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視榮辱觀的教育
劉余莉
2006年3月4日，錦濤總書記在政協民盟民進聯組會上提出要“堅持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的榮辱觀。這“八榮八恥”概括精辟，內涵深邃，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時代精神的有機結合，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的本質要求，體現了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鮮明導向。那么，怎樣才能樹立正確的榮辱觀呢？
第一，重視榮辱觀的教育。
早在《禮記·學記》上就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說法。這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禮記·學記》)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斷增長而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系協調了，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人們真正長久的幸福生活。而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之所以影響深遠，是因為它是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共同構成的完整體系。今天，進行榮辱觀的教育也是需要社會多方面、多部門的共同重視和關注。
特別是，在社會生活多元多彩的今天，我們尤須重視社會教育對樹立正確榮辱觀的引導作用。在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中，基本遵循著孔子的一個思想，即“思無邪”。強調音樂、歌舞、戲劇、詩詞等等以宣揚道德、弘揚正氣為主要內容，這樣才能使社會的正氣上升，邪氣下降。正是因為社會教育對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我們的文化部門、新聞媒體，電臺廣播、網際網絡等，都應當認真學習和體會社會主義的榮辱觀，主動承擔起弘揚社會正氣的責任。
第二，正確認識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之間的關系。
制度建設不能取代道德教育，但是道德教育也離不開相應的制度保障。對道德教育的重視，并不在于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依靠各種制度來支持并強化社會的道德。簡單地講，社會弘揚什么，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么；反對什么，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么。英國政治學的代表人物密爾說得好，“當社會不利于人常常運用高尚的情感時，這種情感就會由于缺乏培養而枯死。”從這個意義上說，從法律、監督機制的健全、激勵機制的完善上保障樹立正確的榮辱觀，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要重視道德教育，但絕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制度的建設，這兩者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第三，領導干部要率先樹立正確的榮辱觀。
“教”，在《說文解字》上被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論語》上也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說法，意思是領導者的德行像風，社會大眾的德行如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往哪邊倒。孔子曾經多次強調：“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實踐證明，“上行則下效”：“上有克讓之風，下有不爭之俗”，“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風俗必敗。”由此可見，作為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對于形成一個社會良好的社會風尚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孟子》上說：“爵一、齒一、德一”。追溯歷史，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士大夫階層實現政治理想的過程中，修身是第一位的。因此，歷朝歷代在官吏的選拔中，尤其重視個體品格的高低，重視個體人格的力量。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強權的為官品格；海瑞為民請命、剛直不阿的風范，都為統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在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新形勢下，領導干部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也在接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和挑戰，面臨著眾多的誘惑。一些領導干部見利忘義，驕奢淫逸，利用自己特殊權力，進行明目張膽的索賄受賄、權錢交易的活動，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了自己謀取私利的資本，結果從受人尊敬的領導者而變成歷史和人民的罪人，而且對社會風氣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因此，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榮辱觀，牢記“八榮八恥”、以身作則是極為重要的。
第四，樹立正確的榮辱觀，要從每個人自身做起。
古話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社會風氣的好壞，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我們每個人都對社會風氣的好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不僅是每一個領導者，而且每一個普通的人，都應當有這樣的態度：“八榮八恥”不是講給別人的，是講給自己聽的，就是針對自己的。陳寅恪說過：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而作為讀書人，作為知識分子，更應當具有“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能力。前幾天看到這樣一篇報道：一批韓國的讀書人在祖宗的靈前懺悔，流下羞愧的眼淚說：韓國當前社會風氣不好，是我們這些讀書人的責任。看到這樣的報道，深受感動，追問自己為什么沒有能夠像韓國的讀書人那樣，能夠想到說：社會風氣的不好，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一想到此，慚愧之心不禁油然而生。從自己做起樹立正確的榮辱觀，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也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