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8月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強調：“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同年11月26日，在考察了孔府后，他又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由此可見新一代領導集體對中華文化之重視。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歷久彌新，孕育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雖歷經滄桑，但百折不撓，至今仍屹立于世界東方。然而，在歷經“五四”和“文革”對經典的誤讀和對圣賢的批判后，一些人對中華文化的誤解達到了頂端，因而一度喪失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
如今，舉國上下都在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這個夢想，從大的方面來說，就是民族的復興，國家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從小的方面來說，就是個人的出彩，家庭的和睦，單位、社區的健康發展和良好風尚的形成。中國夢之所以強調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是因為我們黨成立九十多年來，領導人民走過了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和國家建設歷程。在這一歷程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只有把握時代潮流，實事求是，自主探索，走中國人自己的道路，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才能取得成功。
在這一結論的指導下，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世界矚目的“中國奇跡”。這些成就的獲得，離不開中國特色的文化傳統。在新的歷史階段,中華文化將為實現中國夢做出新貢獻。
一、“國無德不興”：社會治亂的根本在人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卻出現了一些令人堪憂的問題，例如貪污腐敗、假冒偽劣等。為解決這些問題，很多學者認為必須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國。但是因為忽視了西方民主制度所產生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
從歷史上看，西方文化傳統的特色是宗教文化。西方以維護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下產生的。換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維護了程序上的公平正義，但仁愛、誠信的道德情感是通過教會培養的。所以，事實上，西方人維護社會秩序是依靠“兩手抓”：一手抓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一手抓仁愛誠信的道德教育。只不過道德教育是由教會來承擔的。但是一些人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卻僅僅看到了其重視制度建設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種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由長期的宗教教育所培養起來的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質。所以即使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國，也并不能夠起到預期的作用。當代著名的倫理學家麥金泰爾就指出，無論道德原則有多么具體和完美，如果人們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這些原則就不會起作用。他說：“無論美德與法律之間在其他方面有著怎樣的緊密聯系，對于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麥金泰爾：《美德的追尋》，倫敦：Gerald Duckworth，1981年，第152頁）也就是說，公平的制度必須得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設計出來， 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設計出來了，也必須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實施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道德教育培養具有道德素質的人（特別是領導者）才是社會治亂的根本。這就是《禮記·中庸》上孔子所講的“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群書治要·傅子》指出：“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說明賢明的領導者必須通過推行好的制度，才能達到社會安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各個方面的制度改革，是十分及時而必要的。但是古人也同時看到，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實現大治，還必須有賢德的人去推行善政。正如習近平同志在考察曲阜后強調的：“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因此，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在關注制度設計的同時，重視道德教育。否則就會導致兩個結果：
一是“民免而無恥”，表現為法律管轄之外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如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鄰里糾紛，離婚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等，更成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表現為監獄以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嚴格的法律和監督機制可以把犯罪者關進監獄，但如果缺乏道德教育，犯人們在監獄里學到的是更加狡詐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釋放出來，仍然會危害社會。《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上說：“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
當代西方社會也出現了以上這兩個問題。正如麥金泰爾在《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所質疑的：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所謂的正義制度、正義規則 是“誰之正義”呢？由此可見，社會和諧與否，從根本上取決于人心的善良和行為的正當，即古人所謂“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
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中華文化可以導正人心
《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而德才兼備的領導者不是憑空出現的，必須靠教育才能培養出來。
《淮南子》講到，靠法律和制度建設可以把不孝的人治罪，但是不能夠使人們成為孔子、曾子那樣有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夠對竊賊給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為伯夷那樣廉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都能成為世間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鹽鐵論》也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
孔子曾提出：“不教而殺謂之虐”。在位者沒有教導人們仁義慈悌的道理，人們因為缺少倫理道德的教育、不明做人的本分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就被處以死刑，這種政治屬于虐政。在《漢書》上也說：世代君主都想讓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辦法卻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引導，德教和諧時人民的精神狀態就表現出歡樂；用法令來驅使的，法令嚴酷時民風就呈現出哀怨。
中華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倫理文化，注重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形式培養德才兼備的人作為官吏的候補，并進而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落實了“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保證了德才兼備的人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換言之，這種政治制度同時兼顧了公平正義的程序和仁愛誠信的道德情感培養兩個方面。所以中國歷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賢政治。在這種政治中，所有的制度建 設都是圍繞著如何把人培養成為一個好人而設計的，其結果是“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六韜》）。圣賢政治所達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理想效果。
而廢棄圣賢政治不用的結果，在《六韜》上也有所說明：國君把世俗（大眾）所稱道的人當作有賢能智慧的人，把世俗（大眾）所詆毀的人當作不肖之人，那就會使黨羽眾多者被提拔，不結黨者被排擠。這樣奸邪勢力就會結黨營私而埋沒賢能的人，忠臣無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用虛名取得爵位，所以社會更加混亂，國家也就難免陷于危亡的局勢了。可見，如果社會大眾的道德素質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采取西方民主政治的后果更加不堪設想。
總之，無論是圣賢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都需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為前提才能達到理想效果。忽視人的道德素質提升而僅僅關注制度的設計無 法從根本上解決由于人的良心泯滅而導致的種種社會問題。
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充分發揮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實踐證明，“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道德教育實為首要。概觀今日矛盾沖突四起，人心惶惶無依，究其根本，是忽視了圣賢教育所致。因此，要徹底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就必須高度重視弘揚中華文化。具體措施包括：
第一，可以挑選一些真正通達中華文化且德行兼優的教師，在電視臺、網絡廣播等各類傳媒上宣講中華倫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惡；同時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惡。
第二，要真正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人才選拔標準，無論是黨員入黨、還是選拔領導者，首要條件即是“孝廉”。
第三，國民教育和黨校課程當以“五倫八德”為主要內容的中華經典為主修課或必修課，以《國學治要》、《群書治要》作為治學、治國的必讀課本。上行而下效，國家領導人要率先參加中華文化教育并且身體力行中華美德，為社會大眾做出榜樣示范。
第四，辦試點、辦特區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在弘揚中華文化方面，也可以選擇一個小鎮、社區、學校、企業等作為落實中華倫理文化的試驗區，將其試驗成果向全國乃至全球普遍宣揚。這種教育方式已經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巢湖市廬江縣湯池鎮“廬江中華文化教育中心”，以中華文化教育辦班教學，民風顯著改善，成為“和諧社會，禮儀家邦”的成功試驗實例，并曾引起國際矚目。此外，海南省監獄管理局、吉林松花江中學、北京匯通匯利公司等，都在加強中華文化教育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這些來自學校、企業乃至監獄的成功例證，讓我們更加堅信弘揚中華文化有用助于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