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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余莉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出自《周易》坤卦的《象傳》。意思是坤卦象征大地的氣勢寬厚和順，君子應當取法大地，以深厚的德行容載萬物。大地能夠承載萬物、接納萬物，君子也要有大地般深厚的德行，容載萬物。這也說明，一個人具有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載外在顯赫的名聲、盈裕的財富、高貴的地位而沒有禍患。這就如植物根深才能葉茂的道理。這個道理無論對于個人、家族還是對于團體、國家都同樣適用，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

一、國無德不興

《群書治要·文子》中說“亂國之主，務于廣地，而不務于仁義；務于高位，而不務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即為國家造成動亂的領導人，只注重擴大勢力范圍，而不重視施行仁義；只致力于追求高位權力，而不注重修養道德。這種做法，是舍棄國家所能生存的條件，而造成滅亡的因素。

“務于廣地，而不務于仁義；務于高位，而不務于道德”這句話，正切中國家盛衰的根本原因。《弟子規》中說：“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這個“勢”不僅包括政治上的權勢，也包括經濟上的優勢、軍事上的威勢等。古人從童蒙時代就學習這一道理，并把它視為常理常法。

《群書治要·淮南子》中記載：趙襄子指揮軍隊攻打敵國大獲全勝，但在吃飯時卻面露憂色。他身邊的人大惑不解，問道：“一天就攻下了兩座城池，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現在您卻面有憂色，為什么？”趙襄子說：“江河發大水，不過三天就會退去；颶風暴雨，在一天中也不過是一會兒的事。如今我們趙家的德行積累得不夠深厚，又一天攻下兩座城池，恐怕衰亡會接踵而至！”孔子聽說此事后評價說：“趙家要昌盛了啊！”因為趙襄子能夠居安思危，認識到積累道德這個更根本的問題，反而能使國家昌盛；如果他獲得了小小的勝利和成就便沾沾自喜，驕傲自滿，就很容易失敗。可見，打勝仗并不難，難的是能夠保持勝利成果。在歷史上，齊、楚、吳、越四國都曾經是戰勝國，然而最終卻都衰亡了，原因就是他們不懂得如何保持勝利的成果。唯有有道德的君主，才能保持住勝利成果。

因此，中國自古以來就倡導“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學》開篇所說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君主能夠率先垂范，以修身為本，百姓也能夠效法修身，結果必然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會和諧。當別國的使臣來訪，就自然生起羨慕效法之心，主動學習中國的禮樂文化，這就是“王天下”，即為天下人做出榜樣示范。

從歷史上看，“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商湯的地盤方圓七十里，但他能夠成為天下諸侯國效仿的榜樣。西伯昌（即后來的周文王）所統轄的地區不過是百里之地，但他卻使所有的諸侯國都臣服，這都是因為他們的厚德。在周文王還是諸侯時，虞、芮兩國的國君因為田畔產生爭執。他們聽說西伯昌德行高尚，于是就前來請求他評判是非。但是他們一進入西伯昌治理的國境，就看到全國上下和諧安寧，不僅沒有人爭吵，而且還彼此謙讓，于是就慚愧得無地自容，不需評判就回去了，彼此還互相推讓田畔。天下人聽說這件事后，歸附周的有四十多個諸侯國。這些諸侯國臣服于周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為周文王的厚德所折服，因而愿意主動向他學習以道德仁義為核心的文化。

從歷史上看，中華文化之所以對鄰邦乃至世界各國產生深遠影響，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當外國人來到中國，看到人與人之間交往彬彬有禮，“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關系和諧，社會安定，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因而把中國譽為“華夏之族”“禮義之邦”，把當時的皇帝尊稱為“天可汗”，即天下公認的領導者，都以能夠到中國學習、朝拜、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為榮，因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國的領導，這就是“中心悅而誠服”。中國即使在國力鼎盛之時，也從來沒有搞霸權主義。明朝鄭和下西洋時，他率領著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每到一個地方，帶給那里人民的是茶葉、絲綢、瓷器、先進的造紙術和造船術，而沒有侵占別國一寸一尺的土地。所以，直至今日，鄭和仍然受到東南亞人民乃至世界各國人民的崇敬和紀念。中國現今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從根本上說，正是這種仁義精神的延續。

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先生在系統研究了各個國家文明發展史的基礎上，從文化學的角度提出，能夠真正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未來屬于中國》這本書中，他認為，要避免世界動亂、拯救人類文明，未來的世界必須走向統一，因此，建立大一統國家是必要的。但這個統一絕非依靠軍事、強權的統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統一。特別是生物圈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危機，依靠狹隘的政治國家是無法應對的，應該以整個地球的視野去應對。而中國在歷史上既有長期統一的歷史經驗，中華文化也以擁有天下一家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所以湯恩比把世界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中華文化上。中華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國所學習和接受，必能帶給世界和諧、和平與希望，因為中華文化是講求道德仁義的文化。

二、人無德不立

《群書治要·新語》中說：“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于位而無德者絀，富于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意思是說：治理國家要以道德為上，處理事情要以仁義為根本。地位高貴但缺乏德行的人會被貶黜；富有財產但不講道義的人會被處刑；地位低下但珍愛德操的人會受尊崇；貧寒但講求仁義的人會榮耀。商紂王的酒池可以用來劃船，糟丘可以用以登高遠望，這難道還能算是貧困嗎？他擁有統領四海的權柄，主宰著九州的百姓，這難道能說是武力弱小嗎？然而論其功業卻不能夠保全自身，論其威勢卻不能守住社稷，這絕對不是由于貧窮弱小，而恰恰是由于自身缺乏道德、對百姓不夠仁義！所以，懂得如何謀利卻不明白大道的人，必然是眾人所謀取的目標；敢于使用武力卻缺少仁義的人，必定是戰爭攻伐的對象。

《史記》記載，商紂王天資聰穎，口才很好，辦事敏捷，力氣超過常人，能空手和猛獸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應對臣下的勸告，言辭也足以掩飾自己的錯誤，但他驕奢淫逸，不聽忠言勸諫，每日和妲己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還制造殘酷的炮烙之刑殘害百姓，使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后來周武王吊民伐罪，紂王兵敗而亡。身為一國之君，紂王擁有廣大的地盤、強大的軍隊，卻因沒有道德，不講仁義，最終逃不過滅亡的命運。

《群書治要·抱樸子》中講：“不修善事，即為惡人；無事于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即君子不在乎富貴矣。”意思是說，不行善事的，就是惡人；不奉事尊長的，就是小人。商紂王為君無道，所以被稱為獨夫；孔子身為諸侯的大夫，卻被推許為素王（素王即有王者之德而未居王者之位的人）。這說明君子并不在于是否有權勢和財富。

“不修善事”，就是不積德行善。因為人行善，就能夠看到別人的需要而去幫助他。反之，見義不為就對自己的良知有損。對良知有損，心性就在墮落。古人云：“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句話用在人的心性修養上也是適用的，它提醒人一個人如果不修善事，不能熱心幫助別人，甚至見死不救，那么德行每一天在退步，自私自利的心就在增長。所以有人提倡要“日行一善”，目的就是把行善變成自然而然，甚至自己都感覺不到。如果人做了善事還不放在心上，就如布施還做不到“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心地就不能保持清凈。所以人做善事要心無罣礙，歡歡喜喜地做。善事做好之后，歡歡喜喜地走，瀟灑、自在，心里連痕跡都不留。

“無事于大，則為小人”，不能夠事奉恭敬尊長，不管是在家對待父母，還是在團隊里對待領導，在學校里對待老師，不能夠恭敬奉事的，這就是小人的行為。孝親尊師是中華文化的大根大本，由此培養了一個人知恩報恩飲水思源的意識和恭敬心。如果一個人連對父母的孝、對老師的恭敬都沒有了，很難不墮落到小人的行徑。他走到社會上也很難不和別人產生對立和沖突。

紂的行為荒淫無道，雖然是一國之君，卻被孟子稱為“獨夫殘賊”，被認為是非常殘暴的人。孔子當過魯國的大夫，是一個輔助國家的大臣，但是后人都稱他為“素王”。受到百姓的推崇，代代活在百姓的心中。孔子在歷代都備受尊崇。唐朝開元二十七年，唐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的時候，封孔子為“至圣文宣王”。元朝元武宗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言：“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名”。在孔子之前出世的圣人，如果沒有孔子把他們的教誨承傳下來，后代根本就不知道有這樣的古圣先賢。“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法。”在孔子之后兩千多年成圣賢的人，都是以孔子為榜樣來效法。因此孔子真正是一位承先啟后的大圣人。所以百姓尊崇他，稱他為“素王”。后人也應當效法孔子，在承傳文化，貢獻民族、國家、社會乃至世界和平方面，能夠有所建樹。“即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人一生對世界民族、對人民能夠做出多大的貢獻，不在于他的財富、權位，而在于他的智慧、德行。

紂王等數不清歷史故事，都驗證了《周易》中“厚德載物”“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尚書》中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兇，惟影響”，《大學》中的“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以及《春秋左氏傳》中“多行不義必自斃”的道理。

總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唯有按照天道自然的規律行事，才能昌達興盛，歷久彌新。因此，要使國家經久不衰，個人基業長青，必須順應道德、講求仁義。正如《群書治要·六韜》中講：“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