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倫理文化與當代道德教育
余洪波 1，劉余莉 2
（1.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北京 100086；2.中共中央黨校，北京 100091）
〔摘要〕 道德教育具有極端重要性，這無論是從西方歷史上，還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都可以得到印證。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主要經驗包括：高度重視道德教育，明確道德教育的目標；把道德教育視為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宗教教育構成的完整體系；采取有效方式，強調領導者的率先垂范等。重視中華傳統倫理，加強道德教育，國家重視是前提，領導垂范是關鍵，小區試驗是模范。
〔關鍵詞〕 倫理文化，道德教育，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C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4175（2011）05- 0031- 04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發展在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如假冒偽劣產品充斥、貧富懸殊拉大、國有資產流失、食品安全堪憂、貪污腐敗嚴重，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與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而產生這些問題的重要原因在于人的道德敗壞、見利忘義，甚至良心泯滅。為此，必須大力加強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而在道德建設中，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是重要思路。
一
在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國出現了比較突出的腐敗現象。為此，有些學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認為只要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國，就可以解決自身問題，這是十分片面的。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在自身宗教文化的傳統中產生的。換言之，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通過教會培養的。所以，事實上，西方人也是依靠“兩手抓”：一手抓制度建設，一手抓仁慈博愛的道德教育。但是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卻僅僅看到了其制度建設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種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質。例如，安利公司初到中國發展的時候，有一項全球通行的“無償退款制度”，即顧客對產品不滿意，可以拿著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而公司會把全部購貨款退回。這項制度在西方國家實行的時候，都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到中國的時候，卻遇到了問題。因為每一天都有排著長龍的用戶拿著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最后迫使公司不得不改變了其全球通行的“無償退貨制度”。
同樣，某些鄉村進行民主選舉村干部的時候，也出現了賄選拉票、營私舞弊現象，讓民主選舉變了味。顯然，這些問題的出現并不僅僅是制度問題，而更根本的是人的問題。正如《禮記·中庸》上記載孔子所言：“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如果領導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無論是在何種制度下，都不會對社會、對單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出現的“能人現象”就是如此。一個企業馬上就要倒閉了，但只是換了一個領導，結果在短時間內就把企業扭虧為盈。其實，這個所謂的“能人”，不僅是一個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位有德的人，因為他不是想方設法把國有資產據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為了整個企業的長遠發展。誠如當代西方著名倫理學家麥金泰爾所認為的，無論道德原則有多么具體和完美，如果人們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這些原則就不會起作用。他說：“無論美德與法律之間在其他方面有著怎樣的緊密聯系，對于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 1〕（ P152）進一步講，公平的制度必須通過正義美德的人才能設計出來，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設計出來了，也必須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實施到位。因此，道德建設的重點不是設計公平正義的制度或規則，而是要培養具有正義美德的人。
忽視道德教育而僅僅關注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會導致兩個結果：一是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 行為”比比皆是。“反社會行為”是指沒有觸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鄰里糾紛、以強凌弱現象，此外，離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齡越來越低更成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二是監獄以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嚴格的法律和監督機制可以把犯罪的人關進監獄，但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如果缺乏倫理道德教育，犯人在監獄里學到的是更加狡詐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釋放出來，仍然會為害社會。顯然，這些問題僅靠公平正義的制度是無法解決的。
在中國古代的治國理念中也包含了類似的觀點：“有亂君，無亂國。禹之法未亡也。而夏不世主，文武之法猶存，而周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源也。故有人（賢人君子），法雖省，足以遍矣；若無人，法雖具，足以亂矣。故明主急得其人也。得其人，則身逸而國治，功大而名美，若夫失人，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荀子·君道》）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道德教育培養具有道德素質的人（特別是領導者）才是社會治亂的根本。也就是說，社會和諧與否，從根本上取決于人心的善良和行為的正當，即古人所謂“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
德才兼備的領導不是憑空出現的，必須靠教育才能培養出來。所以中國的文化傳統不是宗教文化，而是一種倫理文化，注重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形式進行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作為官吏的候補，并進而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上落實“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從而保證德才兼備的人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換言之，它是在制度的設計中就同時兼顧了公平正義和仁慈博愛這兩個方面。所以中國歷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賢政治，其結果是“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 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說苑·政理卷七》）而廢棄圣賢政治不用的結果，在《六韜·文韜·舉賢》上也有所說明。“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亂世愈甚，故其國不免于危亡。”而這恰恰是民主制弊端活生生的寫照。
在中國歷史上，雖然屢經改朝換代的動蕩，但一旦政權建立，在一兩年之內就能夠恢復百姓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發展的局面，絕非偶然，實是因為中華文化本身就是一種經世致用的文化。因此要徹底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就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回到自己的文化傳統，遵循古圣先賢的教誨，從覺悟人性、喚醒人心做起，重視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
二
溫家寶總理在同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強調：“我們要從綿延數千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從世界優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長補短，從而培育具有時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道德風尚。”〔 2〕的確，目前道德建設之所以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虛心地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倫理道德教育的經驗，因而導致了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不夠。我們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不夠，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道德教育處于“談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必要”的尷尬地位。而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觀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切實做到了以下幾點：
第一，高度重視道德教育，明確道德教育的目標。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站在了治國理政的高度。早在《禮記·學記》上就提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這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斷增長。強調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學做人，后學做事，即先培養德行，后學習知識、技能，也就是《三字經》上說的“首孝弟，次見聞”。《管子》上也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只有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系協調了，才能從根本上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
第二，把道德教育視為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宗教教育構成的完整體系。中國古代的道德教育是一個完整體系。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開始（“育，養子使作善也”《說文解字》），學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而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擴展，社會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無邪” 的理念。因此，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不論音樂、歌 舞、戲劇、詩詞等等，無不是以宣揚道德、弘揚正氣為主要內容，這樣才能使社會的正氣上升，邪氣下降。
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由儒釋道三家共同承擔，其內容包括倫理（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因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方面，核心都是教導人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特別是因果教育，更是貫徹于儒釋道之中。如《易經》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學》的德本財末、“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皆屬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講因果報應為主題的《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關帝覺世經》更屬于古代讀書人的必讀書，佛教講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規律講得更為徹底。中國歷史上雖無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但因國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報時未到”的觀念深入人心，婦孺皆知，故人不敢胡作妄為，無法無天。這些都為形成淳樸向善的民風和達到社會的安定和諧起到 了重要作用。
第三，強調領導者的率先垂范。《說文解字》把 “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體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說教，因此特別強調“正人先正己”、“身教勝于言教”，強調作為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者的領導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這方面，古人反復強調：“善為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見之饑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六韜·文韜·國務》）“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圣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福禍在君，不在天時”。（《六韜·文韜·盈虛》）“無倫常，無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無禮義，無忠信，無圣人，無賢士，無法度，無稱衡，此國之大妖也。”（《群書治要·六韜·文韜逸文》）“吏暴虐，殘賊敗法亂行，而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上好貨，群臣好得，而賢者逃伏，其亂至矣。”（同上）“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 忠信，而謹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順上守法而安樂之矣。”（《荀子·君道》）可見，真正賢圣的國家領導人不僅是身體力行禮義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國理念上落實“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人。
第四，通過制度建設保證推行道德教育。宋代的契嵩在《孝論》中講：“圣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這就是說，勸人為善的道德教育，應當從培養人的孝心開始。這是因為，孝的教 育，培養的是人的一種恩義、情義的情感。如果恩義、情義的處世原則培養不起來，就會形成一種以利害為取舍的處世原則，這樣的人往往會做出見利忘義或忘恩負義的事情來。而中國傳統社會對孝親觀念的強化，是通過各種制度保障的，規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處罰。《孝經·五行章》有：“五行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說法，規定對不孝者要“斬首梟之”。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而其中不孝罪為 “十惡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規定，罵祖父母與父母的要處以絞刑，毆者處以斬刑，從而對不孝的種種罪行作出了更具體的處罰。
在清朝，一個縣發生了一件兒子殺父親的逆倫事件。結果，不僅這個兒子被處死刑，縣長因失職而被撤職查辦，巡撫（相當于省長）也被記過。此外，皇帝還親自下令，把這個縣的城墻拆掉一個角，因為在古人看來，一個縣出了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人，是這個縣所有人的恥辱。這樣的處分一做出來，就起到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人們明確的道德觀念。
除了從法制方面強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國傳統社會還通過建筑物的設計來有效地強化和實現倫理道德的教育，把倫理道德教育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民間的四合院建筑，正是為了便于實行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和大家庭的生活。
可見，中國古代對道德教育的重視，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簡單地講，社會弘揚什么，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么；社會反對什么，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么。也就是說， 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第五，著重培養個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能力。古人說：“各相責，天翻地覆；各自責，天清地寧”。如今小至家庭夫婦之間的沖突，大至種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責怪對方，而不能夠反躬自省而導致的。所以只有從小教導人培養起“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責任意識，遇到矛盾每個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責對方，才能最終化解沖突和矛盾，維護社會和諧與和世界和平。
古人持家治國，可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但自“五四”運動以來，傳統文化慘遭批判，家規大都被廢棄，即使能夠自我反省，也因無所憑依而看不到自己的過失，致使做人沒有做人的準則，導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層出不窮。所以，恢復家規（《弟子規》是中國傳統家規的集大成者），重視家庭母教，可以從小教會子女做人的規矩，同時也為社會大眾提供一個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觀。
三
實踐證明，只有高度重視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才能提升國民的道德水平，達到國泰民安、社會和諧的結果。其中，國家重視是前提，領導垂范是關鍵，小區試驗是模范。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人治國，道德教育實為首要。概觀今日災難繁多，矛盾沖突四起，人心惶惶無依，究其根本，都是因為忽視了道德教育所致。特別是中國社會發展至今，必須把精神文明建設和道德建設放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重視。具體來講，國家可以培養選拔幾十位真正通達中華文化且德行兼優的教師，于中央電視臺、各省市電視臺、網絡廣播等各類傳媒，日日宣講中華傳統倫理（父子有情，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親，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惡；同時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惡。
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堅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選拔任用那些政治堅定、有真才實學、實績突出、群眾公認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眾、 以德領才、以德潤才、德才兼備的用人導向。”〔 3〕實踐中要真正落實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人才選拔標準，領導者的選拔必須具備“孝廉”的條件，無論是黨員入黨、還是選拔領導者，首要條件即是“孝廉”。學校教育和黨校課程當以倫理道德為主修課或必修課，國家領導人要率先參加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為社會大眾做出榜樣示范。
辦試驗點、辦特區是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在弘揚中華倫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選擇一個小鎮、社區、學校、企業或監獄作為落實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試驗區，將其試驗成果向全國普遍推廣。這種教育方式已經有成功的先例，如海南省監獄管理廳、吉林市松花江中學、山西大同市開發區國稅局、青島大洲運動用品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亞洲）投資有限公司、河北鑫華新鍋爐制造有限公司、東莞皓威五金制品廠等等，都在加強中華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這些試驗區的成功，為我們通過弘揚中華文化、 加強道德建設樹立了信心。
參考文獻：
〔1〕〔英〕 麥金泰爾. 美德的追尋 〔M〕. 倫敦 ：Gerald Duckworth，1981.
〔2〕溫家寶.講真話察實情———同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1- 04- 18.
〔3〕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1- 07- 02．
〔作者簡介〕余洪波（1966-），女，四川郫縣人，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