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這一特征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論語》中記載了孔子有關社會發展“庶之”“富之”“教之”三階段的論述。孔子不否認人對物質財富的正當追求，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孟子也說，“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可見，孔子、孟子都認為，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物質基礎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管子》也明確提出治國首先應該富民，強調：“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正是基于治國應該首先富民的思想，在黨的二十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同時，古人認識到，經濟的發展并不必然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關鍵是要實現經濟均衡發展，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損有余而補不足”。這些思想是建設“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歷史文化根基，為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提供了思想借鑒和啟示。
實現共同富裕是順應天道治國理政的要求
《道德經》第七十七章曰：“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有余、不足，皆是不平等。如果放任有余而不損、不足而不補，有余和不足之間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大，必定因貧富懸殊而導致社會沖突。因此，治國當效法天道，損其當損者，補其當補者。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的排序，以及經濟政策中輕徭薄賦、為民制產、防止兼并等都是調節不均、減少貧富差距的手段。當然，損益手段必須依循中正之道，才能舉國上下貧富貴賤皆得歡喜。《易·益》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損抑于上、增益于下，民眾就會喜悅無限；尊貴者禮賢下士、增益民眾，其道必能大放光芒。利益有所往，以中正之道讓天下人受益，皆能吉祥。
貧富懸殊是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產物，而經濟的發展不能自然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只要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人民就沒有真正富裕。關于如何富民，古人提醒要節制欲望。《晏子》中記載：晏子教導齊景公說，“節欲則民富”。所以，在古人看來，富民不是簡單地追求經濟增長，因為這不能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保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因此，效法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從制度的設計上促使經濟均衡發展，倡導富裕的人節制欲望，反對奢靡之風，關心扶助弱勢群體，避免財富過分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都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
古代關于經濟建設的這些理念，為建設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提供了可貴啟示。順應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特點治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他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因此，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集中體現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突出位置，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上下同心、攻堅克難，組織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戰，打贏脫貧攻堅戰，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中國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惠及人口最多的減貧奇跡。中國成為全世界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發展中國家。2021年2月25日，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回首過去，我們在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上取得了偉大歷史性成就，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展望未來，我們正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宏愿而奮斗”。可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步伐。正如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既要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又要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注重農業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注重農業、農民。古人把農業視為國家的本業，因為“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所以，提倡在位者“服一彩，則念女功之勞；御一谷，則恤農夫之勤”。
漢文帝即位之后，從自身做起，力行節儉，一心想使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但由于戰國時期的動亂影響了漢初的發展，社會背離了“以農為本”的方針，很多人棄農從商。為此，賈誼向漢文帝上疏說，“管子曾說：‘倉廩的糧食充足了，人們才懂得講求禮節。’如果人民衣食不足，還能使國家得到治理的，從古至今還未曾聽說。古人曾說，一個農夫不耕作，有人就會挨餓；一個婦女不織布，有人就會受凍。萬物的生長都是有時節的，若使用起來沒有節制，物資勢必會用盡。古代治理天下達到非常細致周詳的地步，所以國家有足夠的積蓄可以依靠。如今人們都背離了農業而趨向商業，不勞而食的人愈來愈多，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浪費的風氣日益嚴重，這是國家的大禍。”
那么，人們放棄農業，而爭相從事商業，為什么值得古人憂慮呢。這可以概括為四個原因。
第一，導致天下的財產缺乏，甚至導致環境危機。賈誼說，“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哉”。即生產的人，特別是生產糧食的人愈來愈少，而浪費者、不參與生產的人、不勞而食的人愈來愈多，奢侈浪費的風氣也愈來愈嚴重，天下的財產怎么會不枯竭？正如《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反之就會導致資財缺乏。
第二，導致衣食儲備不足，無法應對突發事件。賈誼接著闡述：“世上有荒年和豐年，是自然運行變化的規律，即使在夏禹、商湯時，也都遭逢過。如果不幸遇到方圓二三千里的旱災，國家拿什么來救濟百姓？如果邊境突然發生緊急軍情，國家拿什么來供給幾十萬兵眾？戰爭、旱災接踵而至，天下物資匱乏，有勇力的人就會聚眾蠻橫打劫，進而發動徒眾爭相起事，到了這時才驚慌失措地設法應對，還能來得及嗎？所以，儲藏糧食等物資是天下的大事。如果糧食多而財資充裕，做什么事不能成功呢？憑借著這樣的條件，攻城能夠成功，守城也能穩固，作戰能夠獲勝，以此懷柔敵方，使遠方之人前來歸附，還有什么人招之不來呢？如今應該讓百姓回歸農業，著力于國之根本，讓天下的人各食其力，使從事工商業和四處謀生的人轉行來從事農業，那么積蓄就會充足，百姓也就能夠安居樂業了。”漢文帝被賈誼的諫言所打動，他開設天子責任田，親自耕種以勉勵百姓回歸農業。此外，漢朝還采取了一系列利農惠農的政策，重視糧食蓄積，以備賑災救濟之用。例如，漢朝政府設立了“常平倉”的制度來調節糧價，保障農民的利益：遇豐年谷賤傷農之時，政府增加價格收米，稱之為“糴”；遇到災害之年，市場上糧食價格較高時，政府降價出售豐年之米，稱之為“糶”。這種倉儲制度通過市場手段調節糧價，既有利于在豐收之年穩定市場，又有利于在大災之年通過降價銷售糧食，變相負擔一部分人民的生活成本達到賑濟災民的目的。
可見，漢朝治國重視的是保證百姓都能衣食無缺，國家有足夠的衣食儲備來防御天災人禍，并反對追求奢侈無度、揮霍浪費的生活。《禮記》中說：“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九年的糧食儲備，是不富足；沒有六年的糧食儲備，這叫危急；如果連三年的糧食儲備都沒有，國家就不稱其為國家了。如果耕種三年，確保儲備一年的糧食；耕種九年，確保儲存三年的糧食。倘若三十年一以貫之，即使遇到兇年和水旱之災，民眾也不致挨餓。沒有后顧之憂，天子用餐時就可以奏樂了。
第三，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深。《群書治要·崔寔政論》講到，世間奢侈的風氣愈來愈重，服飾都違背禮制，沒有實用價值的器具（如古玩、字畫、奢侈品、石頭等）愈來愈昂貴，而農業這個本業卻愈來愈低賤。務農的人、栽桑的人很勤苦，收入卻都很微薄；從事工商業的人很安逸，收入和利潤卻豐厚百倍。這些導致農民都放下了鋤頭去雕花刻鏤，織女也放下了織機去學習刺繡。結果，耕種的人愈來愈少，從事末業（即商業）的人愈來愈多。雖然有荒地開墾，但是因為人們并沒有把心思放在耕種之上，沒有盡心盡力地去耕種、收割，怎會有豐收的年景呢？財富集聚在少數商家之手，百姓窮匱，很多人淪為奸寇、盜賊。國家的倉庫愈來愈空虛，監獄卻人滿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豐登，受饑挨餓、流亡過世的人數不勝數。從上到下都很窮匱，也無法做到互相接濟。“國以民為根，民以谷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國家都是以百姓為根本，而百姓是以糧食為命根。糧食無人耕種，百姓不能保命，國家的根本被削弱，整個國家就會陷入危難，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古人提出，“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賢明的君主看重五谷，把農業視為國之根本，而不看重金銀珠寶。
第四，會導致貧窮者奸邪，富足者淫逸，作奸犯科屢禁不止。《群書治要·說苑》中記載，魏文侯曾問李克：“刑罰產生的根源在哪里？”李克說：是生于百姓邪曲不正、放縱奢侈的行為。凡是人們奸詐、邪曲不正之心，都是因為人們饑寒交迫才生起的。而放縱奢侈的人，都是把心思耗費在文飾之上。一旦人們把精雕細鏤的奢侈品看得很有價值，男子將會放棄農業從事雕紋鏤花；女子也會放下織機而學習刺繡。農事受到妨害是饑餓的根源；紡織受到妨害是寒冷的根源。“饑寒并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因此，如果上面不禁止機巧之事，奇技淫巧的事情愈來愈多，奢侈品的生產愈來愈多，導致國貧而民侈，國家貧困、人民愈來愈奢侈浪費。貧窮的人就會想出一些奸詐的、邪曲不正的方式，來追求富裕的生活。富足的人則會互相攀比，過上更加放逸縱欲的生活。這就等于驅使人民去做邪曲不正之事。當百姓被驅使走上邪路，再用刑罰來誅殺他們，這等于為百姓設置了陷阱。刑罰的興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源，而只是在枝節上進行督促，對國家是有損害的。
可見，古人思考問題很深遠，治國理政能考慮到根本，而非就事論事。農民付出多、收入少，工商業付出少、收入卻很豐厚，導致了貧富差距加大。貧窮的人就會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會做縱欲放蕩之事，這樣作奸犯科的事情會愈來愈多。而一旦人們養成奢侈放縱、浪費的習慣，國家的資源也會愈來愈枯竭。如果國家再不重視農業，耕田的人就會愈來愈少，人們的衣食都不能得到保證，那么遇到災荒時，國家就無法接濟百姓，應對不了突發事件。因此，要實現富國富民，就必須注重農業這個本業。從這個角度看，古人士、農、工、商的排序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和合理之處。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反對奢靡之風
奢侈浪費是天下的嚴重危害。《群書治要·崔寔政論》對此進行了闡述：喜歡榮華富貴、華美的服裝、漂亮的飾品、鏗鏘作響的音樂、炫人眼目的光彩、香噴噴的佳肴美膳等，都是人情所喜好的。人一心想著吃喝玩樂，須臾都不離開自己的心，如同水往下流，瀑布會奔向深谷一樣，自然而然。因此，古人把“欲”比作深淵。如果人對欲望沒有節制，任其發展，最后就都無法約束自己。古人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制定了“禮”來節制人們不合適的欲望，希望能夠防患未然。如老子講“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因為看到可欲之物容易使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孔子也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提醒人遠離污染誘惑。《崔寔政論》中接著說，現在市場上都賣華麗的工藝品，商家也賣僭禮的服飾，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人們看到這些能夠滿足自己欲望的東西，經受不住誘惑，肯定會購買。而商人之流，家家戶戶都超級享受，奢靡無度。國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的人都會追求奢侈浪費、違背禮儀的生活。這是時勢潮流所驅使，因而是天下最讓人憂心的事情之一。
反對奢靡之風需要在位者以上率下，為社會大眾做出榜樣示范。《群書治要·政要論》講道，“修身治國也，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所居住的地方只有三級土臺階，夏天穿著粗布編織的衣服，冬日也只穿著鹿皮制成的大衣。禹的宮室低矮簡陋，飲食微薄。這幾位帝王并非生來就不講究衣食住行，而是他們最大程度地做到節儉。也正因為帝王節儉，才能使天下太平。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的出現，都是因為皇帝有這樣的認識，并帶頭力行節儉。
漢文帝時，有人進獻了一匹千里馬，漢文帝頒詔說：“鸞旗車在前先行，隨班的車在后緊跟著，吉日出行一天行五十里，軍隊行軍一天行三十里，朕騎千里馬，獨自先到哪兒去？”于是，將千里馬歸還，并且付給獻馬的人行程費用。他又下詔說：“朕不接受進貢，可下令四方之人不要再進獻了。”漢文帝對這些遠方之物、難得之物都不認為貴重，閑游的娛樂禁絕了，珍奇美麗的贈禮杜絕了。
唐太宗也秉持了節欲而富民的理念。《貞觀政要·君道》中記載，唐太宗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啖腹，腹飽而自斃。”為君之道，必須先使百姓能夠生存，安居樂業。如果損害百姓的利益來奉養自身，這就像割大腿上的肉來填飽肚子一樣，肚子確實填飽了，但終究會亡身。唐太宗能有這樣的意識與他熟讀《群書治要》密不可分。
《群書治要·新語》中說：懷里揣著璧玉，腰間系著環佩，穿戴名貴的衣服，上面還有珠寶的裝飾，收藏珍奇怪異的物品，用玉斗斟酒，在金杯上刻鏤花紋，這些都是可以在小人面前夸耀的東西。修筑百丈的高臺，在堅固的城墻上繪畫，這些是導致老百姓筋疲力盡的因素。所以，圣人住著低矮的宮室卻高揚道德，穿著極差的衣服卻勤行仁義。他們不因為裝扮容貌而損傷操行，不因為裝飾外表而虧缺品德。國家不興辦無益的功業，家中也不收藏不實用的器物，借此減少民眾的勞役，節省他們的賦稅。如果君主不喜歡璧玉珠璣，那么玩好之類的東西也會被百姓拋棄；君主不收藏雕琢刻畫，那么淫巧之類的物品也會被民眾棄絕。放棄農業、蠶桑等重要事務，上山下海，采集珠璣，捕獵禽獸，消耗民眾的勞力，浪費國家的資財，只是為了滿足耳目一時的愉悅，滿足驕奢淫逸的欲望，這難道不是謬誤透頂嗎？
在位的領導者能夠帶頭節儉，就會起到上行下效、立竿見影的教育效果。在唐朝時，楊綰做了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他為官清廉，崇尚節儉。他被封的命令下達之日，郭子儀正要宴客，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就把坐中的聲樂減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的隨從本來人數眾多，也于當天就減少了；中丞崔寬把房屋建造得豪華奢侈，結果馬上下令把它拆毀。可見，上行而下效的感應效果如“影之隨行、響之應聲”一樣迅速。
針對我國奢靡之風的現狀，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提出了“八項規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些領導干部愛憶苦思甜，口頭上說是窮苦家庭出身，是黨和人民培養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當上官了，終于可以揚眉吐氣了，要好好享受一下當官的尊榮，擺起官架子來比誰都大。享樂主義實質是革命意志衰退、奮斗精神消減，根源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正確，拈輕怕重，貪圖安逸，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風實質是剝削階級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思想墮落、物欲膨脹，燈紅酒綠，紙醉金迷。”
古人把“君道”放在治國的首位，就是強調君主、領導者的修身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而修身從戒貪做起，因為“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人能在財色名利的誘惑面前如如不動，把持住自己，才能涵養智慧，進一步才能治國平天下。所以，領導干部的吃、穿、住、行都要力求儉樸，不能奢侈浪費，所謂“儉以養德”。這些深邃的富國思想對于今天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一些問題、建設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仍具有重要價值。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扶助弱勢群體
實現共同富裕必須關扶弱勢群體。古人對慈善救濟這一問題思慮深遠，能夠從國家制度的設計上扶持貧弱，抑制奢富，保持福利的公平配給，消除貧富分化，而非就事論事。在中國古代，國家尤其注重設立一些制度，來消除因為階層、行業、老弱、疾病、災難等所導致的貧富差距。
對于官員而言，扶持貧弱，首先要做到不與民爭利。《史記》記載，春秋時期公儀休擔任魯國宰相時奉公守法，循理辦事，使得“百官自正”。他規定享受朝廷俸祿的官員不能與百姓爭利益，既然已受朝廷大恩，眼里就不能盯著小利，做那些經商盈利之事。他甚至覺得自家種的蔬菜味道鮮美，便把自家菜園里的蔬菜都拔掉；他看到家中織出的布匹質地上乘，也把家里的織女送了出去，燒掉織布機，并說：讓那些農夫、織女們去哪里賣出其貨物呢？他不與小民爭利，竟然嚴格至此。漢朝繼承了這一傳統，也嚴格要求為官者不得與民爭利，正如董仲舒所言：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古禮規定，在位者除了不與民爭利之外，還要承擔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等責任。例如，母親生三個孩子，國家提供乳母；生兩個孩子，提供食糧；十四歲之前的少年人不用服徭役，這些都是慈愛幼童的具體制度。在養老方面，五十歲以上鄉里養老；六十以后由國家養老，養于國中的小學；七十以上的養于大學。秋天的第二個月，要注意養護衰老的人，授給他們坐幾、手杖。在賑濟貧窮方面，國家對于鰥寡孤獨等困窮之人，要提供谷物糧食；要加賞以身殉國者的后代，對以身殉國者的妻子兒女提供財祿的供給。在寬待殘疾之人方面，凡是有殘疾不能做事的，不在征兵作士卒之數。《禮記·月令》對此有詳細論述：“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幾杖”“孟冬之月，賞死事，恤孤寡”。鰥寡孤獨廢疾者，也就是現在的弱勢群體，是社會中的“短板”，把短板補齊是實現和諧社會的關鍵。
在引導民眾參與慈善方面，“賞善罰惡”是漢朝引導人們向善的重要手段，同時重視教民行義，并從制度上引導富人行善。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佛教慈悲（慈者，給人以樂；悲者，拔人于苦）、福田（包括恩田、敬田、悲田）、布施和因果（財布施得財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等觀念深入人心，推動了慈善事業的快速發展，南朝蕭梁時期出現了歷史上已知最早的官方慈善機構——孤獨園。此外，上自王公貴族、下到隱士平民的個人慈善行為層出不窮。例如，南齊文惠太子蕭長懋與竟陵王蕭子良設立了中國歷史上已知最早的私立慈善機構——六疾館；梁昭明太子蕭統廣行陰鷙，慈善行為涉及施糧、施衣、施棺、濟貧等諸多方面且規模宏大。由此可見，佛教文化對于引導無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少積極投身于社會慈善事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于南北朝時期社會實現共同富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總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借鑒中國歷史上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多角度、多手段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和實踐，可以為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提供重要借鑒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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