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書治要》是唐貞觀初年，太宗李世民命大臣魏征、褚亮、虞世南和蕭德言編撰的一部匡政巨著。該書以“系乎政術，存乎勸戒”［1］為宗旨，從經史子中輯錄歷代帝王“所以興衰者”以陳“前世得失”［2］，擷取修齊治平之精要以述“先王之道”［3］40。書成之后，太宗“手不釋卷”，感慨觀此“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4］，“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3］40。太宗開創“貞觀之治”，此書貢獻巨大，尤其是其中蘊含的民本思想，不僅為其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施政參照，也為魏征等忠良輔弼幫助太宗成就盛世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度簳我分械拿癖舅枷耄瑑热輳V博切要，概而言之，可分為四個方面，即貴民重民、愛民恤民、富民利民和恕民教民。這些思想深刻體現了國家盛衰的經驗與規律，無論對于當時安邦治世，還是對于現代領導干部更好地承擔“對人民的責任”，都具有普遍而深遠的價值。
一、貴民重民
貴民重民是我國傳統治國修政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明君賢士都將“以民為本”置于為政方略的首要地位?！度簳我ど袝吩疲懊裎┌畋?，本固邦寧”?！睹献印けM心下》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賈誼政論書《賈子》中亦云，“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边@些觀點作為中國古代貴民思想的代表，明確地指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是一切政事的根本，根本穩固了，國家才有安定繁榮可言，所以上至君主，下至各級官吏都應以人民為貴，以人民為重。
對于人民是社稷之本，《群書治要·孫卿子》中闡述道：“有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因此，身為執政者，要想實現國家富強、穩固、安樂的局面，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對于人民的態度；要想使下屬親服、民眾團結，不如檢省一下自己政事辦得如何；欲修明政治，美善國風，最好的辦法莫過于求賢才來輔佐自己。“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
顯然，人民與領導者之間，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如響之應聲、影之從行。而真正的以民為重，實現善治，需要領導者“好士”?！昂檬俊?，即喜好、尋求、且重用德才兼備之人，這是百姓得到長壽、富裕和尊貴的前提?！度簳我?說苑· 善說》上借隱士閭丘先生向齊宣王巧妙勸諫的典故指出：選拔有美好品行的人做官，使法令制度公平合理，才是臣民稍可以得壽之由來；及時賑濟民眾，不要煩擾百姓，才是臣民稍可以得富之由來；頒布法令，令少者敬老，興起孝悌之風，才是臣民稍可以得貴之由來。從整個國家的前途安危著眼，正確看待人民的利益，深入把握尊賢任賢和以民為本的關系，擯棄不計后果、盲目求取一時功績的觀念，對為政者而言，既是體現其價值，獲得民眾認可、擁戴的根本，也是實現善治在思想上不可動搖的原則。
古人出于對國家長治久安的考慮，尤為注重選任德才兼備之人以輔佐政事?！度簳我ば滦颉酚涊d，齊桓公治國在得到管仲輔佐之后感嘆道：“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后，則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于求賢，逸于得人”，所以君王求賢的時候雖然勞苦，而一旦任用了賢才，就可使身安，使國寧。古時“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商湯、文王用伊尹、呂尚，成王用周公、邵公，以致“刑措不用”，皆是由于上述賢德之人能興起教化之風，且被重用的緣故。為政者尊士任賢，使自己能垂拱而治，離不開兩個要素：一是具有求賢若渴、誠懇恭敬之心，感得賢士輔佐；二是能知人善任，用則不疑。
《群書治要·陰謀》中記載周武王問尚父“五帝之戒”，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蔽渫趼労笤唬骸肮讶私裥虏⒁缶用裆希硪響植桓业??！薄度簳我す茏印ぐ孕巍酚涊d齊桓公請教管仲“欲霸王、舉大事”之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民甚憂饑，而稅斂重。民甚懼死，而刑政險。民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輕其稅斂，則民不憂饑。緩其刑政，則民不懼死。舉事以時，則民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命矣?！薄度簳我り套印るs上》記載齊景公出游麥丘，請封人獻祝，封人對他說：“使君無得罪于民?！标套右娋肮唤?，遂在旁提醒他道：“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景公聞曰：“寡人過矣?！辈①n封人麥丘以為邑。從這些史實可以看到，有賢君始有賢士輔佐，有賢士始能成就賢君。上如周武王、齊桓公、齊景公等，他們對賢才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心懷寬廣，虛己納諫。而這些賢德之人處在君王之側，教導他們的都是愛民如子，恭敬謙下，不要隨意役使甚至殘害損傷民眾，以免有愧于先王和君位。這些都是從根本上教以國泰民安之道，而非從技巧上、細枝末節上提供應對之術。
《群書治要·賈子》言：“自古而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此是從反面說明何以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執政者的根本。概觀歷史，與民為敵而終被唾棄的君主代不乏人。例如《群書治要· 漢書(五) ·傳》上記載，秦始皇役民無度，自大驕慢，以致人人與之結怨，家家與之為仇，“身死才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王的可悲下場說明，與民為敵，“不致其愛敬”，不尊重賢才，沒有不敗亡的道理。反之如周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則民心所向，沒有不興盛的道理。
除此之外，貴民重民還體現在廣開言路，使民敢于說出真話。《群書治要· 潛夫論》上講，“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狈粗?，如果“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則“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此“最國家之大患也！”(《群書治要·漢書(七) ·傳》) 但凡歷史上賢明的君主，無不是主動去求取諫言、了解民情，使下情上達的。誠如《群書治要· 后漢書(三)· 傳》中楊震所言: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負薪，盡極下情也?！睏钫鹬Z道出了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不僅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讓人們隨時可以進諫，而且甚至聽到百姓的怨罵，都會洗耳恭聽，真誠接受，真正地做到了廣泛聽取普通百姓的意見、全面細致地體察民情。
二、愛民恤民
《群書治要·尚書》中指出，“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圣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闭f明了“君為父母”的由來以及“王道之本”的涵義?！度簳我さ湔Z》上也提到，“王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天子須有仁愛之心，所謂“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于澤者，天以為負。員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為恥。”(《群書治要·政要論·為君難》) 這就是說，為政者只有順天道而行，愛民恤民，作為人民的父母才名副其實。中國歷史上治理國家的狀況，可謂“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5］。三皇時期以“道”治天下，能夠無為而治。堯舜之時，以“德”治天下，其民和樂融融。《群書治要·說苑·君道》中，記載堯帝“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眻虻邸叭收讯x立，德博而化廣”，以致“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堯帝之道，在于“先恕而后教”，以仁恕之心待民，法天而行化，故使民眾安然受其恩澤而不知。同樣，“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群書治要·司馬法》) 講道舜帝不施賞罰，而人民皆愿為其效命，這是由于他至高的道德感召所致?！度簳我ふf苑·君道》中也記有禹王出巡時路遇犯人而下車哭泣的事例，禹王有感于“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卻各以其私心為心，為此而深自痛責。
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亦能以仁愛治天下，以愛民如子的心愛護百姓?！度簳我ちw·文韜》上記載文王向姜太公請教治國之道，太公曰：“愛民”，并做了形象的比喻：“善為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饑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蔽耐醯娜蕫壑模粌H施及百姓，而且還施及枯骨，乃致“天下歸心”(見《群書治要·新序》)。
春秋戰國時期，雖然禮崩樂壞，但一些君王霸主仍不失仁義之心，能夠做到循義而治，循理而為。如子產“治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災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空虛”，“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皆因其推行仁義之政，講求恕道所致。而臧孫施政嚴苛，備受國人憎惡；后卻因納子貢之言，聞子產之德，察自己之過，而“慚焉”“避位”，也是由于他做到了“義者循理”的緣故。(見《群書治要·新序》)
另如春秋時期季文子任魯國卿相時，“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被人指為吝嗇，有損國家體面。對此，文子說：“我看到國人的父母還穿著粗布衣服吃著蔬食，我因此不敢奢侈。況且我聽說君子是靠德行來光耀國家，沒有聽說靠妾與馬的。所謂德，使自他都能得益，才可以付之行動。如果縱情于奢侈的生活，沉迷于華美的文飾，而不能反躬自省，如何來治理國家呢？”(見《群書治要·說苑·反質》) 由此可知，即使到了春秋戰國，出現了許多臣弒君的現象，但是仍有許多國君臣子能以義治理國家，以仁愛之心對待百姓，事事循理而為。
《群書治要·政要論·為君難》上講，為君不易，身居萬人之上，當時時戒懼謹慎，體恤人民的疾苦，心系百姓的利益：“服一彩則念女功之勞，御一谷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厘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凋污之人，移薄偽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樸?！睂陶叨裕棺约焊呱械牡滦袧杀惶煜拢屎竦纳婆e惠及百姓，闡化立教，必以其道，行為舉動，所慮周全，而不敢有絲毫的怠慢，這正是其愛民恤民的表現。
三、富民利民
《群書治要·管子·治國》言：“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治國首先應當富民。然而如何來富民？《群書治要·晏子·問上》中記載齊景公求教于晏子“富民安眾難乎？”晏子回答說:“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能夠節制私欲，人民自然富裕；審判訴訟公平合理，人民自能安定。想富民安眾，做好這兩件事足矣。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人所理解的富民之道，并非指一味地刺激消費、發展經濟。單純追求 GDP 的增長往往容易導致兩極分化，人民并未能真正富裕，因為財富仍是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而財富積聚在少數人手里所帶來的則是社會矛盾的激化。
《群書治要·說苑·反質》中記載，魏文侯問其相李克刑罰產生的根源，李克回答說“生于奸邪淫佚之行也”，認為刑罰的根源在于人們邪曲不正、放縱奢侈的行為。他指出，凡奸詐邪曲的念頭，多由饑寒而起；淫逸放縱的行為，皆因耗神于文飾。饑寒交迫，而能不做奸邪之事的，很少有過；男女裝扮精美以相互驕矜，而能不驕奢淫逸的，也未曾有過。所以君主不禁止奇技淫巧，防止其泛濫，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國家愈發貧困，而百姓越來越奢靡浪費。國家貧困、百姓奢侈，則貧窮者為了謀求享受，就會去做奸邪之事，而富足者則會放縱欲望，做出荒淫之行，這就等于是驅使百姓去做壞事。百姓既已被驅上了邪路，做出壞事，又隨即用法令誅殺他們，就如同為百姓設置了陷阱。所以，刑罰的興起是有根源的，君主不從根本上加以杜絕，而只從枝末上禁止人們的惡行，是為“傷國之道”。
《群書治要·崔寔政論》上也指出，就個人而言，人之常情莫不喜好并追逐物質的享受，但如若欲望不加限制，任其發展，就會做出違背本性、越禮非分、乃至喪天害理的事來，所以古人特別強調要調理情感、節制欲望。先王治理天下，“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通過禮法、制度嚴格地做到防患于未然，并教人把欲望調適在合理的范圍內，做到欲而不貪。就國家而言，國家以百姓為根本，百姓以糧食為命根。糧食不足百姓則無法生存，百姓無法生存則國家就會被顛覆，這是國家最大的禍患、最令人焦心之事。此言不僅透徹地指明了國家的憂患何在，同時也說明了古人何以強調“重農抑商”的深層原因。
《群書治要·孔子家語·賢君》上記載，當年，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說：“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薄笆×σ郏≠x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卑Ч珦娜羰┬蟹蜃拥慕ㄑ裕瑖視虼硕毟F。孔子則說：“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从衅渥痈欢改肛氄咭病！币饧础对娊洝飞喜皇钦f過嗎，平易近人的仁德君子執政，對待百姓就像父母對待子女一樣，既然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子女富裕了而父母貧窮的道理呢？換言之，國君既是百姓的父母，百姓都富裕了做國君的怎么會貧乏呢？“故愛出者愛反， 福往者福來?！?《群書治要·賈子》) 所以以仁愛之心對待百姓的人，百姓也一定以仁愛之心對待他；給他人帶來福祉的人，也因此會增添自己的福分。
從《貞觀政要》中可以了解到，唐太宗也是秉持了這一“節欲則富民”的理念的。太宗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啖腹，腹飽而自斃”，所以“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叭舻⑹茸涛?，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保?］從歷史上看，歷代的明君所以能夠治理好天下，無不緣于他自己率先垂范節制欲望，不僅親近賢明而且愛民如子，自奉刻薄卻對百姓施與豐厚，因此臣順民從，就像手臂聽從心的指揮那樣默契( 見《群書治要·賈子》) 。
為政者除了要做到節欲以富民，還要確保財富的公平配給，扶持貧弱、抑制奢富，使百姓安居樂業。對此，《群書治要》中也多有闡發，例如《群書治要·漢書(二)·志》中就對農民與商人的生活之懸殊進行了鮮明的對比，并指出，這種福利分配嚴重失衡的狀況，正是商人兼并農民，而農民卻流落他鄉的緣由。農民一旦流離失所、饑寒交迫，就容易作奸犯科、使社會動蕩。古人正是深刻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在史書中給予了特別的強調，提醒為政者要從源頭上及時地治理貧富分化狀況，使農工商各業百姓都能平等地享受福利。除此之外，為官者還應做到不與民爭利。正如《群書治要·史記·循吏傳》中記載的魯國賢相公儀休對百官的要求，“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規定享受朝廷俸祿的官員不得與百姓爭利益，既然已受朝廷之大恩，眼里就不能盯著小利，而妨害了百姓的生計。
四、恕民教民
辦理政事，在提升國民素養；在對待德教與法治的關系問題上，要秉持“先恕后教，德教為先”的原則。
《群書治要·孔子家語·始誅》上記載，孔子任魯國大司寇時，執掌刑事，有父子兩人爭訟，孔子將其關入同一間牢房，三月而不判。后來，父親提出撤訴，孔子就赦免了他們。孔子認為，雖然治理國家必須把孝道放在首位，但是在這一案件的審理上，卻不能靠殺一不孝之子的辦法來教導百姓盡孝。他指出，“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币馑际钦f，身居上位的人不能恪行其道，沒有教化好百姓，百姓犯了罪卻要把其殺掉，這是不合情理的。不教民眾培養孝心，卻用“孝”字來判案定罪，這是殺害無辜。全軍潰敗不可因此而責殺兵士，司法混亂不能輕易對犯人實施刑罰。所以百姓犯罪的原因，是在于“上教之不行”，罪不在百姓。
對于在何種情況下才可以施用刑罰，孔子說道：“夫慢令謹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币饧捶钏沙趨s誅殺甚嚴，這是對百姓的殘害；隨意征斂賦稅而無定時，這是欺凌百姓的暴政；不教化百姓卻苛求其能守禮守法，這是虐待百姓的行為。國家朝政杜絕了這三種弊害，而后才可以施用刑罰。
因此孔子強調，在對民眾的具體教化環節上，應遵循以下次序：首先，為政者應對民眾教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并以身作則，使人民信服；如若不行，則通過崇尚表彰賢德之人，勸勉百姓積極向善；還是不行，就放逐、罷黜一些德行不端之人，使民產生畏懼之心。如果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會遵紀守法，民風歸于淳正。倘若還有一些奸邪之徒頑固不化，然后才對他們進行刑罰的制裁。如此，民眾就能明理而知恥，羞于犯罪了?！笆且酝柖徽]，刑措而不用也”，于是就不須使用嚴厲、苛責的政令，而刑罰也可以擱置不用了。然而，當今的社會狀況，卻是“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逾乎？”孔子感嘆，社會風氣的衰頹已經很久了，縱有刑法，百姓怎么能不越軌犯法呢？
《群書治要·漢書(二)·志》上也說，“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駨U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碧煊泻蒙拢瑥恼咭匀仕≈拇瘢皇в诳量?，才是順應天道，相反，把人民放在自己的對立面上，把能夠殺戮多少人、逮捕多少人作為自己的政績去稱揚，毫無憐憫之心，是與天道相違。
孔子說：“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 《群書治要· 孔子家語·致思》)。以仁愛寬恕存心，為百姓樹立的就是仁德之風；以嚴酷苛暴存心，與百姓結下的就是怨仇。前者如孔子弟子季羔，犯人雖受刖足之刑，后來仍在季羔危難之際救下他的性命( 見《群書治要·孔子家語·致思》)；后者如酷吏嚴延年，雖然精明強干，但是過于嫉惡如仇，以刑罰殺人無數，被人稱之為“屠伯”( 見《群書治要·漢書(八) 補·酷吏傳》)。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經》)。又云，“愧之則小人可使為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為小人”(曾國藩語)［7］。同樣是作為依法辦事的官員，存心不同，百姓對他們的回報也是截然不同的。
《群書治要·晏子· 問上》中講到賢明之君教導民眾的方法：明確教義和政令，且自己率先履行；對待人民不用苛政，而是用刑罰來防止犯罪；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須先做到，禁止百姓去做的，在上位者一定不能違反，如此，人們方會服從其教誨。衡量事情之輕重來使用民力，恰當地處理訴訟以禁止邪惡；不使民眾非常勞苦，也不用刑罰傷害百姓；在上者以愛民為準則，在下者就會以相親相愛為道義，正所謂“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群書治要·禮記·樂記》)。百姓所受的教化，實際是從為政者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學到的，倘若領導人的言行表現都符合經典的要求，則民眾就從他們的身上學到了經典，所以說教民者，當先受教育。
我國當前的道德教育現狀之所以不能深入人心，主要在于對兩個重點沒有給予足夠重視。一是沒有從孝道開始培養人的愛心。孝心是所有親愛的原點，但是在現行教育中，對孝敬父母的教育卻被嚴重忽視了。在孝心沒有開發出來，不知恩義、情義的境況下，指望其將來親民愛民，報效社會，無異于構筑空中樓閣。二 是認為古代的道德教育、儒家的倫理思想都是統治者用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這一觀念仍然普遍存在。試想，如果民眾和領導者站在了對立面上，民眾認為這些“統治者”的教育是對他們的束縛，而為官者則認為 所需教化的只是百姓，自己不去踐行，結果勢必會導致“言教者訟”，人們對領導者連同其宣講的內容一起失去信心，甚或生起逆反情緒。可見，領導者的率先垂范至關重要。當民眾真切地從領導者身上感受到了仁義慈悌的光輝，自然會精神振奮，群起仿效。
五、結語
習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語》中寫道，“心無百姓莫為‘官’”，“樹政績的根本目的是為人民謀利益?！保?］這對我們深入理解《群書治要》的民本思想有著重要指導意義。人民是社稷之本，人民的安危冷暖直接關系國家的興衰存亡。《群書治要》一書史論結合，充分地強調了人民的歷史地位，強調了為官者的修養，指出領導者要對自身職責進行正確的定位，以民為本，因貴民而愛民，因愛民而富民、教民，端身正己，自化化他，其民本思想符合時代的潮流，順應歷史的規律，必會在今天乃至將來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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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3 － 04 － 02
作者簡介: 劉余莉，女，漢族，1973年1月生，內蒙古赤峰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劉紅利，女，1980 年生，河南平頂山人，中共中央黨校倫理學專業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