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程麗君
中華民族浩浩五千年，弦歌不輟，賡續向前，中華文明始終不曾中斷。“大一統”思想是中華民族走向一體、蓬勃發展的原動力，成為中華各族情感深處的共同追求與價值認同。它在潛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華民族的鮮明個性，使之在價值觀念、道德信仰、倫理規范等各個方面都達至渾然一體，成為一根連結全國各族人民的堅韌紐帶，助推中華文明經久不衰。“大一統”思想植根于中國傳統社會，歷經千年演化、發展,與中華多民族的歷史形態相契合,將個人、社會、國家緊密聯系為有機整體,有效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大一統”思想為積淀,在歷史發展鏈條中逐步彰顯。“大一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思想基礎與文化歸依。新時代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迫切需要凝聚各民族力量,形成最大共識，構筑發展同心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深層的力量源泉,可內化為強大的凝聚力。2022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團結之本”。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形成“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向心力,最深層次上正源自“大一統”的歷史文化積淀。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從歷史文化深處探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彰顯,回溯其歷時性譜系,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升新時代中華民族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大有裨益。
一、“大一統”的多重意蘊
“大一統”一詞始見于《春秋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謂“大一統”?關于“大”,有別于現代意義上“大小”之“大”,考《公羊傳》文例,凡以“大”置于名詞前,皆以“大”作動詞用,表“以……為大”,“大”具重視、推崇之意。關于“統”,《說文解字》釋曰:“統,紀也。”而“紀”為“別絲也”。段玉裁注:“別絲者,一絲必有其首,別之是為紀;眾絲皆得其首,是為統。”意即每根絲必有頭,找到絲頭就能理好,而將眾多絲頭合在一起,就是統,一團絲才能理好頭緒。何休注:“統者,始也,總系之辭。”“一統”強調在始、根上就合多為一。據此,言“大一統”之本義即以“一統”為“大”。“大一統”思想經過多個時期的發展,完成了概念上的重構與更新,總體而言,包含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1.政治一統:尊王。所謂政治一統,即擁護天子王權,維護國家統一。早期儒家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描繪“大一統”理想,奉堯、舜、禹、湯等為圣王、至尊。“君人者,國之本也”,董仲舒繼承儒家尊君重民思想,將維護君主至上權威作為基本政治主張之一。中國傳統思想中有著根深蒂固的以道為體的觀念。道統攝萬物,以此為中心層層推衍,顯現萬物。萬物以合理秩序排列,以道為最高憑借。人道效法天道,“大一統”正是對君王總領萬物地位與權力的凸顯,是對現實社會秩序的描述。“尊王”是“大一統”的政治靈魂。
在社會動蕩、分裂割據的局勢下,以“尊王”為核心的“大一統”承載著人們追求統一、反對分裂的強烈愿望。經由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學家的發展,“大一統”以“天”為最高范疇與形上本原,天人交互感應,“天”以祥瑞災異為示,向世間傳達天意,進行善惡獎懲。“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人之間的關系實為“天—王—人”三位一體,即“以天之端正王之政”,進而以王之政而正人。“大一統”集中體現天的意志,以天子為最高權力代表。天子是“大一統”的實際執行者。“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統攝于天子。“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尊天子即是對天之尊崇。“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天”具有“仁”的道德意志,“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將“仁”作用于人即儒家的德治、民本政治理念。天命予奪皆在為政者是否敬修德行,做到“修己安民”。此即“天之道,終而復始”。君王以德為追尋,通達于道。
2.思想一統:以儒為綱,融合諸子百家。政治一統是維護大國統一局面的有力保障,思想一統則是增強全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關鍵所在。“大一統”思想以儒家為核心,融合了諸子百家之長,成為漫長歷史進程中的主流思想觀念,在中國各民族中成為共識。自先秦至兩漢,儒家吸收道、法、陰陽等諸家思想,董仲舒作為集大成者,融合諸子百家優秀成果成漢代新儒學。儒學以天道為本,董仲舒指出,實現政治大一統應以思想一統為基礎。董仲舒在對策中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姓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統一,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根本思想統一,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與正常運轉。董仲舒將全國上下思想統一于儒學,確立起了以儒學原則為政治的根本思想。自此之后,儒家學說成為居主流地位的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
對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能做刻板理解,它是儒家思想遭一百多年排斥后的矯枉過正之舉,儒家思想中內在存在與諸子百家相通相融之處。自魏晉至宋明,儒家又吸收佛、道思想,加快了本身的發展與革新。諸多王朝在治理國家中以儒為綱,三教并行,正是儒家開放與包容性的生動體現。唐太宗曾確立起了以儒為綱,兼融佛、道的文治思想。宋代推崇儒學的更新形態程朱理學。政治大一統為維護統一大國局面奠定基礎,思想大一統則有利于統一思想,增強民族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規范著歷史文化發展的方向,凸顯民族精神的特色。歷朝明君往往以儒家思想對民眾施以教化,在全國形成統一的思想價值體系,其影響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國在歷史上始終維持統一的大國局面,雖有短暫分裂,但統一無疑是主流。這一精神始終是中華文化的價值根柢和國家的治理導向,熔鑄了中華民族之魂。
3.民族一統:王者無外,夷夏一體。中國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以民族大融合為和諧形態,追求各民族在統一實踐中的共同進步。傳統“大一統”文明以“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為崇高追求。“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恥之……遐邇一體,中外褆福。”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天之道為地之序的源泉。為君者承天命,以化育萬物為己任,進而開啟了中華民族文明大廈的建構。“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跡所及,莫不被澤……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華夏天子以此為邏輯,以“王者博愛遠施”為宗,令不同民族各處其所,自然逐漸走向融合,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
自周人推翻殷商,統治廣袤地區開始,“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就為中華文明“協和萬邦”的崇高目標奠定了基調。春秋時期,隨著政治斗爭的愈演愈烈,民族關系漸趨復雜。孔子主張“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他從平等觀念出發,認為應將華夷二者視作一體,“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戰國至于漢初,“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國諸侯”,初步構成完整格局。思想家們對民族關系的認識更進一步,在天下一統前提下,提出了諸多關于處理民族關系的見解。在《公羊傳》中,“中國”為華夏正統,是“一統”的中心,與之相對的是夷狄。關于夷夏之別,何休認為:“中國所以異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夷狄可化,最優方式就在于“以文德優柔服之”。《禮記·王制》稱:“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故應承認其在文化上的差異性,做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直接提出“愛及四夷”,主張為政者要以仁愛之心對待邊疆民族。
秦漢以降,“大一統”對中國民族關系產生巨大影響,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君王,皆立足于“中國”這一前提處理民族關系。歷代明君以“修文德,來遠人”為理念,德化四方、協和萬邦。建立“大一統”民族國家成為歷代執政者的政治抱負,其中唐太宗、康熙即是杰出代表。唐太宗在民族關系上的認識頗深。他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異類,益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清康熙在民族關系上亦有遠見卓識。他指出:“滿漢軍民原無異視,務俾各得其所,乃愜朕心”,“朕統御天下,要以中外一體為務”。歷經漫長歷史發展,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相互吸收、不斷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4.文化一統:和而不同,守經達權。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文化一統是促成政治一統的黏合劑,亦是促進民族融合的催化劑。傳統中國在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海納百川的格局與氣度。在文化上就體現為“和而不同”的包容情懷,能夠妥善處理共性與差異性,實現“一”與“多”的辯證統一,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文化觀念為“大一統”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儒家文化本身兼容并包的特性,使其能夠妥善處理一元與多樣的矛盾。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以天道為體,洞悉萬物并育、百道并行,諸種文化各有所長,但其最終目標一致,即實現人類社會的安定與美好,故而以兼容并包為發展理念。儒家以“和”為美,作為其追求的最高理想,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
“大一統”價值觀念長久以來深入人心,統一成為人們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歷代明君提出與貫徹統一方略正源自其內心深植的“大一統”理念,這是文化傳統作用于戰略選擇的必有之義。元朝將締造“四海一家”作為實現統一的根本理由:“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清雍正皇帝曾主張:“三教之覺民于海內也,理共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大一統”文化規范和指導著歷代政治生活,貫穿中華文明史終始。在此一文化觀念的指導下,人們在堅守“統一”原則的同時,就必須通權達變落實對理想目標的追求。“和而不同”“守經達權”的文化觀念為歷代統治者提供了有益借鑒。傳統中國在文化上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形成了對諸民族文化的強大吸引力與凝聚力。
二、“大一統”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從歷史邏輯來看,“大一統”既是古代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亦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文化底色。從“華夷之辯”到“四海一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大一統”思想一脈相承,長期的交往交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歷史必然。無古不成今,歷史前后相繼,不能割斷。探究“大一統”的歷史必然性,從文化理念和歷史實踐洞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彰顯,有助于深刻理解新時代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意義。
1.“天下一家”的文化基因。“大一統”思想可溯至先秦,《尚書》中已有“光被四表”“協和萬邦”的理念,描繪了以堯為中心從“九族”“百姓”再至“萬邦”依次環繞的政治圈,成為中國政治文明史“大一統”的最初雛形。《詩經·小雅》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描繪周天子的至上權力。“天下”的說法可溯至《尚書·大禹謨》“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其與“大一統”的關系可謂表里。春秋戰國時期,周室式微,舊有的統一格局被打破,維系人心、秩序的風俗制度瀕于瓦解。先秦諸子百家并起,紛紛探索治理方案,隨著“天下”意識的普及,他們的思想學說中反映了共同的政治目標,即謀求對“天下”的統治,謀求“大一統”政治體制的建立。他們在天下必“定乎一”上達成共識,描繪著“民族國家”的理論構想,是華夏民族文化邁向統一過程的新臺階。
如何實現“大一統”?諸子看法不一。法家推崇“一匡天下”“霸天下”;墨家主張“一同天下”;道家主張“一心定而王天下”;儒家主張“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有別于法家的暴力手段,墨家的人格化天,儒家推崇的大一統必須經由“仁義禮樂”教化實現。在夷狄問題上,孔子認為經由教化夷狄的文化程度可與華夏相當。統一大業需要強有力的統治者以仁愛之心不斷融合華夏與四夷。孔子將其主張寓于《春秋》中,“大一統”成為其中的核心思想。孟子進一步提出以“王道”“仁政”達至天下“定于一”的理論構想。荀子反復強調“一天下”,指出“四海之內若一家”。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至圣先師致力于重塑社會秩序,建立君仁臣忠、天下一統的民族國家。這成為“大一統”思想的濫觴。
作為一部闡發《春秋》微言大義之作,《公羊傳》發展了“一天下”,力倡“大一統”,是對孔子以降儒家政治理想的繼承與發展。何以從“王正月”演繹出“大一統”?古代授時為天子權力,尊周王歷法即是對周天子權威的尊崇。《春秋》記載魯史,故用周正,稱“王正月”。《公羊傳》闡發《春秋》大義,釋“王正月”為奉周王之“統”。據何休解:“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圣,通三統。”夏、商、周各受天命之一統,三統循環。三代以正朔確立起各自的合法地位,而新政權建立后,會同時保留此前兩個政權的后代及其相應的正朔、服色,從而使“三統”并存。“三統”之間并非單線的替代循環關系,而是以其中一統為主,另外二統為輔,即公羊家的重要概念“通三統”。大略而言,新王尊崇一統的同時要兼顧先前“兩統”,容許其后人、統緒以及歷法的存續,以示對先王之尊。《春秋》記載魯史,以周為正統,故謂之“王正月”。各諸侯國皆奉周王為“正統”,“王正月”即是凸顯“一統”的重要性。
董仲舒繼承并闡發了《公羊傳》“大一統”,將“大一統”與實現“大一統”的手段相聯系,直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他詳述歷史按照黑統(夏)、白統(商)、赤統(周)的順序循環流轉,推崇“通三統為一統”,以達“天下之‘統’一矣”的境界。在董仲舒看來,要扭轉“法制數變”的現象,凡不在六藝之內的邪僻之說都該斷絕。實現“大一統”就要統一異道、異論,統一百家,統一法制、法紀,進而才能“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董仲舒以天為主導,以陰陽五行為材料,創設出融合諸子思想的天人感應說,將之運用于國家與社會政治生活領域。在漢武帝的支持下,“表彰六經,獨尊儒術”之風興起,儒家學說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主干。
2.“經略四海”的歷史實踐。“大一統”理念成于先秦,付諸實踐于秦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六王畢,四海一”的宏偉大業,建立起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帝國,實現了政治上的“大一統”。但各個地區政法混亂、文化各異、風俗不一、發展不均,如何實行有效管理頗為棘手。秦始皇汲取周亡教訓,以郡縣制取代分封制,官僚制取代貴族制,以“書同文、車同軌”式的中央集權終結諸侯割據。秦始皇使“大一統”終成政治現實。盡管后繼封建王朝在行政體制上有不同程度的創新、發展,但從理論而言,它們皆是秦代郡縣制的繼承與嬗變。正是在郡縣制基礎上,元代設行省,經明、清規劃與變革,奠定了當今行政區域劃分的雛形。歷史的車輪推動著傳統中國社會集結成為一個結構復雜、組織嚴密的統一整體,在大一統政府的管理下有序運轉。
秦開創的中央集權式大一統模式,奠定了中國傳統政治的基礎,但這種高度集權專制統治亦為世人詬病。為鞏固統一大業,秦王朝采取高壓政策,以至發生“焚書坑儒”,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應予以批判。秦始皇的高壓、專制舉措成為深刻的歷史鏡鑒:思想、文化的統一絕非強制、粗暴的方式可一夕促成。正如司馬遷所總結:“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君王要落實善治,就必須將天下大勢與道相合,這種治政形態發軔于西周“天人合一”“敬天保民”觀,歷經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大討論,沉淀為根深蒂固的政治形態,貫徹中國傳統政治之終始。秦王朝鞏固統治就必須建構起合理的意識形態。史實證明,秦始皇的治國方略,忽略了民情、民生,在邊疆治理上崇武尚爭,與道相悖,動搖國之根本,招致速亡。
秦、漢迭代。秦王朝在形式上結束了列國紛爭,而真正在思想意識上使人們達成統一則始于西漢武帝時期。武帝以秦亡為鑒,采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這一意識形態立足于中國倫理本位的宗法社會,將傳統社會的倫理原則同治國原則有機結合,構建起以道為本體,立足人性、人心,貫通修、齊、治、平的“大一統”政治文化。在此格局下,皇權能否得真正之“勢”就在其能否合乎于“道”。“圣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現實政治要合于道就要掃除不良舊俗,大興教化,建立起適應新時代的禮樂制度。
漢武帝在經略四夷中,以漢夷共治為原則,設置郡吏,布施仁義,教以禮義,尊重當地的文化風俗,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漢武帝畢生致力于重構“天下”秩序,構筑“大一統”王朝。他先后在改變與西域、西南夷、朝鮮等關系上不懈努力。董仲舒發揮《春秋》大義,完成“以夏變夷”的理論建構,成為與漢武帝經略邊疆相輔相成的治理理念。漢武帝在治理上采納董仲舒以“德”為核心的思想,“愛及四夷”,“博恩遠施,遠撫長駕”,促進了邊疆地區經濟與文化發展。董仲舒“大一統”思想有了生動的歷史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儒學成為國家正統。漢武帝構筑的“大一統”王朝為多民族中國疆域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成為其后歷代君王致力于維持的有效統治區域,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
漢承秦制,最主要的調整就體現在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鼓吹“君權天授”,以“天命”“天人感應”與道德觀念來教化、約束君王,使之相信天命,懼怕天威,明晰“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深刻道理,進而主動約束自身,從而為君權設限,避免走向極端。漢代以后,歷朝明君皆接納此一主張,自覺正己化人,選賢與能。魏晉又承漢制,從紛亂走向統一,促進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孕育出恢弘的盛唐文化。隋唐宋元明清一脈相承,中華統一多民族國家不斷鞏固與發展,縱有短暫分裂,終歸一統。發軔于先秦的“大一統”與“天下一家”的觀念愈發深入人心。
三、“大一統”從歷史文化深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個歷經千年風雨鍛造,血緣相親、生死相依的命運共同體。五千年來,中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有爭斗、分裂,但融合、統一是主流,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是在歷史發展鏈條中逐步彰顯,共同的歷史文化淵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基礎性前提。從歷史文化深處培育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認同,是鑄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情感依托、思想前提和文化歸依。“大一統”既是古代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亦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文化底色。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深深植根于中華各民族共度時艱的歷史記憶中。
1.“大一統”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思想根基。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時代的社會意識都和以前時代的社會意識有著聯系,它的產生和發展都要以前人所積累的思想材料為前提,繼承前人的思想成果。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大一統”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持久、穩定的思想基礎,凝聚了社會共識,形成了價值體系,成為中華民族國脈傳承的精神紐帶。展歷史長卷,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不斷進行著多方位、深層次的互動,情感聯系得以深化,思想、價值觀上產生碰撞與共鳴,逐漸發展形成中華民族意識與文明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是各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各民族共有記憶、氣節、文化等一切精神內涵,政治認同、文化認同、身份認同是其重要的核心要義。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包含了各民族在共同實踐中形成的理性思維與感性記憶,是各族人民認同意識的凝聚與積淀。在西方多元價值的沖擊下,凝聚中華各民族的價值共識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內容。
從“華夷之辯”到“四海一家”,華夷同宗同源思想突破了民族狹隘意識,從精神層面聯結起中華各族人民的血緣紐帶。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的沉淀,融合儒、釋、道智慧,發展形成了團結統一的民族精神,成為各民族不斷發展的情感紐帶與精神支柱。儒家則是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傳統“大一統”思想以儒學為核心,推崇仁愛天下、“四海一家”,使各族人民在思想上達至統一,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成為經久不衰的主流價值觀念。在儒家思想的廣泛傳播與深遠影響下,西夏、遼、金、元、清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皆尊孔崇儒,以儒學為教化的主要內容,將之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大一統”思想作為一種理念持久而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不僅為漢族所奉行,也在各少數民族中深深扎根。
當今中國大力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與儒家核心價值理念一脈相承,體現了對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精髓的提取與歸納,其目的就在于整合、引領多元思想,凝聚起中華民族的共同理想與崇高價值追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共同思想基礎。它吸收、借鑒中國“大一統”思想中的優秀內容,并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符合現階段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統一社會意志、集合社會智慧、激發社會活力,為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提供精神保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是各民族在長期共同的歷史生活中形成、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完善的重要財富,體現了不同成員的共同價值追求,明晰了不同成員的身份定位與價值依循,從而有效推動著社會成員間的交往、交融,加深了各族人民的情感認同、價值認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精神沃土。
2.“大一統”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文化底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是國家與民族的靈魂。強大的精神文明為國家、民族的進步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大一統”是中華文化的內核,深印在中國人的精神血脈之中,為中華民族在曲折發展道路中孕育出寶貴民族精神給予了思想引領與價值遵循,使得一體的觀念深入人心,維系著中華民族的團結與統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扎根在這文明的基礎上,以此作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與精神棲息地。在“大一統”思想的歷史鉤沉中,人們持續承襲其精髓并不斷創新,產生了對民族文化共同的歸屬與認同,形成了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價值遵循與思想指導。共同的文化記憶激發了文化主體對群體的隸屬感,他們從共同的文化記憶中汲取精髓,逐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大一統”思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落實各民族血濃于水、共負使命的文化根脈。在凝聚社會共識,加強各民族文化互動中,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深刻的文化底蘊。以文化認同建構起的精神家園,是中華傳統文化、歷史風貌的積淀,蘊含著各民族共有的記憶、情懷與希望,是中華民族產生向心力、內聚力的深層動因。
“大一統”的發展歷史正是中華文化影響力不斷擴大,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對各少數民族文化不斷吸收、融合的過程。各民族文化猶如多源河流,不斷匯入中華文化中,共同鑄就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燦爛輝煌。在“大一統”文化的影響下,中華民族形成了以“多元”為基礎的“一體”發展規律,同時亦突出了“一體”主旋律對“多元”文化的尊重。中華民族正是在長期跨文化交流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多民族聚合體,多元文化互動互鑒、交相輝映。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正是歷史上文化長期互動的結果,不同民族在沖擊面前會凝結成強大力量,以此為基礎,中華民族能得以長久維系并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在“大一統”文化影響下,中華民族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不斷包容、吸收各民族文化,使得中華文化如“雪球”般發展擴大,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得以維系與建構的牢固基礎。各民族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大一統”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其中蘊含著“天下一家”的拳拳家國情感和浩浩民族大義,浸潤在中國人的血液中,凝聚成任何勢力都攻不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結語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歷史上各個族類群體長期交融、涵化的結果,也是將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各個歷史文化共同體整合到一起的產物。中華民族必須直面歷史塑造出的現實基礎,以其內在規定性為依托,探索出一條能夠有效維系政治、疆域、文化、人心相統一的現代化之路。“大一統”的歷史實踐充分證明,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牢固樹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須把黨的領導貫穿到民族工作的全過程,體現到民族工作的各方面,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維度發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不能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也不能少。”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在平等基礎上加強團結,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發展與繁榮進步,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古鏡今鑒,“大一統”可謂中國歷史轉動之軸心。正是“大一統”傳統從根本上保持了一個廣袤的泱泱大國矗立在世界東方,創造了歷史上世界文明巔峰—“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漢唐盛世。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李大釗曾指出,中國在古代一直領先于世界,尤其是漢唐,為世界文明進步做出過大貢獻,只是到近代才落伍,被動挨打。但他堅信“青春中國”一定會誕生,中華民族一定會復興,中國必將“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并非要稱霸世界,而是為實現李大釗的宏偉心愿—使中國第二次大貢獻于世界之進步。今日要把中國建設成為政治上高度統一、經濟文化高度發展、各民族融合繁盛的現代化強國,迫切需要開掘“大一統”之精髓,繼承“大一統”之傳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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