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辱觀與民族復興
劉慧敏 劉余莉
“八榮八恥”的榮辱觀概括精辟，言簡意賅。中國古語說，“道簡易行”。因為概括簡練，所以容易深入人心，容易推行；從內容上講，內涵深邃，每一句展開，又包含了無比深廣的內容。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對于我們明確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特別是對于恢復中華民族的良好品格，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自古以來就重視榮辱觀和羞恥感的培養。《說文解字》對“恥”的解釋：恥，辱也。從心、耳聲（“恥”字原寫為“恥”）。“恥”是一個會意字，有聞過心生慚愧之意。羞愧乃心有所愧而生，故從心。又因耳為聽聞的器官，人每因聞過而耳赤面熱，故“恥”從耳聲。因此，“恥”這個字對人而言太重要了。人如果一有惡念，便生羞恥之心；一行惡事，就有愧恐的感覺，又恥又恐，一定會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惡念惡行。因此，知恥是保全人的思想、行為不離道德的護欄。故古人曰：“恥可以全人之德”。因此，在道德修養上，特別強調了“恥”這個字。《孟子》上也說：“恥之于人大矣！”意思是說，“恥”這個字對人而言太重要了。在明朝袁坤儀先生教導兒子的四篇家訓中，把孟子的“恥之于人大矣”這句話進行了進一步的發揮：“以其得之則圣賢，失之則禽獸耳”（《了凡四訓》）。因為得到了這個字的人、也就是有羞恥心的人就能夠成為圣賢人，而失去了這個字的人、沒有了羞恥心的人就墮落為禽獸了。他說：“思古之圣賢，與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曰淪于禽獸而不自知矣。”這句話的含義深邃，極具教育意義。讓我們想一想古代的圣賢人，如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們與我們同樣都是人，他們為什么成為百世師表，到今天不分種族、不分國籍的人仍然在向他們學習。可是我們為什么一身瓦裂呢（瓦裂，是指陶制的器皿，但是這個陶制的器皿卻破碎了，結果一文不值；耽染塵情，是指過分地貪著欲望的滿足或感官的享受）；此外，偷偷地做一些不仁不義的事情，還以為別人不知道，就這樣一天天地將要墮落為禽獸，自己卻不知不覺，還自以為是、妄自尊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了凡人與圣人之間如此之大的差別呢？差別就是圣人知恥，有羞恥心，而有的人卻把“恥”這個字給忘掉了。
人如果沒有羞恥心，干什么都無所謂，久而久之，不僅人會淪為衣冠禽獸，而且國家也會隨之敗亡。因此《禮記》上講：“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這就是說：雖然鸚鵡能夠說話，但是仍然屬于飛鳥；雖然猩猩能夠講話，但是仍然屬于禽獸。現在如果人沒有了禮，雖然能夠講話，不也與禽獸之心沒有區別而成為會說話的禽獸了嗎？正是為了使人區別于禽獸，圣人才制禮作樂，以此來節度和引導人的行為。由此可知，中國古人對人合理的自然欲望并不否認。但是，他們同時看到，任何對自然欲望的過分追求，都會導向危險的境地。因此，儒家特別講究禮節。所謂“禮節”，就是用禮來節度不正確的、過分的欲望的意思。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以“八榮八恥”為內容的榮辱觀，可以說抓住了“恥”這個對人而言至關重要的字。因此，樹立—種正確的榮辱觀，對我們個人而言，獲得的是一種道德智慧，由于這種道德智慧與我們每個人的實際生存狀態、幸福生活密切相關，它不僅可以讓人免于墮落為禽獸，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嚴，而且對于解決我們的人生意義、人生價值和人生幸福等問題，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不僅如此，胡錦濤總書記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也是總結了中、西方的歷史和現實社會發展的教訓所得出的重要結論，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從現代西方的發展來看，今日的西方發達國家，雖然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法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種在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對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導，導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而監獄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這是因為，法律重視的僅僅是實施了的行為。法律往往通過強制或懲罰的手段指導和限制人的行為，卻不能培養人的體諒、團結、仁慈、助人、互愛、同情的道德情感。因此，如果僅靠法律而忽視了道德，那么，在法律所要求和禁止的范圍之外，人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例如，今天的美國社會，經濟發達、科技先進、制度完善，但是美國的離婚率和青少年的犯罪率逐年提高，青少年犯罪年齡逐年下降。在英國這個最早進行工業革命的國家，經濟、科技和制度也相當發達，但是他們的中學里同學之間的以強凌弱現象十分普遍，以至于英國的電視臺把它稱為“大不列顛不為人知的恥辱”。
西方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促使我們必須反思這樣的問題：究竟如何才能挽救世道人心、減少犯罪？乃至如何才能國泰民安、天下太平、社會和諧？這些都是現代人最關心也是最憂心的課題。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我們看到，光靠科技的發達、經濟的發展、制度的完善，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青少年的道德修養和社會治亂的問題。正如英國 19世紀偉大的道德學家斯邁爾斯在《品格的力量》一書中指出的：“至于制度，不管它本身多么完美，在維持一個民族的品格水準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決定一個民族的道德和使一個民族保持穩定的是個人和激勵他們的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要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治亂問題，就必須重視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
人的文明素質的提高、人倫關系的協調，對于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安定和平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馬丁·路德曾經指出：“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于他的國庫之殷實，不取決于他的城堡之堅固，也不取決于他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于他的公民的文明素養，即在于人們所受的教育、人們的學識、開明和品格的高下。這才是利害攸關的力量所在。”斯邁爾斯也說，“哪一個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撐，那么，就可以認定它是下一個要滅亡的民族。哪一個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誠、誠實、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此熱衷于對財富的追求、對感官快樂的追求和如此熱衷于宗派活動，以致于榮譽、秩序、忠誠、美德和服從都已經成為了過去的東西，那么，在這種墮落的社會風氣之中，就只有等到那些誠實的人……到處摸索并讓每個人都有了深刻的認識之后，這個民族僅存的希望還只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復，使每個個體的品格得到升華。只有這樣，這個民族才能夠得到拯救。”這段話在中國古代的典籍《國語》上以一種更簡潔的方式加以說出：“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胡錦濤總書記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體現了他作為國家的領導者的憂患意識，也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到恢復中華民族的良好品格對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
一個民族的復興和社會的和諧，不僅僅取決于物質生活的豐富，而更在于人心的善良和民族的精神。因此，我們就必須在發展經濟、重視制度建設的同時，重視品格的培養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否則就會出現，經濟增長了，人們富裕了，但是驕奢淫逸之風也就隨之而來了，科技發達了，技術進步了，但是它對社會潛在的危害也更大；法律完善了，機制健全了，但是人卻越來越沒有羞恥心了。
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情況，儒家的經典《大學》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序。強調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不僅一個個體的尊嚴來自于他符合道德的行為，而且每個個體的道德修養才是構建整個社會和諧的基石。在這方面，孔子也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既然要“齊之以禮”，使人有羞恥心，就必須告訴人民什么事是可恥的，也就是要樹立明確的榮辱觀念，否則就會出現“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墨子·尚同上》），也就是說社會上有一個人時，有一種道德的標準，兩個人就有兩個人的道德標準，十個人就有十個人的道德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意見和紛爭，甚至會出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情況。胡錦濤同志提出的“八榮八恥”，全面闡述了樹立正確價值觀的具體要求，對明確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推動形成良好社會風氣，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正如總書記所強調的，“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須旗幟鮮明。”可以說，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是總結了中西方歷史和現實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而得出的，是傳統美德與時代精神的結合。
如果一個人具有正確的榮辱觀，知善知惡、知是知非、知榮知恥，就會有所為，有所不為，對于一個民族而言更是如此。因為中國傳統社會注重“齊之以禮”，重視榮辱觀念和仁愛精神的培養，因而形成了舉世無雙的禮義文化。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和偉大精神的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她雖然飽經蹂躪，雖然災難深重，但始終屹立不倒、不可征服，就在于她的人民受優良傳統文化的熏陶，在血液中流淌著仁義的精神，在心靈的深處凝結著正確的恥感。前賢提倡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的氣節，激勵著無數人為正義、為尊嚴、為榮譽而奮斗。
可見，人的榮辱觀絕不是一件小事，它小則關系到一個國家的興衰，大則關系到一個民族的存亡。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以“八榮八恥”為核心內容的榮辱觀，吸取了中國傳統重視以德治國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經驗，同時又體現了時代的特點，也反映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要維護人倫秩序、改善道德風氣、重塑禮儀之邦、構建和諧社會、建設世界強國、實現民族復興的決心。發展中國、使中國自立于世界強國之林，是我們每個炎黃子孫的共同企盼。但是，要避免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和道德危機，就必須切實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我們深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國，也將以它崇尚道德的文化為世界帶來希望與和平。
(作者系內蒙古赤峰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