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書治要》卷五十《抱樸子》中講：“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釤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蛣蝎，減食以中蚤虱，撤舍以逐雀鼠也。”意思是：禁令不明確，卻用嚴刑來平定亂象；朝廷對國家大事的謀劃不當，卻竭盡兵力去侵犯鄰國。這就好像割掉禾苗以消滅蝗蟲，砍掉樹木以消滅蛀蟲，吞下毒藥以殺死跳蚤、虱子，拆除房舍以驅逐麻雀和老鼠一樣。
“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社會出現亂象、國家得不到治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禁令不明確，也就是禮法制度不健全，人們不知道應當提倡什么、禁止什么，就會肆意妄為。做人沒有倫理道德，就會出現人際關系的混亂；國家沒有禮法制度，就會出現社會秩序的混亂。可見明確的禮法制度對于治國安邦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不可無法可依。
導致禁令不明的首要原因，就是沒有禮法可依。人們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混亂，沒有行為準則，就會出現“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墨子》)的狀況。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卻沒有統一的道德觀念。在古代中國，任何一個朝代政權取得之后，一般不超過五年就要制禮作樂，使整個國家都有禮法制度可循。一切都有了標準，這樣社會才得以安定。
第二，不可朝令夕改。
政令常常變化，而且沒有連貫性，也會導致禁令不明。而朝令夕改的現象是如何產生的？就是因為沒有抓住治國理政的根本，致使問題層出不窮，而不得不修改政令。中國古人講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是性德，是自然之道。它不僅是個人修身的標準，也是治理國家的原則。“仁義禮智信”被稱為“五常”，為什么稱為“常”？就是因為它是常道，永恒不變。
第三，不可禁令繁多。
“少則得，多則惑”(《道德經》)。禁令繁復則會導致百姓迷惑。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上有這樣一段話：“道徑眾，民不知所由也；法令眾，人不知所避也。”道路多了，人們不知道該走哪一條路；法令過多，老百姓不知道應該怎樣去避免觸犯法禁。“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如日月一樣昭明，所以民眾不會迷惑；像大路一樣清楚明白，所以民眾不會困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即使是偏僻幽隱的遙遠之地，愚昧無知的婦女兒童都知道什么是不法的行為而不去觸犯。“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這樣就沒有人違犯法令，而監獄和刑具也都用不上了。
第四，法者，治之端也。
《群書治要·孫卿子》(《荀子》)中指出：“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認為，法不能夠獨立存在，只有有了正人君子、圣賢人，它才能夠發揮作用；如果沒有圣賢君子，沒有正義美德的人，它就不可能發揮作用。所以，法律和制度是治理的開端和憑依，而圣賢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
《群書治要·鹽鐵論》上說，“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古代的君王，首先要完善其禮義，昭明其教化。禮義完備，教化昭明，還有不服從的人，再按照其違法犯罪的程度，處以不同的刑罰。刑罰得當，老百姓就沒有怨言了。“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如果沒有道德教化，人民因為無知而犯法，則是殘害百姓，是“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正如《漢書》中指出，“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在治理國家中，多用刑罰人民就會怨恨背叛，多用禮義教化人們就會和睦親愛。
《鹽鐵論》中，還對刑罰與道德教化的關系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它說刑法對于治理國家，就像馬鞭對于駕車一樣，好的御手不能沒有馬鞭就去趕車，而是拿著馬鞭而不輕易使用。圣人借助刑法來實現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罰便可以擱置不用。這就是《尚書》上所說的“刑期于無刑”。為什么要設立刑法？就是要起到警戒、威懾的作用，期望人們不要觸犯法律。所以孔老夫子也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老夫子也判案，但是他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必也使無訟乎”，就是要讓人們化解爭訟、糾紛。為什么人們能不起爭訟？就是因為興起了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