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2月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明確提出選人用人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原則。這是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關于選人用人原則的新要求，也是全面提升公務員的道德素質提出的新任務。為了貫徹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不斷提升公務員職業道德水平，2011年10月17 日， 國家公務員局印發了《公務員職業道德培訓大綱》，要求“十二五”時期對全體公務員進行一次職業道德輪訓，內容有公務員的責任、義務和紀律，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等，還包括中國古代如何加強“官德”修養的內容。那么，中國古人為什么特別重視“官德”修養呢？
一、官德修養關系到國家的盛衰
在唐太宗李世民時期，魏征等大臣將歷代治國理政的經驗總結出來，編寫了一本《 群書治要》。在《群書治要·崔寔政論》上，在論及國家由盛轉衰的原因時，有這樣一段闡述：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忲（忲原作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之賤廢。 是以王綱縱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所有國家治理不力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繼太平之世已久，風氣日漸變壞也不覺察，政治逐漸腐敗也不變革，習慣于混亂，安于現狀，逸樂而看不到危機。有的荒淫奢侈，不考慮國家大事；有的不聽忠言勸告，滿足虛偽，忽視真誠；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從；有些是被信任的大臣，只求中飽私囊，保住俸祿；有些是被疏遠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諫言被棄而不用。于是，國法松弛于上，有識之士憂忡于下，真是可悲啊！
唐朝詩人李商隱在考察歷史之后，在《詠史》中也同樣感嘆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群書治要》一書中，多處講到了盛世之君與衰世之主的特征。把這些不同特征總結出來，可以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官德教育對于國家盛衰的重要性。
1. 盛世之主與天下同喜同憂，衰世之主獨制其民
《群書治要·魏志下》一書講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這段話意思是說：過去夏、 商、周每個朝代都經歷了十幾世，而秦國二世就滅亡了。為什么呢？ 因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與天下百姓共享幸福，與天下百姓共同承擔憂患。而秦始皇獨裁專制、壓迫人民，所以一旦國家危險，就無法拯救了。 與百姓共享幸福的，百姓必定和他共同承擔憂患；與百姓共享太平的，百姓必定會盡力拯救國家的危難。
2. 盛世之主尊重歷史，以古鑒今；衰世之主自以為是，剛愎自用
《孔子家語》上記載著孔子的一段話，大意是：從前之事是用以啟發當今之人的。如果一個君主不努力追循前朝之所以能安穩存在的足跡，并且又不重視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卻期求能趕上前人。《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習前賢先哲的言論和行事,以培養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學問，是歷代有成就者共同的規律，無論是為君、為臣、為政、治學，概莫能外。亡國之君恰與之相反。《呂氏春秋》中說：“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欲無雍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君人之大經也。” 這段話意思是說：亡國的君主肯定是自高自大，肯定是自以為聰明，肯定是輕視眾人。自高自大就會怠慢賢士，自以為聰明就會獨斷專行，輕視他人就會沒有防備。人才不齊備就會招致禍患，專斷獨行會使地位不穩，怠慢士人就會閉塞視聽。 想不閉塞就一定要禮賢下士，想地位穩固就一定要得到眾人支持，想不招致禍患就一定要人才齊備。這三條，是君主的治國大略。
從歷史上看，亡國之君恰恰違背了這三條，《史記》 中記載的商紂王和秦王朝的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紂天資聰明，口才好，辦事敏捷，力氣超過平常人，能空手與猛獸格斗。他的智慧足夠用來拒絕臣下的勸告，他的言辭足夠用來掩飾自己的錯誤。他向群臣夸耀才能，在天下抬高聲威，認為別人都不如自己，結果被推翻了。而秦朝自穆公以來，漸漸蠶食諸侯，最終成就了始皇。始皇自以為功業勝過五帝，疆土之遼闊超過三王，因此恥于與其并列。始皇自滿，不肯向別人請教，一錯到底，不曾改變。二世秉承其作風，因循不改，暴虐無道，加重了政治危機。子嬰孤立無親，憂懼軟弱，無人輔佐。秦朝三代君主迷誤終身而不覺悟，導致滅亡，不是很應該嗎？
3. 盛世之主任用賢臣，勤于政事；衰世之主相信佞臣，荒廢政事
《群書治要·吳志》總結前人治國經驗時說：“古之圣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意思是說，古代的圣明帝王，居住在深宮之內而知道萬里之外的事情，安閑地坐在衽席之上，卻能看清楚八方的最遠處，原因就在于其任用了賢才。相反，大凡亡國之君，其朝中不見得沒有能使國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見得沒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然而終未免其亡國，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為其賢臣不能與之同心共事，其先王的法規不能得以推行（《中論》）。《傅子》一書也舉例說明這一點：“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典語》總結說：“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 也就是說，天下的治亂，國家的安危，不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只要賢能之人做官，則治理之道清明；奸詐諂媚之人參與政事，則災禍、叛亂發生。
4. 盛世之主樂聞其過，衰世之主樂聞其譽
孔子最贊嘆的圣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喜歡聞聽自己過失的人，并且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政要論》引用《左傳》中的話：“大禹、商湯歸罪自己，其國家勃然興盛；夏桀、商紂怪罪別人，其國家忽然滅亡。”《吳志》也講到：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意思是說，能夠使國家興盛的君主喜歡聽到自己的過錯，荒淫昏亂的君主喜歡聽到自己的美譽。聽到自己過錯的，過錯一天天消除而福分來到；聽到自己美譽的，美譽一天天損減而災禍降臨。《文子》上也說：“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
5. 盛世之主抑損情欲，安不忘危；衰世之主貪圖享樂，放縱欲望
《晉書·上》講到：“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興盛 ，沒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敗也沒有不是由于恣意講究奢侈浪費而導致的。《魏志·下》 也明確提出：所謂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節約，珍視民力；所謂惡劣的政治，就是隨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認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 治，開國之初為什么會清明興盛，到末期為什么會衰弱以至于滅亡，同時再看一看近代漢朝局勢的變化，就足以觸動內心而產生戒懼了。
《政要論》也說：故修身治國也，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意思是說，修身治國，沒有比節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經傳（《禮記》）上說：欲望不可放縱。遍觀家庭與國家，其取得成功，沒有不憑藉于儉約的；其導致失敗，沒有不是因為奢侈的。儉約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縱情感；放縱情感者危險，節制欲望者平安。 堯舜所住之處，門前只有三級土臺階，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宮室低矮，飲食微薄。這幾個帝王，不是其心里不喜好（住好、穿好、吃好），而是因為十分節儉。
《尚書》里記載：帝禹之孫、帝啟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務正事，貪圖安逸享樂，喪失了應有的品德，百姓都對其懷有二心。他縱情游樂沒有節制，在洛水之南打獵，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窮國國王后羿，趁著國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為的機會，在黃河岸邊阻擋太康回都。當時，太康的五個弟弟侍候他們的母親隨從打獵，在洛黃交匯的河灣等候他。其五個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訓誡而作歌。其一曰：“百姓是立國的根本，根本穩固了，國家才會安寧（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我觀天下之事，認為愚夫愚婦都能戰勝我。對于民怨，豈能只在乎已經顯露的，應在尚未顯現時就有謀劃。我面臨億萬民眾， 危懼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繩索駕駛六馬之車 ，作為民眾的君主，怎能不謹慎呢？”其二曰：“《訓誡》中有這樣一段話：在內興起沉迷女色之風，在外興起放縱游獵之風，貪杯好酒，迷戀歌舞，住著又高又大且墻上雕繪圖畫的屋宇。有上述情況之一，則沒有不亡國的。”（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獲弗亡。）其三曰：“只因有了堯帝，才占有了冀州這塊地方，現在如果丟棄了堯的治國之道，搞亂了堯的法紀綱常，就會招致滅亡。”其四曰：“我們十分圣明的祖先，是眾多諸侯國的君主，有治國的典章法則，遺留給他的子孫，現在卻聽任荒廢前人的事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其五曰：“啊！我們將何以回歸？我想到這些便感到悲傷。普天下的人都怨恨我們，我們將依靠誰呢？我內心充滿哀傷，臉上蒙著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雖然后悔，難道能追回嗎？”
6. 盛世之君尊崇道義，以天下為公；衰世之主違背道義，以天下為私
《淮南子》中講到：“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茍出，行不茍為，擇善而后從事焉。由此觀之，則圣人之行方矣。”這段話意思是說，周成王和周康王繼承文王和武王的基業，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興亡的事跡，看清國家成敗的演變，不合乎道義的話不說，不合乎義理的事不做，言論不隨便出口，舉動不隨便作為，先選擇出好的方 法，然后根據它去行事。由此看來，圣人的行為是方正的。
那么，自從周代成王、康王以來，幾乎將近一千年了，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卻不能復興的原因是什么呢？《漢書》 用一句話作了回答：“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
《商君書》中也有類似的觀點：“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之利，而當（當原作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在這里就指出，三王用仁義來親和天下，五霸用法度來匡正諸侯，都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據為己有。現今亂世的君主、臣子，都得意洋洋地欲獨占一國一方的利益，探求哪個官位更重要，以便利己之私，這 就是國家危亡的原因。
“讀史使人明智。”了解《群書治要》中的歷史經驗，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國家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員的道德出了問題。正所謂：“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二、官德修養關系到社會風氣的善惡
孔子曾經說過：“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 顏 淵》）其意是說，為政者的道德作風好比是風，老百姓的道德作風好比是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往哪邊倒。這是對為政者的道德對民德、民風的影響的生動比喻。他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一般說來，為政者如果重視道德，愛好禮義，任賢使能，沒有貪利之心，這種風氣就會影響老百姓學禮義，講道德，美風俗；反之，如果為政者不重視道德，不講禮義，嫉賢妒能，偏私好利，就會使老百姓不學禮義，不講道德，社會風氣就會變壞。正如孟子所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孟子·離婁上》）意思是說，只有仁人應處于領導地位。不仁的人處于領導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群眾。 這就是說“上行下效，捷于影響”，為政者的道德及其風氣，對老百姓的道德和風氣有很大影響，比影之隨形、響之隨聲還迅速。
實踐證明，上行則下效。“上有克讓之風，下有不爭之俗”；“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風俗必敗。”“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是合乎道德教育規律的。因此，加強公務員職業道德教育，對于改善整個社會的風氣、對于提高中華民族的素質，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這一規律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同樣適用。與其他職業相比，公務員承擔著對整個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任務，其職業具有地位突出、角色多樣、對象特殊、責任重大等四個主要特點。公務員不僅是社會權力的行使者，也應當是社會道德的表率者。因此，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對整個社會風氣起到至關重要的引導作用。
三、官德修養關系到官員自身的成敗
明代著名思想家薛暄說：“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名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薛暄全集·薛文清公從政名言》卷二）在這里，薛暄把不貪污分成三個不同的層次，而廉政建設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我們的公務員能達到他所說的“見理明而不妄取者”的最高層次。對于廣大公務員來說，要廉潔和不貪污，并不是畏懼法律的懲罰，也不是沽名釣譽，而是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了實現為人民服務的愿望，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這是因為，道德并不僅僅是維系類的存在、調節社會物質生產活動秩序的手段，它自身也是人類進步、完善的目的之一。道德需要是人類精神解放、靈魂升華、進而是 人類解放的需要。馬克思講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也正是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特征的。如果把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停留在消除腐敗現象的手段上，停留在人們對自身利益的關注上，就不可能熏陶、培養起高尚的行政倫理人格，不能培養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道德上的真君子，公務員的自由、全面發展也就不可能得以實現。因此，必須通過道德教育加強公務員個體道德修養，在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完善和法制健全的基礎上，把社會行政倫理的要求轉化為公務員個體的職業道德操守，成為公務員自我實現、自我完善的內在要求。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公務員個體的全面、自由發展，才能培養出高尚的行政倫理人格，公務員道德建設的目的才能最終實現。
參考文獻：
[1]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書治要考譯（1－4 卷）.
[2]楊伯峻.孟子譯注[Z].北京：中華書局，2005.
[3]楊伯峻.論語譯注[Z].北京：中華書局，2005.
[收稿日期]2011-11-19
[作者簡介]劉余莉（1973-），女，內蒙古赤峰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倫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