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少雄 程麗君
2021年5月3日至4日，由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和北京師范大學《社會治理》雜志聯合主辦的“第二屆全國《群書治要》學術研討會”在福州正祥書院舉行。中國人民大學中華經典研究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茶道哲學研究所給予學術支持。來自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開放大學、山東建筑大學、中共河南省委黨校（河南行政學院）等多所院校和學術研究機構的50余位專家學者匯聚一堂，以“《群書治要》基本問題及其當代價值”為主題，以習仲勛同志為《〈群書治要〉考譯》題詞“古鏡今鑒”為思想指南，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講話精神為指導，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文化根基”“《群書治要》與百年大黨”“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管理”“《群書治要》思想體系研究”“《群書治要》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等議題，系統研討了以《群書治要》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實踐內涵，探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久彌新的價值，取得豐碩成果。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于貞觀之初令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社稷之臣編纂的治國寶典，以“務乎政術”“本求治要”為宗旨，“采摭群書，剪截淫放”，擷取上始五帝、下盡晉年之間，經、史、子之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道精要，收錄典籍六十六部，凡五十余萬字。史載唐太宗閱讀此書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感慨“覽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這部書不僅是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的理論來源，東傳日本后，又助日本實現了承和、貞觀兩朝的繁榮。考閱全書，《群書治要》以其高深之見論，簡明易行之至理，道出中國傳統治理經驗之精髓，直指古圣賢王治世安民之心法，實具“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亙古價值。遺憾的是，《群書治要》流傳未廣，又加戰亂，傳至南宋僅存十卷，自《元史》之后僅見著錄，未得其書。幸而在清嘉慶年間由日本回傳中國，迅速引起學界的重視。千年典籍，重映光輝。
研討會由5月3日的主題報告和5月4日的專題講座組成。通過兩天的研討，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在建黨百年之際，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群書治要》必當發揮“古鏡今鑒”的重要價值。
福州市正祥書院院長謝東穎在致歡迎辭中說，《群書治要》作為輔助唐太宗成就“貞觀之治”的寶藏，歷久彌新，是中國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文化之脈，也是引導世界走向和平共處的文化導向，研討和踐行《群書治要》思想內涵是時代的召喚，本次研討會的舉行恰逢其時。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劉余莉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社會治理》雜志社編輯部主任楊婷分別代表主辦方致辭。劉余莉教授指出，研討會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孕育地福州召開，可謂意義非凡，通過研學實踐《群書治要》，有助于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歷史文化根基，從而堅定文化自信，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世界和平貢獻中國智慧。楊婷主任則認為，要讀懂中國制度，必須首先讀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結果，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性及獨特的民族性。《群書治要》蘊藏著豐富的治國理政思想，《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以《群書治要》為依托，所進行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具有深刻的人文關懷和現實關懷。
全國工商聯辦公廳副主任沈麗霞、山東省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張波作嘉賓致辭。沈麗霞主任高度認同劉余莉教授的觀點，認為本次研討會圍繞《群書治要》的主要思想，聯系當代系列重點問題進行研討，是事關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課題。《群書治要》在失傳一千多年后，從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重現在世人面前，必然承擔起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使命。張波主席以自身學習《群書治要》為例，認為研讀《群書治要》幫助自身提高了思想境界和人生格局，行不久年即得內心之從容淡定和小家、大家之和諧融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由內而外的巨大文化魅力，推動全社會來學習《群書治要》是一件利國利民、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業。
“為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當代傳統文化研究，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來說，都亟需構建一種真正體現人與自然相統一的、當代形態的形而上學。”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哲學教研部原副主任兼學術委員會主任侯才教授認為，重建形而上學是當代哲學發展面臨的一項根本課題和任務。首先必須充分認識構建真正體現人與自然相統一的、當代形態的形而上學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必須探尋和找到趨向“存在”或“道”、實現人與其相統一的合理的方法和路徑。侯才教授指出，在哲學史既有的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存在與親在、普遍與特殊等四種主要方法，以及訴諸邏輯推論、訴諸社會實踐和訴諸人自身的心性等三種主要路徑中，這些方法和路徑雖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普遍與特殊的方法以及馬克思所代表的實踐論路徑和中國傳統哲學所代表的心性論路徑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中國傳統哲學的心性論路徑具有由內而外的特征，提供了一條人與“存在”或“道”相統一的內在路徑和模式，是中國文化和哲學幾千年積淀的結晶，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哲學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加以繼承、轉換和發展。同時，中國傳統哲學的心性論路徑也為當代研究開啟《群書治要》這座寶庫提供了重要的理論鑰匙。
中國人民大學中華經典研究中心主任焦國成教授認為，如果稱《群書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提要，那么“中”觀念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要中之要。焦國成教授旨在為傳統文化和《群書治要》研究提供一則中國遠古圣王代代相傳的核心治理理念，認為“中”字是體現中國古人天人合一、陰陽和合等文化精髓的“正法眼藏”。“中”既是思維方法論，也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高原則。以“中”修身可達“中庸”至德，以“中”平治家國天下可擺脫“四海困窮”的狀況，使百姓安居樂業，使天下長治久安。焦國成教授進一步指出，當代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提倡“一帶一路”，為世界和平貢獻大國力量，其背后所蘊藏的正是中國傳統“中”道文化內涵。
中國人民大學茶道哲學研究所所長李萍教授認為，“中”觀念所體現的陰陽和合理念是與西方理性主義所不同的思維方式。“陰”與“陽”兩面相生相克又和諧統一的關系確立了中國人認識自身和周遭世界的主要認知路徑。陰陽認知能力包括兩個維度：一個是整體性認知能力，指個體能夠從陰與陽兩面來全面地看待事物；另一個是動態性認知能力，指個體能夠動態地看待事物，認識到陰可能轉化成陽，陽也可能轉化成陰。
劉余莉教授則從傳統文化中的道論著手，認為“道”有途徑和終極指歸兩層含義，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中國傳統政治的邏輯，即以道為體，以仁政為相，以“修身為本”“教學為先”“愛民而安”“好士而榮”為徑，以“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為歸，其效用自然是家齊、國治、天下平。劉余莉教授強調，在傳統治理觀念中，政治必須以道為旨歸，以及政治要成為通往道的路徑。孔子以仁概括德，認為執政者首先要有不忍人之仁心，才能有不忍人之仁政，因此為政者必須以修身為本。仁在君主則體現為愛民，愛民的重要體現就是任人唯賢，教民以道，長善救失，即通過言傳身教導民于圣賢之路。因此必須堅持教學為先的治國理念，做到愛民而安，好士而榮。這種“一體之仁”的觀念滲透在國家治理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得中國傳統政治展現出不同于西方的獨具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軍事、外交等具體制度和政策，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
中國領導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程冠軍突出強調了《群書治要》貴在“治”字。治與制的最根本區別在于：“制”強調的是自上而下的強制，其突出特點是一元主導，單邊思維，其結果容易造成二元對立。“治”所倡導的是上下協同的共治，多元共存，其顯著特征是良好溝通，相互理解，相互協商，其目標是創造一個和諧共治善治社會。無論是大禹治水、皋陶執法，還是老子的上善若水，都可以使人從中領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善治。《群書治要》就是一部善治寶典。中國共產黨傳承了儒家的善治思想，從管理型執政黨轉變為治理型執政黨。從管理到治理，從治理到善治，百年大黨，正帶領當代中國走向善治。
作為北京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孫華教授更關注于傳統文化的德教理念，認為正如《群書治要十講》開宗名義指出的，“修身為本，教學為先：社會和諧的必由之路。”教育是傳承、研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途徑，在這其中要把握變與不變的辨證關系。不變的是立德樹人的教學宗旨。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最根本的教育是長善而救其失；變的是教學模式、教學平臺和教學評價體系等具體內容。教與學是一個整體，作為當代教師，應充分貫徹立德樹人的教學宗旨，在教育學生的同時也應不斷提升自我修養，做一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實學識，有仁愛之心的合格教師。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群書治要》基本問題研究是解讀《群書治要》治道精微的基礎課題，也只有通過系統梳理《群書治要》的歷史淵源、文本特征、思想內涵，研讀奉行，方能使這部千年典籍在當代社會治理土壤上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在這其中，《群書治要》的編纂背景及編纂原則更為基礎之基礎。
因史載各異，《群書治要》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眾說紛紜。北京師范大學未來教育學院講師劉海天博士經過研究，澄清了學界誤解，提出魏徵才是《群書治要》的主編者，而其主撰機構當為秘書監。劉海天博士進一步以魏徵為切入點，探究《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之間的切實聯系，認為魏徵政論同《群書治要》中的治國理論緊密聯系，是直接影響唐太宗施政路線與具體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群書治要》中的政治理論在“貞觀之治”中發揮了全方位的應用與實踐作用。
《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副主任聶菲璘博士梳理了《群書治要》的歷史流傳情況及現存本的遞嬗關系。《群書治要》作為一部“帝王學”之書，是太宗皇帝實現“貞觀之治”的思想理論基礎。這部書不僅在禁中傳閱，盛唐時期就已走向民間，流入西域，敦煌遺書S.133寫卷定名為《群書治要·左傳》節本便是例證。東傳日本后，史載有四位日本天皇閱讀此書，幕府時期武家政權的執政者也爭相閱讀。自東瀛回傳后，《群書治要》再次傳入宮中，并由于其“佚存書”的特點，在清末學術界引起了校勘、輯佚的熱潮。
《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宣傳部部長郭家瑞通過將《老子》與《群書治要·老子》相比較探討《群書治要》的編纂原則，認為編纂者在對經典原文進行擇錄剪裁的過程中確有通盤考量，而絕非簡單刪削。《群書治要·老子》文本中留存了治身、治國的內容，有調和儒道之爭的趨勢，強調以“一體”的高度實現以道治國。編纂者這一取舍蘊含了對當時主要政治人物及主流思想的整體理解，不僅符合《群書治要》“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的編纂原則，同時也是對當時歷史要求的一個回應。這樣的編纂方式使得《群書治要·老子》既能切合當時的時代要求，能夠經世致用，又超越了儒道之分的狹隘觀念，成為一部兼具時代性與超越性的經典之作。
湖南衡陽和澤書院講師鄒紫玲以《毛詩》修身詩篇為切入，探究《群書治要·毛詩》中的致用思想，通過對《群書治要·毛詩》編纂方式和內容的探究，認為魏徵等人在剪裁時確有考慮《毛詩》本身的思想性質和文本結構，突出敬慎是領導者清明的重要品格，認為敬慎外在表現為威儀和節欲。對于如何生起敬慎，則強調應具有憂患意識。由編纂者的刪削可以看出《群書治要·毛詩》的編纂思維：以原典為基，以“用”為神，將治政理論的精華與古代君主、將相的得失摘選出來，以使文本有針對性地，而且提綱挈領式地激發領導者的憂患意識。針對有學者認為《群書治要》是魏徵等人“以編代作”的作品，鄒紫玲認為并非如此。《群書治要》是魏徵等人在對所選原典的整體思想進行系統性把握后，輯錄了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后世具有指導意義的內容而成，因此《群書治要》不僅具有時代性，更具有超越性。
“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群書治要》曾因其羅具各家典籍的呈現方式被部分學者歸為類書，而僅將《群書治要》應用于校勘、輯佚，在一定程度上忽視甚至否認《群書治要》具有完整的思想體系。《群書治要》是否存在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關乎《群書治要》的研究視角及挖掘《群書治要》思想義理的深度和廣度，故此次研討會多有學者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劉海天博士指出，鑒于《群書治要》有確定的主編者——魏徵，魏徵理應統籌了整部典籍的增刪，使得全書具有了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與完備的思想體系。《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理事、中共河南省委黨校（河南行政學院）講師徐佳佳博士認為“為政以德”是《群書治要》全書的中心思想。無論是此書的成書緣由，還是編纂體例，都印證了這一中心思想。《群書治要》以“以儒為綱”為編纂原則，以“經史互參”為編纂體例，其中的經、史、子三部皆以“為政以德”為基本遵循。“敬天”即“尊德”是《群書治要》視角下“為政以德”思想的理論基礎。無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視域下亦或在《群書治要》中，政治的合法性均表現出了濃厚的“敬天”意蘊。《群書治要》中“敬天”與“尊德”實為一體，在二者的融合之中體現了“為政以德”的理論邏輯。《群書治要》反復強調的“德能配位，相得益彰”“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則從實踐的經驗層面對“為政以德”進行了驗證。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倫理學博士生程麗君以“敬”為切入點探究《群書治要》的思想體系。通過對《群書治要》中所蘊含的“敬”的意蘊及相關文本、注解進行探究，程麗君認為如果魏徵等人對“敬”以及相關文本、注解的選擇遵循了與全書主旨相契合的原則，那么其他思想內涵和文本、注解的選擇也當具備相同的原則。《群書治要》中“敬”具有警、慎、肅、愛敬、敬重之義，呈現出淡化宗教特性，保留人文特性，突出政治特性三個主要特點。由對“敬”的探析可知，編纂者所選取的內容同全書主旨相契合，是編纂者進行了通篇考慮的結果。“今之所撰，異乎先作”，魏徵等人在《群書治要》的編纂過程中始終有一主旨貫徹始終，架構起了全書統一的思想體系。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倫理學博士生黃少雄以《群書治要·管子》中的政教思想為研究對象，認為《群書治要》雖“只刪不增”，但其絕非輯錄典籍的類書，在取舍之間實則體現了編纂者的思想趨向和價值認同。《群書治要·管子》刪去了《管子》原文中占據主要地位的道論，而以君、臣、民為核心字眼，著力探討這三種政治身份的對象關系，說明《群書治要·管子》不再從形而上的道，而是從現實角度的民本關懷中，自下而上地立論政教思想之樞要。黃少雄認為，《群書治要》本自有一個思想體系：經部具有綱領性質，史部以事述理與經部理事合參，子部是對經、史二部理事的闡發與運用，各部、各卷之間前后呼應，相互補充。《群書治要·管子》僅是《群書治要》體系之一環，應當在《群書治要》體系中理解編纂《群書治要·管子》的深意。
魏徵在《群書治要序》中交待了編撰《群書治要》的現實意義，即是“務乎政術”，通過剪裁圣哲先賢之典籍，以求“博而寡要”、“網羅治體”，以明為君難而為臣不易，以為后世治道之垂范。在《群書治要》看來，言治當以君明為首要，以臣賢為輔翼，以德教為根本，因此《群書治要》一書中蘊含著豐富的君德、官德、德教等內容，體現了《群書治要》重道德、重教化的求本務實的價值取向。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倫理學博士生、國家開放大學講師葛斯青以《群書治要》君主修身思想研究為主線，力求構建以“知”和“行”的關系為橫向邏輯，以道德和倫理為縱向邏輯的《群書治要》君主修身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對《群書治要》的君主修身思想進行梳理。葛斯青認為，從個體道德角度而言，君主當以知、仁、勇之次序，做到學以致知、學以致用，以仁愛之心力行愛人，求己自省、改過遷善。從倫理層面而言，《群書治要》以父子、君臣、君民關系為次第，指出君主首先當明晰孝為德本，以孝治國，同時要謙德昭明，恭謹慎行，最后還要能夠以民為心，戒奢以儉。通過梳理《群書治要》君主修身思想，有助于挖掘古代君主經由修身實現德治之途徑，為當代領導者涵養官德，明晰“修己安人”治理方式提供理論基礎。
張波主席結合個人學習、工作經歷，以《把研讀國學經典作為修身律己的重要途徑》為題，論述學習《群書治要》對提升官德修養的重要意義。她認為通過學習傳統文化，自身的修養境界不斷提高，能夠自覺以君子的標準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不再患得患失，而是更深刻地領悟到無論身處何種崗位，都能為黨和人民做出貢獻這一道理。隨著學習的深入，自身的志向愈發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意識越來越強，腳步亦越來越堅定。通過將古人的教誨內化于心，外顯于行，自律意識不斷增強，真正做到了慎獨、慎初、慎微。
在聶菲璘博士看來，《群書治要》之所以強調“德”，是因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德與福是因循相續的兩個概念，修德即可受福，“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就是這種觀念的體現。德福一致觀是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是中國傳統圣賢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群書治要》中有關德行和福祉之間關系的內容豐富。通過分析個體及國家層面的歷史驗證，可以得出德福一致的結論。德福一致是一個普遍規律，在其背后起作用的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一樸素的因果律。聶菲璘博士將這一因果律總結為必然性、普遍性、同質性、相應性、歷時性、變易性、放大性七個特點，認為上述特點不僅能闡釋“德福一致”，還能闡釋看似“德福背離”的現象。在中國傳統社會，道德教化之所以行之有效，德福一致觀深入人心是其中重要原因。深入理解《群書治要》中德福一致的思想，不僅可以凈化人心、安定社會，還能對國家實現太平盛世產生促進作用。
北京財貿職業學院講師邢夢潺以《群書治要·禮記》為視角，探究當代教育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實現立德樹人的教育宗旨，認為當代學校教育存在的問題正如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所述：“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立德樹人教育宗旨的缺失在學生中催生了功利主義、利己主義等問題，所以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立德樹人的重要性。禮文化的弘揚有助于貫徹立德樹人的教育宗旨，因在行禮的過程中能夠潛移默化地培養起學生的恭敬之心、禮讓之心。《群書治要·禮記》有言：“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的弘揚有助于培養人與人之間的仁愛之心，促進社會和諧。
《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譚英教授高度認同與會學者發表的觀點，認為所謂“德福一致”就是《易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揭示的道理。中華文明之所以歷久彌新，就是因為古圣先賢發現了“德福一致”這一重要啟示，并將對道德的理解融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中，引導天子以至于庶人進德修業，常為常新。道德修養的提升需要依靠教育，所謂“知難行易”，只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皆備，才能謂之“學儒”。當今社會亟需能夠深入經典，明理、明道的教師，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道理講清楚，使更多人受益。
2021年3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時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把其中的精華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劉余莉教授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繼承了中國傳統治道體系的精髓。中國共產黨強調黨性修養，提倡領導干部講政德是傳統政治中“修身為本”的當代體現；獨特的黨校教育，在學校教育中重視思政課，在社會教育中重視發揮文化“以文化人”的作用體現了“教學為先”的德教精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制度，以及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的奮斗目標與傳統政治中“愛民而安”一脈相承；民主集中制的人才選拔機制和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取向體現了傳統政治中“好士而榮”的賢才政治。這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這種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發展階段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堅實根基。深入研究代表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群書治要》，古鏡今鑒，有助于充分理解中國傳統的治道體系以及建立于治道基礎之上的政治邏輯，因而也有助于讀懂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實現“中國之治”。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報刊社編審、學習時報社經濟社會部負責人儲峰同樣認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難題的重要智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思想資源，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治國理政的精髓滲透于新時代的執政理念、執政思維以及戰略布局中。儲峰教授進一步指出，傳統民本根基，系統思維和整體思維，傳統小康思想，“修齊治平”的傳統理想追求，傳統廉政思想等五個方面的傳統智慧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相得益彰，表明當代中國正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加以挖掘開發，堅定文化自信，逐步擺脫西方文化范式下的“自卑情結”。她提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不斷造就中華文化新的輝煌，彰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發展的突出貢獻。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它是多元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的，旨在規范和維持社會秩序、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協調社會關系、增進社會和諧、激發社會活力、推動社會進步的活動。”北京師范大學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謝瓊教授從兩個視角看待當代社會治理和傳統文化的關系。從第一個視角而言，謝瓊教授認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道德是一切良治善治的基石。縱觀歷史，中華民族始終十分注重發揮德治的作用，以道德教化促進善治。通過創造性地轉化和創新性地發展優秀傳統文化，以文化人，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引導人們講道、尊道，講理、守理，提升人的素質修養，把價值追求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系起來，把抽象的概念、崇高的追求變成人們實實在在的行動，就可以從源頭上預防社會矛盾的產生，系統性地增加社會的和諧因素。從第二個視角而言，企業對傳統文化的轉化與發展是企業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路徑之一。企業在穩定發展運行的同時，也為企業員工提供了富有秩序的生活支撐，并通過提供公共服務、公益志愿服務，承擔諸如慈善、救助、扶貧濟困、敬老慈幼等社會倫理責任解決社會問題。企業在弘揚傳統文化，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方面做了許多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也展現了浸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成長的中國優秀民營企業的社會擔當和家國情懷，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治理、社會治理的良好融合，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實踐的影響。
在李萍教授看來，企業對傳統文化的轉化與發展尤其是陰陽式認知能力的運用，是中國絕大多數成功企業家具備的能力之一，這種能力使得企業家通常并不追求矛盾的化解或消亡，而是能夠深刻認識到矛盾的正反兩面性和動態變化性，由此獲得相輔相成、轉化提升之效。陰陽式認知能力所體現的整體觀思維運用于人際管理當中，使各部門互相依托，可以避免西方二分的理性思維所產生的過于僵硬、缺乏解釋力的弊端，使企業更具包容性。李萍教授呼吁對中國企業管理模式的研究，明晰其中的理論構架和運轉邏輯，由研究推動制度創新，帶來活力。
劉余莉教授認為所謂中國式管理用儒家的話來概括就是“君仁臣忠”式的管理。不同于西方的對立關系，中國式管理中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是一體的關系，彼此相互關愛、相互感恩、相互團結，共同成就一個事業。她將中國式管理的特點概括為五個方面：治國之道、管理之道、致富之道，理財之道和道中之道。實現國之善治，要在四字：“富之”、“教之”。落實管理之道，要堅持禮主刑輔，充分發揮道德教化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致富的根本在于德行，所謂“厚德載物”、“福田心耕”，此即致富之道——德本財末。理財之道的核心為“財散人聚”，良心企業往往在創造財富之后回饋社會、員工、客戶，獲得更多支持，財富也越聚越多，形成良性循環。古人所言“千金散去還復來”即是此理。中國式管理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領導者能否正己化人，修養自身，以真正的德行感化他人，此乃道中之道。
《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理事、組織部部長羅嘉羽認為中國歷史是一部圣賢文化傳承的歷史，傳承的內容是中華文明的道統、教統和政統。當今中國與世界日益形成強烈的反差，反差背后是制度和文明基因的不同。可以說，中國數千年形成的“選賢任能”的執政傳統產生的一流領導人，推動了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迅速崛起，而西方選舉政治產生的平庸領導人導致西方世界快速地走向衰敗。《群書治要》作為一部治政寶典，蘊含著豐富的選賢任能思想，對于現代企業管理具有深刻的啟示效應。企業管理者應當注重企業發展的根脈，依道而行，遇事反求諸己，懂得以財聚人，以德行感召人，做到識才、惜才、敬才、愛才，不斷為企業發展注入鮮活的生命力。
沈麗霞主任結合實際工作，以具體案例論證傳統文化為企業管理帶來的良好改觀。沈麗霞主任報告稱，一些企業根據中華文化“仁愛”傳統，設立了“積福制”這一管理模式。“積福制”的主旨就在于充分調動人性中善的力量，激發企業員工自我管理的能力。“積福制”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奠基，以人性本善為前提，引導員工互相揚善、互相鼓勵，營造向善向上的教育環境。這些企業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積分標準，如工作中做了別人未做的事，積10分；做得比別人都好積20分；做得特別好且產生了積極影響積50分等等，并定期召開“積福制”分享會鼓勵大家分享身邊發生的好人好事，同時根據積分排序在分享會上頒發獎勵，包括獎金、休假、培訓、旅游等。積福制的實施充分發揮了人的潛能，凝聚起企業的力量。企業負責人率先垂范，員工用心做事，企業的管理與發展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自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以來，這種以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為目的的全球價值觀逐步獲得國際共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中國共產黨結合時代需求所提出的應時之法，同時也與中國傳統文化背景息息相關。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藥生物技術研究所李紅姍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是基于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明多樣化的歷史現實。全球性的生存危機和困境頻繁出現使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成為時代的必然。而中國之所以能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擁有幾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群書治要》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賡續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生生不息地滋養著東亞文明與世界民族的發展。“天人合一”的共同體觀念正是《群書治要》外交思想的本體論依據。彼此尊重、和而不同是《群書治要》外交思想的基本前提。貴信重義、合作共贏是《群書治要》外交思想的題中之義。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群書治要》外交思想的終極導向。從《群書治要》中汲取智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重要的在于吾輩之行動。
山東建筑大學講師秦芳博士以《群書治要》首卷《周易治要》為中心，認為由乾坤同體的世界觀，樹立天人同體的人生觀，培養體用為一的實踐品格，打造萬事萬物復歸本來一體的和合狀態是中華民族一直以來悉心致力的事業，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基石。共同體思想應由每一位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繼承并發揚。研學、實踐《群書治要》對于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實現國泰民安、天下大同的理想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