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群書治要》是一部被稱為“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經典。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治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書中對反腐倡廉思想的論述深入而全面。學習《群書治要》，可以使我們深刻反思腐敗的根源及其治理策略等問題，對于黨員干部全面認識和實現“不想腐”、一體推進反腐倡廉工作、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示。
一、順應天道，禮主刑輔
古人治國理政首先強調要順應天道。所謂天道，就是《老子》中所強調的：“天之道，利而不害”，這種利而不害的天道在孔孟儒學之中體現為強調要以仁心施仁政。因此古人以禮、樂、政、刑來治國，用禮來約束人過度的欲望行為，用樂引導人達成中和寧靜的心態，通過政治制度激勵人符合禮義道德的行為，設立刑罰懲治違背禮義道德的行為。禮、樂、政、刑四者的順序不能顛倒，特別是把刑罰放在最后，體現了古人以禮樂教化為主、以刑罰處罰為輔的“仁政”思想。
《孔子家語》記載：孔子任魯國大司寇的時候，有父子兩人互相控告，孔子把他們關進了同一牢房，三個月都沒有判決。后來父親撤訴，孔子就把他們都釋放了，沒有再追究。魯國的大夫季孫聽到這件事很不高興。他問：“司寇，你欺騙了我。我曾經聽您說過，孝是治國的根本。現在殺一個不孝之人就可以警戒全國的百姓都盡孝，但是您不把他殺掉，反而把他赦免了，為什么？”
孔子說：“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身居上位的人無道，沒有教育、引導百姓走正道、行孝悌，結果百姓犯了罪，就把他們殺掉，這不符合情理。不教導百姓培養起孝心，卻用孝的標準來審判，這是殺害無辜之人。全軍潰敗不可斬殺士卒，司法混亂不可懲罰百姓。這是因為身居上位者沒有實行道德教化，罪責并不在百姓的身上。法令松弛不嚴謹，卻誅殺甚嚴，這是殘害；橫征暴斂沒有一定時節，這是暴政；不事先教化百姓，卻苛求他們尊禮守法，這是虐政。如果政治能夠杜絕這三個方面，然后才可用刑。
孔子接著講述了道德教化的步驟。首先要為人們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并且以身作則，讓人們信服。人們明白了是非善惡美丑的標準，就不會輕易地去作惡了；如果宣講了道德之后還不行，就要尊重賢德之人，勸勉百姓向善；有德之人能夠身體力行，又能夠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講解出來，讓大家都去學習效仿，社會就會安定和諧了。所以，古人特別尊重老師、尊重賢德之人。如果這樣做了還是不行，就要廢棄罷黜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規范的人，讓人們生起畏懼之心。如果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端正。倘若還有一些奸邪之徒頑固不化，最后才對他們施以刑罰制裁，這樣民眾就都能夠明理而知恥，而羞于犯罪了。于是就不需要使用嚴厲、苛責的政令，而刑罰也可擱置不用。然而現在的社會（指當時的社會）卻不是這樣，社會教育混亂，刑罰繁多，使人迷惑，人們不知不覺地犯了罪，于是又用刑罰來制裁他們。結果，刑罰愈來愈繁多，但是犯罪的人卻數不勝數。社會風氣由盛轉衰已經很久了，雖然有刑法，老百姓能不越軌犯法嗎？
孔子的這段闡述非常明確，強調首先要教化民眾，如果民眾因為沒有倫理道德的教化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應該給予寬恕。但是寬恕之后，還是一定要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讓民眾知道為人的本分和應盡的職責。
二、順應人情，教學為先
古人治理國家還強調必須順應人情。所謂人情，就是孔子所說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既然富貴是人人所欲求的，那么如何避免人們為了追求富貴而不擇手段呢？那就是首先要通過教育來加以引導，使人理得心安，然后再通過制度來加以激勵和約束，最后才通過刑罰來懲治。
希求榮華富貴是人之常情。如果要想讓人、特別是官員做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首先就要對之進行倫理道德因果教育，使之明理。
《群書治要·魏志》中記載，王昶是太原郡晉陽縣人，后來升任了兗州刺史，他為哥哥的兒子和自己的兒子取名時，都依照謙虛和誠實的意思，體現出他對兒子和侄子們的期許。他的侄子，一個叫王默，字處靜；一個叫王沈，字處道。他自己的兒子，一個叫王渾，字玄沖；一個叫王深，字道沖。
王昶告誡他們說，為子之道最重要的是珍愛自己的身體，培養良好的品行，并以此來使父母的名聲顯揚。孝敬仁義是各種品行中最重要的品行，也是立身的根本。人們只有講孝敬，家族內部才會安定；講仁義，才能深受鄉親們的尊重。但是君子有時候能得到富貴聲名，但是卻不想要或不愿意要。這是因為他們厭惡不由正道而得來的名利。人生值得擔憂的事，是只知進而不知退，只知放縱欲望而不知滿足，所以，才會有遭受困辱的憂患，才會犯下令人悔恨的過錯。常言道，人不知足，往往會喪失其所擁有的，知足的富足才是長久的富足。觀察往事的成敗，看清將來的吉兇就會明白，追名逐利、貪得無厭的人，沒有能保持家族不衰而長久享有福祿的。希望你們立身處世要遵從儒家的教誨，奉行道家的箴言，所以用深沉、靜默、謙和、淡泊之意為你們取名字，希望你們顧名思義，不敢違背、逾越圣人的教誨。在古時候，盤、盂上鑄有銘文，幾、杖上也刻有教戒，為的是低頭抬頭都能看到圣人的教誨，以提醒自己不要有越軌行為。更何況這些警言就在自己的名字之中，能不隨時提起警誡嗎？接著，王昶寫道：“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大凡事物發展過快則衰亡也快，緩慢穩定地發展則容易有圓滿的成果。早晨開花的草到了傍晚就凋落了；而茂盛的松柏，即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會枯萎。所以，德高才大的君子忌諱速成。
松柏到了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會枯萎，是因為松柏有深根。《大學》上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道德是根本，財富等只是末枝。“財”不僅指財富，還指一個人的聲望、地位等。古人說“厚德載物”，一個人的德行深厚，才能承載高名、厚祿、顯位而沒有禍患。這正如植物根深才能葉茂。
孔子說：“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凡事愈是求迅速，愈是達不到目標；僅僅看到眼前的蠅頭小利，結果反而把大事耽誤了。《大學》中還說：“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財富是以不正當的方式獲得的，也必將以不好的方式敗散掉。如果官員追求財富，想一夜暴富，采取了種種貪污受賄、以權謀私、坑蒙拐騙的手段，最后使自己鋃鐺入獄，這就是“欲速則不達”。
古人教誨后人用心良苦，還把敗散錢財的方式概括為五個方面：第一是官府，官員以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換來的金錢，隨著自己東窗事發、鋃鐺入獄也被沒收、充公，結果竹籃打水一場空；第二是水災、第三就是火災，即不義之財還可能會被洪水漂奪走，被大火焚燒掉；第四是盜賊，古人講“盜亦有道”，專門劫富濟貧，偷盜、敲詐、勒索為富不仁之人；第五是不肖子孫，即敗家子、啃老族等，也會把不義之財敗散掉。
《群書治要·尚書》中講到，看一個官員是否有發展前途，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來觀察：“內作色荒”，一個人在內興起迷戀女色之風；“外作禽荒”，在外又興起游獵的風氣；“甘酒嗜音”，喜歡飲酒沒有節制，還迷戀歌舞、靡靡之音；“峻宇雕墻”，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墻上還雕繪著圖飾。“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上述情況有一種出現了，就沒有不滅亡的。后面還有夾注，“此六者，有一必亡，況兼有乎”！以上所說的這六種情況有一種出現了，就必定會滅亡，更何況這六種情況全都出現了呢？如今很多高官紛紛落馬，但基本都有以上表現。
所以，要對官員進行官德教育，最重要的使官員明白長久保持富貴的道理：“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群書治要·周易》）。“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群書治要·孝經》）。“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群書治要·中論》。這樣，才能使官員做到凡事節約而不奢侈浪費，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職位、權勢做為建立仁德、施行道義的工具，而不是驕奢淫逸的資本，從而避免身敗名裂乃至“富（貴）不過三代”的悲劇。
古人說：“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因為古人所讀的經書皆與天道人情相應，因此理得心安，不會輕易作惡。譬如，《群書治要·周易》中講“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尚書》中講“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兇，惟影響”；《老子》中講“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等等，都成為古代讀書人立身處世的原則，使他們不僅不會輕易作惡，反而還熏陶出了如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尚節操。
三、高薪養廉，不必腐敗
古人的道德教育并非空洞的說教，而是從各種激勵制度上為“不想腐”創造“不必腐”的條件。古人認為，從國家招攬人才的角度而言，對于真正的人才，除了提供他們施展才華的舞臺、發揮他們的才能以外，使他們富裕起來、受到尊敬，并給其良好的榮譽也是十分必要的。
《群書治要·墨子》中記載：治國之人，都希望使國家富裕、人口眾多、民心安定，但是卻難以達成。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為治國之人不能以“尚賢使能”的原則來辦理政治，他們沒有認識到，國家的賢良之士愈多，社會風氣就愈淳厚。所以領導者的任務，就是要得到眾多的賢才。但是如何才能得到眾多的賢才？道理很簡單，就像如果想讓國家善于駕車、善于射箭的人愈來愈多，就要讓這些人富裕起來、受到尊敬，并得到良好的聲譽。因此，若想國泰民安，就要使賢德之人富裕起來，受人尊敬愛戴，讓他們處于高貴的地位，受到贊譽，這樣國家的賢德之士才會愈聚愈多。所以，古代圣王治國理政奉行這樣一句話：不讓不義的人富裕，不讓不義的人尊貴，不親愛不義之人，不接近不義之人。
《群書治要·韓詩外傳》中記載：宋燕在齊國做宰相，結果被驅逐。回來之后，便招了門尉陳饒等26個人說：“諸位大夫，有誰愿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諸侯國？”結果陳饒等人都趴在地上，無人應答。宋燕嘆氣道：“太可悲了！為什么士大夫容易獲得，但卻難以使用？”陳饒回答說：“并不是士大夫容易獲得而難以使用，是您不能夠正確的安撫他們。”宋燕問：“此話怎講？”陳饒說：“您給士人的薪俸，只有三斗的黍稷，結果他們養家糊口都不夠，但是您家的野鴨、大雁卻有吃不完的糧食，這是您的第一個過失；您家果園種滿了梨子、栗子，后宮婦女用這些果子互相投擲，但是士人卻從未嘗到過一顆，這是您的第二大過失；您家的綾羅綢緞，華麗的裝飾在廳堂之上，隨風而破敗，但是士人卻不能用它做衣服的滾邊，這是您的第三個過失。錢財是君主您所輕視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視的，您連自己所輕視的東西都不能付出，卻希望士人能夠付出他們所重視的東西。這就好比您制造的是軟質而不鋒利的鉛刀，卻希望它能像名劍干將那樣鋒利，豈不很難辦到嗎？”宋燕一聽，便知道自己錯了，他不能待人以仁，士人又何能與他共進退、同甘苦？所以尊敬賢才，給予其足夠的俸祿，使其過上體面的生活是基本要求。因此，在《群書治要》中也出現了類似關于“高薪養廉”的必要性的討論。
《群書治要·傅子》中說，“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想要治理好國家的人，誰不希望官吏都很清廉？但是不知道怎樣使官吏清廉，而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這就如同攪渾了水源，卻希望水流很清潔一樣。至于如何使官員保持廉潔，《傅子》上做了一個比喻：即使像伯夷、叔齊這樣廉潔的人，讓他們任官做事，但是給他們的俸祿卻很微薄，他們既不能養活自己，也難以奉養家人，結果必定會導致他們營取私利。從孝道而言，他們的做法無可厚非，因為骨肉之道不能虧失；但從國家法制的角度出發，營取私利又觸犯了刑法。這樣他們便會處于兩難的境地，久而久之就會對君主滋生怨恨，怨恨心一產生，仁義的道理也就衰落了。
《群書治要·崔寔政論》對這種情況做了更形象的比喻：對于俸祿不足的官員而言，希求他們奉公執法，就像是“渴馬守水”、“餓犬護肉”一樣困難。即讓饑渴的馬守護水源，讓饑餓的狗看護肥肉，若想讓牠們不越雷池，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雖然世間存在著有傲骨、夠清廉的人，但百中難覓其一。僅憑道德修養的約束，不能夠使所有官員都潔身自好，圣王必須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國家必須給官員豐厚的俸祿，以防止其不必要的貪心。貪心止住了，為官者便不會與百姓爭利。歷史上的晏子就是明顯的例子。晏子做宰相時，他的俸祿足夠養活五百家的人口；也就是說，他的俸祿對于維持自己及家人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綽綽有余，因此他不必去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故而，首先要解決官員經濟上的后顧之憂，才能使其心無旁騖，安心于本職工作，為國為民竭忠盡智。
《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也提出，假如官吏的俸祿很厚重，他們靠俸祿便可以奉養自己，就沒有必要去與民爭利。“無求于民，奸宄息矣”，如果對人民無所求，作奸犯科的行為就不太可能產生。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因貪污受賄失去官位，就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得不償失，官員也就不會輕易權錢交易了。
四、完善激勵，全面養廉
通過“高薪”達到“養廉”之目的，確實是很必要的。但是即使實行了高薪的制度，也不必然一定就能夠實現廉潔的最終效果，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
首先，確立“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即爵位不授予沒有德行的人，俸祿不給予沒有功勞之人）的選人標準，確保所用之官為賢能之人。《群書治要·傅子》說：“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在古人看來，“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每個人都希望得到富貴的地位，這是人之常情。如何順著人情引導人們正當的追求富貴的地位？在《傅子》中論述說：封爵授祿，是國家權力的根本，也是實現富貴的正路，不能不予以重視。既然如此，就應做到“無德的不授爵位，無功的不給俸祿”。這兩條規矩確定了，賢良之士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貴的爵位，敬業的臣子不敢以微小功績接受重祿，何況無德無功的人，怎敢以虛假追求爵位和俸祿？建立爵祿的原則既已確定，就一定要公開選用合適之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勞大的人授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祿高官；德行淺薄、功勞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祿低官。
為了確保將賢德之人選拔出來，從漢代開始就實行了“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地方官負責把具有孝廉質量之人舉薦出來，做為官吏的候補，由國家培養。因為一個人孝敬父母，就會忠于國家；一個人廉潔，就沒有貪心，不敢妄取錢財。而為了進一步引導地方官舉薦公正，把真正具有孝廉質量的人舉薦出來，而不是任人唯親，徇私舞弊，還有一個制度加以保證，即《群書治要·傅子》上所說的，“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如果一個官員舉薦的人才為國家建功立業，國家一定對舉薦者給予最高的賞賜；相反，如果這個官員手下有人才他卻不舉薦，反而因嫉賢妒能把人才埋沒了，一經發現，這位官員也會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當然，如果這個官員所舉薦的人做了禍國殃民的事，舉薦者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樣，就保證了德才兼備的人出任領導位置，而且還可以避免官員任人唯親、不擔當、不作為以及嫉賢妒能的行為。
其次，“除無事之位”，“并從容之官”，即精簡機構，減少官員的數量。如果機構重疊、官員位置很多，導致很多官員人浮于事，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增加官員的俸祿，就必然會加重人民百姓的負擔，人民對“高薪”的舉措就會產生不滿。所以“高薪養廉”的另一個前提就是必須“少其吏”，也就是使官員的人數減少。
《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中闡述到：“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道增加官員的俸祿，但是不知道精簡官員的數量，就會使國家負擔過重，財力就會空虛不足、入不敷出。所以必須精簡人員，“使人當于事”。《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也記載，明智的君主設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稱，不會讓人浮于事。人和事相稱，官吏數目減少，人民的數量就會增多，從事農業的人多了，物質基礎就豐厚；另一方面官吏的數目減少，即使提高官員的薪俸標準，但整體所需的薪俸數目相對而言卻是減少的，這樣就不至于給人民造成過重的負擔。《群書治要·魏志》也說：“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撤除無事可干的職位，減省不急需的俸祿，停發不做事、白領俸祿之人的費用，撤并無事可做的官員。讓每一位官員一定有職責，有職責均需承擔事務，承擔事務一定要接受俸祿，用俸祿代替耕作，這是古代的常規，也是當今社會應該采取的原則。
反之，如果不能精簡機構、減少官員的數量，由于職位很多，官員數目龐大，人浮于事，結果官員的俸祿都很微薄，不足以維持自己及家人體面的生活。他們對自己的收入不滿意，就可能出現貪污受賄、與民爭利的現象。所以，只有精簡官員，使人當于事，俸祿充足，官員不必與民爭利，官員腐敗還會付出很大的代價，他們就會珍惜職位并廉潔奉公，從而走向一個良性循環。
最后，提高官員的責任感和道德感，以盡其力。《群書治要·劉廙政論》指出：“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知道增加官員的俸祿，也知道精減職位、減少官吏，但是如果不懂得如何使官員竭盡全力的盡好本分，事情就會繁多而顯得職位短缺。所以在精簡機構、減少官員數目的基礎上，還要提高官員的責任感，讓他們能夠竭忠盡力、負責、高效地完成工作，這樣才不致顯得人手短缺，“高薪養廉”才能行得通。
在古人看來，高薪對于養廉是必要的，但是也同時看到“欲是深淵”，如果缺少道德教育，高薪不僅不會達到養廉的效果，還可能走向驕奢淫逸的反面。例如，《群書治要·文子》說：“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為非者寡矣。”所以，在高薪的基礎上，還必須加強對官員進行道德教育。因為雖然官員的數量減少了，但是如果官員的貪心很重，欲望沒有止境，不知道節省財力物力，那么百姓竭盡全力也無法供養做官之人，結果仍會為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也會為自身招致災禍。
總之，《群書治要》對如何使官員“不想腐”的論述深入而全面，從中我們不難體會，中國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史，累積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正如習總書記在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所強調：“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會發展進步的成功經驗，也有衰亂之世社會動蕩的深刻教訓。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做為今天的鏡鑒。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展而來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
《群書治要》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治國理政思想的精粹集成，對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及的種種問題，都有深刻闡述。學習《群書治要》，可以引導人深入反思腐敗的根源及其對治等問題。歷史證明，中國傳統政治是建立在“圣賢教育”基礎上的“圣賢政治”，所有的制度建設和改革，都是圍繞著如何把人培養成為君子圣賢而設計；中華傳統文化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圣賢文化，以凈化人心、長善救失，培養圣賢君子為核心要務。忽視了圣賢教育的制度改革，不僅無法挽救因人心墮落而出現的腐敗問題，反而還會產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的弊端；忽視了圣賢教育的文化建設，不僅無從實現身心和諧、家庭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反而還會使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嚴重扭曲，導致“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后患。因此，汲取《群書治要》中的養廉思想，對于全面認識和實現“不想腐”、一體推進反腐倡廉工作、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借鑒和啟示。《群書治要》的普遍弘揚，不僅有助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而且也將貢獻于國際社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協和萬邦、世界大同的理想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