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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佳佳

魏徵（580—643年），字玄成，是唐初著名賢臣，輔佐唐太宗成就了“貞觀之治”。因以極言直諫著稱，被后世譽為“千古諫臣”。據(jù)《貞觀政要》載，魏徵對唐太宗的諫諍多達“數(shù)十余萬言”，被唐太宗評價為：“成我今日功業(yè)，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除了以名臣光耀于世，魏徵還深諳讀書之道，堪為治學典范。擔任秘書監(jiān)時，他著寫了《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總論。此外，魏徵還主編了資政巨著《群書治要》，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傳世的思想和文字。

    以儒立身，博學善文

受南北朝時期戰(zhàn)亂的影響，魏徵祖輩雖以武職為主，但也展現(xiàn)了“親儒善思”的家風淵源。據(jù)唐代史學家李延壽在《北史·魏長賢傳》中記載，魏徵的曾祖父魏釗“雅性俊辯，博涉群書”；祖父魏彥“求為著作郎，思樹不朽之業(yè)”；父親魏長賢更是在回復友人的書信中直接表明自己“仆之先人，世傳儒業(yè)”。而且在李延壽筆下，魏長賢被評價為“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完全貼合“盡忠恪守”“求仁得仁”的儒士形象。在“以父為師”的傳統(tǒng)家教規(guī)導下，魏長賢的言傳身教對魏徵的陶染是不言而喻的。加之，魏徵長于“開科取士”“厚賞諸儒”的隋朝。因此，儒學復興的社會環(huán)境以及“世傳儒業(yè)”的家學家風為魏徵的學業(yè)啟蒙立下了根柢。

　　除了“以儒立身”外，魏徵還博學善文，接觸并吸收了道家思想的智慧?！缎绿茣酚涊d了他“隋亂，詭為道士”的經(jīng)歷。出家學道的插曲不僅沒有與其“世傳儒業(yè)”的本色相沖突，反而相得益彰。因為魏徵汲取的并非是道教具體的“神仙方術(shù)”或“養(yǎng)生吐納”，而是道家“大道無為”的格局觀與“剛?cè)岵钡霓q證法，這種“儒道結(jié)合”的良性反應在他求學認知的過程中恰巧產(chǎn)生了極佳效果，使他在道家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堅定了對儒家思想的認同感與價值感。而且在為道期間，魏徵還結(jié)交了隋朝大儒王通，又經(jīng)王通引薦，廣結(jié)天下儒士，王通所著的傳世之作《中說》記載了他們相交的始末。在求知問道與人格塑造的過程中，魏徵既顯現(xiàn)出“忠孝仁愛”“博聞強識”的烙印，又流露出“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的印跡，折射出了“以儒立身，博學善文”的治學特質(zhì)。

    忠諫施德，經(jīng)世致用

　　有別于王通在隋末亂世隱逸不仕的立場，魏徵秉持了儒家思想“學而優(yōu)則仕”的觀點，并在為官理政的過程中貫徹了儒家“以德化人”“明德慎罰”理念。據(jù)《貞觀政要》記載，武德九年，魏徵就明確表達了“德治”主張，并與封德彝等展開了爭論。封德彝等認為“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主張“重法以禁之”。而魏徵提出，“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jīng)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而且“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外，他還進一步總結(jié)了隋朝滅亡的教訓，“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故而堅持“明德安民”“以靜治國”。在魏徵的勸誡下，唐太宗改變了“大亂之后恐難治化”的想法，轉(zhuǎn)而投向了“偃革興文”“休養(yǎng)生息”的治國方略。

　　據(jù)清代學者王先恭所編寫的《唐魏文貞公徵年譜》載，自武德九年至魏徵逝世的18年間，魏徵圍繞忠、信、教、仁、君道、戒驕、戒貪、民本、任賢、納諫、禮制、法治、慎兵等多個為政主題，向唐太宗上疏了105條政論，被太宗認同并采納的近80條。其中較為著名的主要包括：貞觀元年，魏徵進諫唐太宗布德施惠，不發(fā)一兵招安嶺南，實現(xiàn)了遠人自服；貞觀六年，魏徵基于勞民傷財、動搖國本的角度闡明了“封禪”危害，勸退了太宗的“封禪”動議；在長孫皇后去世后，魏徵又以《理獄聽諫疏》《論時政疏》《諫太宗十思疏》等8篇政論接連上疏唐太宗，勸其顧全大局、慎始慎終。因此，縱觀魏徵的從政踐履，反映出了“經(jīng)世致用”“干進求務”的治學原則。

    巨著傳世，以饗后人

為了進一步論證“德惟善政”理念的正確性，魏徵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從浩如煙海的典籍中刪繁擇精，編纂輯錄了一部鑒往知來的資政叢書——《群書治要》，實現(xiàn)了治國理念的以文傳世、經(jīng)久不衰?！度簳我返恼幏秶⒕幾朐瓌t、輯錄內(nèi)容、服務對象等方面均表明此書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

在內(nèi)容方面，魏徵在《群書治要序》中直言：“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倍遥藭木幮蕹踔员闶翘瞥跷娜辶λ]唐太宗推行“偃武修文”方略，可見此書倡導“以史為鑒”“政德融合”。在摘編范圍方面，《群書治要》可謂“采摭群書，剪截淫放”。據(jù)統(tǒng)計，《群書治要》是魏徵等人從1.4萬多部、8.9萬多卷古籍中甄選的結(jié)果，最后確定66部經(jīng)典為《群書治要》的摘編書目。在編纂原則方面，《群書治要》遵循“以儒為綱，經(jīng)史互參”原則。以《隋書·經(jīng)籍志》中劃分的“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為參照，《群書治要》輯錄的66部經(jīng)典可定性為，經(jīng)書12部、史書6部、子書48部。其中，經(jīng)部共計近10萬字，占《群書治要》全書比重近1/5；同時，子部對儒家經(jīng)典的原文摘錄比較其他典籍而言也均居前列；此外，6部史書也是通過記錄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來對應經(jīng)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愛民而安、好士而榮的箴言及觀點。在服務對象方面，《群書治要》堅持“務乎政術(shù)，存乎勸戒”。魏徵自身本就具有經(jīng)世致用、干事成事的特點，而《群書治要》又是其闡釋為政理念的傳世之作。故而，此書精準地以治國理政為主題，從66部經(jīng)典中選取了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關(guān)的代表性內(nèi)容，對各家各派思想的摘錄也均以此為標準。如《群書治要·申子》僅保留了《申子》中的《大體》章節(jié)，《群書治要·尸子》與《群書治要·崔寔正論》等法家著作也僅摘錄了其中以德治國的政論內(nèi)容。在魏徵等人合力編著的基礎(chǔ)上，一部“務乎政術(shù)，存乎勸戒”的帝王學教材《群書治要》于貞觀五年（631年）問世了。得此書后，唐太宗手不釋卷并在《答魏徵上〈群書治要〉手詔》中作出了“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的極高評價。同時特令繕寫《群書治要》10余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之后此書經(jīng)過散佚、回傳、再版整理后重新問世，作為政論巨著，以饗后人。

魏徵的治學之道體現(xiàn)了“以儒立身”“經(jīng)世致用”“立著傳世”的特點，體現(xiàn)了一位傳統(tǒng)儒臣憂國憂民的現(xiàn)實關(guān)切，具有經(jīng)久不衰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