲取個人真正持久的幸福而進行的主動追求，正如孟子稱贊古代圣王大舜的話“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意思是說，舜既明了萬物運行的法則，又洞察了社會人倫關系，于是自然沿著仁義之路走，而不是勉強地被迫去行仁義。因此，有德的人就是得“道”之人，這就表現在，從外在的方面看，得道多助，可以得到人們的支持和幫助；從內在的方面看，可以獲得心靈的安寧。
此外，在古人看來，道德并非是對人性的一種束縛和說教，在明了自然界規律和社會人倫關系的基礎上培養相應的美德，這是我們每個人自我發展的內在需要。在道德修養上，孔子提出了“性相近，習相遠”，特別強調了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而進行道德修養，首先要有知恥心、見賢思齊之心。《孟子》上說：“恥之于人大矣！”意思是說，“恥”這個字對人而言太重要了。在明朝袁坤儀先生教導兒子的四篇家訓中，把孟子的“恥之于人大矣”這句話進行了進一步的發揮：“以其得之則圣賢，失之則禽獸耳”（《了凡四訓》）。因為得到了這個字的人、也就是有羞恥心的人就能夠成為圣賢人，而失去了這個字的人、沒有了羞恥心的人就墮落為禽了。他說：“思古之圣賢，與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于禽獸而不自知矣。”
這句話的含義深邃，極具教育意義。讓我們想一想古代的圣賢人，如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們與我們同樣都是人，他們為什么成為百世師表，到今天不分種族、不分國籍的人仍然在向他們學習。可是我們為什么一身瓦裂呢（瓦裂，是指陶制的器皿，但是這個陶制的器皿卻破碎了，結果一文不值；耽染塵情，是指過分地貪著欲望的滿足或感官的享受）；此外，偷偷地做一些不仁不義的事情，還以為別人不知道，就這樣一天天地將要墮落為禽獸，自己卻不知不覺，還自以為是、妄自尊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了凡人與圣人之間如此之大的差別呢？差別就是圣人知恥，有羞恥心，而有的人卻把“恥”這個字給忘掉了。
人如果沒有羞恥心，干什么都無所謂，久而久之，不僅人會淪為衣冠禽獸，而且國家也會隨之敗亡。因此《禮記》上講：“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這就是說：雖然鸚鵡能夠說話，但是仍然屬于飛鳥；雖然猩猩能夠講話，但是仍然屬于禽獸。現在如果人沒有了禮，雖然能夠講話，不也與禽獸之心沒有區別而成為會說話的禽獸了嗎？正是為了使人區別于禽獸，圣人才制禮作樂，以此來節度和引導人的行為。由此可知，中國古人對人合理的自然欲望并不否認。但是，他們同時看到，任何對自然欲望的過分追求，都會導向危險的境地。因此，儒家特別講究禮節。所謂“禮節”，就是用禮來節度不正確的、過分的欲望的意思。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以“八榮八恥”為內容的榮辱觀，可以說抓住了“恥”這個對人而言至關重要的字。因此，樹立—種正確的榮辱觀，對我們個人而言，獲得的是一種道德智慧，由于這種道德智慧與我們每個人的實際生存狀態、幸福生活密切相關，它不僅可以讓人免于墮落為禽獸，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嚴，而且對于解決我們的人生意義、人生價值和人生幸福等問題，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是我們樹立正確的榮辱觀重要的原因之一。只有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夠把以“八榮八恥”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從外在的要求轉變成個體的內在主動追求，并把它自覺落實和貫穿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二、社會主義榮辱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明確提出。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特征，胡錦濤總書記總結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六個基本特征既包括社會關系的和諧，也包括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體現了民主與法治的統一、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活力與秩序的統一、科學與人文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我們黨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就是要求我們更加自覺地加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全面發展，這是總結了中、西方的歷史和現實社會發展的教訓所得出的重要結論。而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可以說，只有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領導人，才可能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樹立正確的榮辱觀這樣的命題。為什么這么講呢？
從現代西方的發展來看，今日的西方發達國家，雖然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法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種在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對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導，導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而監獄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這是因為，法律重視的僅僅是實施了的行為。法律往往通過強制或懲罰的手段指導和限制人的行為，卻不能培養人的體諒、團結、仁慈、助人、互愛、同情的道德情感。因此，如果僅靠法律而忽視了道德，那么，在法律所要求和禁止的范圍之外，人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例如，今天的美國社會，經濟發達、科技先進、制度完善，但是美國的離婚率和青少年的犯罪率逐年提高，青少年犯罪年齡逐年下降。在英國這個最早進行工業革命的國家，經濟、科技和制度也相當發達，但是他們的中學里同學之間的以強凌弱現象十分普遍，以至于英國的電視臺把它稱為“大不列顛不為人知的恥辱”。這樣的社會當然不能成為和諧社會。
當然，批評別人是為了反省自己。我們處在一個改革的時代，而改革時代的特點就是容易出現價值觀包括榮辱觀的多元和混亂，容易出現榮辱觀的顛倒現象。焦國成教授在《北京日報》上發表的《論知恥》一文中把這些現象總結為四個方面：拋棄正當的是非善惡觀念，以膨脹的私利為榮辱標準；以不該恥者為恥，不以恥者為恥；放棄自律，追隨無恥；對于不正之風和無恥現象的麻木和容忍。他指出，上述種種現象破壞了社會規則的效力，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腐化了社會風氣。這種情況如果發展到了嚴重的程度，結果必然是有紀不守，有規不循，正事邪辦，直事歪辦，最后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受到損害。
中西方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這些問題，都促使人認真思考這樣的問題，究竟如何才能挽救世道人心、減少犯罪？乃至如何才能國泰民安，天下太平，社會和諧？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我們看到，光靠科技的發達、經濟的發展、制度的完善，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青少年的道德修養和社會治亂的問題。正如英國 19世紀偉大的道德學家斯邁爾斯在《品格的力量》一書中指出的：“至于制度，不管它本身多么完美，在維持一個民族的品格水準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決定一個民族的道德和使一個民族保持穩定的是個人和激勵他們的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要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治亂問題，就必須重視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
人的文明素質的提高、人倫關系的協調，對于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安定和平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馬丁·路德曾經指出：“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于他的國庫之殷實，不取決于他的城堡之堅固，也不取決于他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于他的公民的文明素養，即在于人們所受的教育、人們的學識、開明和品格的高下。這才是利害攸關的力量所在。”斯邁爾斯也說，“哪一個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撐，那么，就可以認定它是下一個要滅亡的民族。哪一個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誠、誠實、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此熱衷于對財富的追求、對感官快樂的追求和如此熱衷于宗派活動，以致于榮譽、秩序、忠誠、美德和服從都已經成為了過去的東西，那么，在這種墮落的社會風氣之中，就只有等到那些誠實的人……到處摸索并讓每個人都有了深刻的認識之后，這個民族僅存的希望還只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復，使每個個體的品格得到升華。只有這樣，這個民族才能夠得到拯救。”同樣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的《國語》中，以更為簡潔的方式表達出來：“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胡錦濤總書記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體現了他作為國家的領導者的憂患意識，也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到恢復中華民族的良好品格對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
總之，光靠制度的建設、法律和監督機制的健全，而忽視了對人的道德情感、道德美德的培養，不可能有和諧社會的出現。因為道德是建立在對善與惡界限的自覺意識的基礎上。這種自覺意識使人能夠出于自己的品性而行動。樹立正確的榮辱觀，也就是要培養人的內在自覺的榮辱意識，樹立明確的善惡、是非、美丑的觀念。它的作用是由內而外的，因此能夠超出法律的局限，影響到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
西方國家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已經引起了西方一些開明的學者開始對什么是“文明社會”的問題的重新反思。然而，他們自己的文化內部又無法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這是因為，西方社會以自我或自利為核心的價值觀，為了獲得個人的利益就必須競爭，競爭升級是斗爭，斗爭升級是戰爭，戰爭升級是世界末日。當然談到世界末日，人們可能會想到核子戰爭。其實當人與人之間沒有了仁愛、信任，沒有了安全感，經常出現父子相殺、兄弟相爭、夫妻相殘的情況時，人生不如死，甚至活得不如禽獸的時候，就是世界末日的跡象了。可見，以自我為中心的西方價值觀只能把人類引向窮途末路。為了解決西方社會出現的種種問題，一些開明的西方學者把目光投向了具有四五千年文明歷史的東方，特別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得到了西方發達國家開明學者的由衷贊嘆。1988年，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開會，發表了一個宣言，針對世界范圍的道德危機指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到2500年前中國孔夫子那里去尋找智慧。”他們的話引起了英國思想界和英國政府的重視，以致把重視道德教育和人格培養的儒家經典編入到其中學課本之中。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和熱衷，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和反省：中國傳統道德對于治理人心、和諧人倫關系和安定社會方面究竟具有怎樣的價值？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價值觀是仁愛。而仁德的培養建立在對父母的孝與兄弟的悌的基礎之上，并把這種愛推及到對社會大眾的身上去，因此仁愛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互愛向上提升就是互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互愛互助向上提升就是大同世界。
中國自古就有建設理想社會的傳統，這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加以借鑒的寶貴財富。《禮記·禮運》就對儒家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做了這樣的描述：“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這樣的社會是非常美好的、令人向往的社會，那么通過什么途徑才能實現這樣的理想社會呢？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儒家思想認為，社會和諧與否，不僅僅取決于物質生活的豐富，而更在于人心的善良。因此，要從根本上達到社會的治理，就必須在發展經濟、重視制度的建設的同時，重視品格的培養和人心的治理。否則就會出現：經濟增長了，人們富裕了，但是驕奢淫逸之風也就隨之而來了；科技發達了，技術進步了，但是它對社會潛在的危害也更大了；法律完善了, 機制健全了, 但是人卻越來越沒有羞恥心了。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情況, 儒家的經典《大學》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序，強調“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不僅一個個體的尊嚴來自于他符合道德的行為，而且每個個體的道德修養才是構建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石。我們可以把整個國家比作人的身體，整個身體的健康和諧來自于身體的各個器官之間的協調運作，而社會的和諧來自于作為社會最基本的組織的家庭的和諧；而每個器官的健康來自于構成器官的每個細胞的健康，因此，家庭的和諧來自于家庭中每個成員個體的修養。
既然要“齊之以禮”使人有羞恥心，就必須告訴人民什么事是可恥的，也就是要樹立明確的榮辱觀念，否則就會出現“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墨子·尚同上》）的情況：社會上有一個人時，有一種道德的標準，兩個人就有兩個人的道德標準，十個人就有十個人的道德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意見和紛爭，甚至會出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情況。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榮辱觀念，所以，“我愿意、我高興”成為道德行為選擇的最終理由。而這恰恰是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一個現象。美國曾經對5000名中學生作了一個抽樣調查，結果，被調查的中學生有71%的人考試作過弊，68%的中學生打過人，34%的中學生偷過東西，但是96%的人認為自己道德高尚。這個結果說明人們都是根據自己所信奉的道德原則在評價自己的行為。美國青少年犯罪率的年年攀升，與美國社會沒有一種共同的價值觀有著必然的聯系。而胡錦濤同志講話中提出的“八榮八恥”，全面闡述了樹立正確價值觀的具體要求，對明確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推動形成良好社會風氣，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正如總書記所強調的，“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須旗幟鮮明。”可以說，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是總結了中西方歷史和現實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而得出的，是傳統美德與時代精神的結合。
從歷史上看，在漢朝和唐朝國力強盛的時候，并沒有因為自己的強大而去侵略別的國家，相反還與鄰國進行友好的文化和貿易往來，因而被譽為華夏之族、禮儀之邦，當時的中國皇帝被鄰邦公推認為“天可汗”；明朝鄭和下西洋，率領了當時規模最大的船隊，經過了眾多國家和地區，但是每到一地，鄭和帶給當地人的是茶葉、絲綢、陶瓷和造紙術，而沒有侵占別的國家一尺一寸的土地，所以直至今日，鄭和仍然受到東南亞人民的紀念；被譽為“日本近代經濟的最高指導者”、“日本企業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業家澀澤榮一“一手執論語，一手執算盤”，開創了日本儒家式經營之風，則為重視道德教育的儒家文化在現代的復興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見證。當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特別提倡中國傳統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學三、四年級開設《儒家倫理》課，并且注意通過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設來強化和推行道德教育，這使得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卻沒有出現西方國家的種種社會問題和弊端，并成為當今世界上社會治安最好的國家。而在今天的安徽省廬江縣湯池鎮，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志愿者，致力于用中國傳統道德構建和諧湯池，也已取得顯著的效果。從古今中外所有這些運用傳統道德而成功的例子，啟發我們反思中國傳統道德對于指導我們的人生、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究竟具有怎樣的價值，也啟發我們對怎樣構建社會主義社會和諧社會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僅僅是富于促進道德效率、維護公平的社會，而且更應當是導人向善、進步、體現道德精神的社會。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以“八榮八恥”為核心內容的榮辱觀，吸取了中國傳統重視以德治國的經驗，同時又體現了時代的精神，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表明，雖然和諧社會不能僅僅建立在道德教育的基礎上，但是，忽視道德教育要構建和諧社會也同樣是不可能的。
三、怎樣樹立正確的榮辱觀
榮辱觀的樹立，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必須經過各部門、各單位、各方面長期不懈、齊抓共管的努力。在這方面，中國傳統道德更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
第一，重視榮辱觀的教育。
早在《禮記·學記》上就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說法。這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教也者，長善救其失者也”（《禮記·學而
記》），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斷增長而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系協調了，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人們真正長久的幸福生活。而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之所以影響深遠，是因為它是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共同構成的完整體系。今天，進行榮辱觀的教育也是需要社會多方面、多部門的共同重視和關注。
特別是在社會生活多元多彩的今天，我們尤須重視社會教育對樹立正確榮辱觀的引導作用。在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中，基本遵循著孔子的一個思想，即“思無邪”。強調音樂、歌舞、戲劇、詩詞等等以宣揚道德、弘揚正氣為主要內容，這樣才能使社會的正氣上升、邪氣下降。正是因為社會教育對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我們的文化部門、新聞媒體、電臺廣播、網際網絡等，都應當認真學習和體會社會主義的榮辱觀，主動承擔起弘揚社會正氣的責任。
第二，正確認識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之間的關系。
制度建設不能取代道德教育，但是道德教育也離不開相應的制度保障。對道德教育的重視，并不在于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依靠各種制度來支持并強化社會的道德。簡單地講，社會弘揚什么，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么；反對什么， 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么。英國政治學的代表人物密爾說得好：“當社會不利于人常常運用高尚的情感時，這種情感就會由于缺乏培養而枯死。”從這個意義上說，從法律、監督機制的健全、激勵機制的完善上保障樹立正確的榮辱觀，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要重視道德教育，但絕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制度的建設，這兩者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第三，領導干部要率先樹立正確的榮辱觀。
“教”，在《說文解字》上被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論語》上也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說法，意思是領導者的德行像風，社會大眾的德行如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往哪邊倒。孔子曾經多次強調：“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實踐證明，“上行則下效”：“上有克讓之風，下有不爭之俗”，“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風俗必敗。”由此可見，作為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對于形成一個良好的社會風尚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孟子》上說：“爵一、齒一、德一”。追溯歷史，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士大夫階層實現政治理想的過程中，修身是第一位的。因此，歷朝歷代在官吏的選拔中，尤其重視個體品格的高低，重視個體人格的力量。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強權的為官品格；海瑞為民請命、剛直不阿的風范，都為統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在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新形勢下，領導干部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也在接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和挑戰，面臨著眾多的誘惑。一些領導干部見利忘義，驕奢淫逸，利用自己特殊權力，進行明目張膽的索賄受賄、權錢交易的活動，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了自己謀取私利的資本，結果從受人尊敬的領導者而變成歷史和人民的罪人，而且對社會風氣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因此，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榮辱觀，牢記“八榮八恥”、以身作則是極為重要的。
第四，樹立正確的榮辱觀，要從每個人自身做起。
古話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社會風氣的好壞，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我們每個人都對社會風氣的好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不僅是每一個領導者，而且每一個普通的人，都應當有這樣的態度：“八榮八恥”不是講給別人的，是講給自己聽的，就是針對自己的。陳寅恪說過：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而作為讀書人，作為知識分子，更應當具有“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能力。前幾天看到這樣一篇報道：一批韓國的讀書人在祖宗的靈前懺悔，流下羞愧的眼淚說：韓國當前社會風氣不好，是我們這些讀書人的責任。看到這樣的報道，深受感動，追問自己為什么沒有能夠像韓國的讀書人那樣，能夠想到說：社會風氣的不好，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一想到此，慚愧之心不禁油然而生。從自己做起樹立正確的榮辱觀，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也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