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 教授
諸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學習《論語治要》。
我們看——陽貨，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孔子是用反問的語氣說明，禮不僅指玉帛而言，樂不僅指鐘鼓而言。從前祭祀，兩國交往都有一定的禮，乃至于普通之人的交往，比如說送往迎來、婚喪嫁娶等等，都有一定的規矩。比如說普通人之間送禮，要講究送土特產，如果我們到廣東，送廣東的物產那就是不合禮；如果送一些自己家鄉帶來的土特產，雖然不值錢，但是情份重。
古人送禮是獻帛送玉，玉帛是禮物，鐘鼓是樂器，贈禮物、鳴鐘鼓并不是禮樂之本，禮樂的本意在敬、在和。所以《曲禮》曰：“毋不敬。”就是教導人們要一切恭敬，人不能夠敬、不能夠和，所以才用禮樂。禮以敬為重，玉帛只是禮的文飾，只是用來表達敬意而已，樂主于和，鐘鼓只是樂器而已。但是當時的君主只知道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重于禮物而簡慢于恭敬，只知道崇尚鐘鼓，而不知道移風易俗，敲擊鐘鼓而不和雅頌。所以孔子加重其詞的感嘆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這個就是強調，禮之所云不在玉帛、不在禮物，禮在于內心的恭敬，如果沒有內心的恭敬，即使用金玉這樣的盤子、碗，來招待客人也沒用，反而感覺是炫耀。如果有恭敬心，即使是四菜一湯，也可以招待貴客，貴在心誠。鄭康成對這句話這樣注解：“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意思是說這個禮，并不是崇尚玉帛等等的禮物，它所貴的是它能夠安上治民。
關于禮，安上治民的作用，我們在《群書治要?晏子》上，有這樣一個故事可以看得出來。在《晏子》上記載，當時齊景公很喜歡飲酒，有一次他連飲了數日，酒酣之時，他竟然脫衣摘帽，親自敲擊瓦缶奏樂，并且問身邊的各位近臣說：“仁德之人，也以喜好以此為樂嗎？”身邊的一個愚臣叫梁丘據，他就回答說：“仁德之人的耳朵眼睛同別人一樣，他們怎么會偏偏不喜好以此為樂呢？”于是齊景公派人駕車去請晏子，晏子身穿著莊重的朝服而來，齊景公說：“我今天很高興，愿與先生共同飲酒作樂，請你免去君臣之禮。”但是晏子卻回答說：“假如群臣都想免去禮節來侍奉您，我怕君主您就不愿意了，現在齊國的孩童，凡是身高中等以上的，力氣都超過我，也超過您，然而卻不敢作亂，那都是因為懼怕禮義啊！君主假如不講禮義，就無法役使下屬，下屬如果不講禮義，就無法侍奉君主，人之所以比禽獸尊貴就是因為有禮義啊！我聽說，君主如果不是因為禮義，就無法正常的治理國家；大夫如果不是因為禮義，底下的官吏就會不恭不敬；父子之間如果沒有禮義，家庭就會有災殃。
《詩經》中說：人如果不遵守禮義，為什么不趕快去死啊！可見禮義是不可免除啊！”齊景公聽了之后就說：“我自己不夠聰敏，又沒有好的近臣，加之他們來引誘我、迷惑我，才導致了今天這個地步，請處死他們。”晏子說：“身邊的近臣沒有罪，如果君主不講禮義，講究禮義之人就會悄然離去，不講禮義之人就會紛至沓來；君主如果講究禮義，講究禮義之人就會紛至沓來，不講禮義之人就會悄然離去。”景公聽了之后就說道：“先生說得太好了。”于是齊景公讓人換了衣冠，令人灑掃庭院，更換座席，然后重新請晏子。晏子進入宮門，經過三次謙讓，才登上臺階，才用的是三獻之禮，隨即晏子再行拜別之禮，準備離去。景公以禮送別，然后命令下人撤掉酒宴停止音樂，并對身邊的臣子說：“我這么做，是為了顯揚晏子的教誨。”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禮對于治理國家而言至關重要，如果都講究禮，治理國家就易如反掌。
在《禮記》上也說，古代的圣王制禮作樂，并不是為了滿足人們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導人們培養出正確的好惡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道上來。如果平時國家重視提倡禮樂的教化，就不用警察來維持秩序了。關于樂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在這一句的注解中，馬融注：“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這就是告訴我們：樂之所云，不是在鐘鼓而在于和，能夠移風易俗。
關于音樂對心靈潛移默化的教育意義，古今中外的許多思想家都有所認識。比如與孔子同時代的古希臘著名的思想家——畢達哥拉斯，他就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輸一種對和諧的愛，我們可以通過欣賞音樂的美，而成為和諧的人。他認為音樂不僅僅是娛樂，在教育中音樂是被用來傳授道德的，為什么呢？因為它可以控制品格中欲望的和富于侵略性的部分，所以他通過音樂教育來塑造弟子們的品格。畢達哥拉斯相信，人的實際追求是通過對感官的反復灌輸而形成的，也就是我們在生活中追求什么呢？就是我們經常接觸什么，我們耳朵經常聽什么，眼睛經常看什么，最后就成為我們的追求。
這個也就像古人所重視的，太妊懷孕的時候，目不食惡色，耳不聽淫聲，其實他們也是有這個認識。所以，通過使人看美好的形式、形態和聽美妙的韻律曲調，可以實現人對美的追求。因此，畢達哥拉斯是第一個通過韻律和曲調的形式，建立音樂教育的人，幫助人們改正壞的品格和達到對激情欲望的控制，以恢復人心原初的和諧狀態。
從這些曲調中，他還設計了檢查和治療各種身心疾病的方法，其中更令人驚奇的是，他運用受神的啟示而設計的曲調，很容易地改變并控制了弟子中出現的各種精神上的激情欲望。比如沉溺在痛苦和憤怒中的激情、遺憾和嫉妒、創傷的恐懼、各種形式的欲望和侵犯性、食欲不振，以及松弛懶惰和狂熱等等，通過適合的音樂，就像通過精心調制的草藥，他把這些受困擾的人，恢復為擁有和諧美德的人。
在史書中記載，畢達哥拉斯曾經通過，對著一個醉漢吹奏不同曲調的方式，制止了他的瘋狂行為，恢復了他清醒的頭腦。可見，畢達哥拉斯不僅把音樂作為塑造人格的重要手段，也把音樂做為治療精神疾病的重要途徑。
而在《理想國》的對話中，柏拉圖也是借蘇格拉底之口說：“音樂教育所以比其他教育重要得多，因為節奏與樂調有著最強烈的力量，能夠進入心靈的最深處。一個孩童從小受到好的教育，節奏與和諧在他的心靈深處牢牢地生了根，他就會變得溫文爾雅；如果受了壞的教育，結果就會恰恰相反。”
他說一個真正受過樂的教育的人，在他的心里會有一種內在的精神狀態的美，表現在有形的體態舉止上，也會有同一種的與之相應的調和的美，他在社會交往中，由于心靈的統一作用，對于同道必然會氣味相投、一見如故，就是我們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但是對于渾身不和諧的人，他避之唯恐不及，而正確的愛就是對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種有節制的和諧的愛，他與縱情任性涇渭分明。音樂教育的最后目的，就是在于達到這種對美的愛。一個受過適當音樂教育的人，由于培養了和諧的美感，對于人工作品或者自然物的缺點也最為敏感，因而對于丑惡的東西會非常反感，能夠像嫌棄惡臭那樣不自覺的加以譴責，對于優美的東西則會非常贊賞，愿意感受并受到它的鼓舞，從中吸取營養，使自己的心靈成長得既美且善。
古希臘的這些思想家，都看到了音樂教育對于心性成長潛移默化的影響。孔老夫子也強調了對音樂的學習，比如說在《泰伯篇》中，他就提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為什么成于樂呢？因為禮樂對于平衡人的內在情感和外在行為，以達到社會和諧秩序的目的至關重要，而禮樂之所以具有這樣的功能，是因為什么呢？在中國古人看來，是因為禮樂緣于天地自然的和諧與秩序。真正偉大的音樂，能夠成功地模擬自然的和諧，只有這樣的音樂才是有益的、可取的，所以古人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
禮的制定，規定了明確的秩序和規則，而音樂的普遍流行在人們中間建立了一種平和的氣氛，音樂的目的就是為了達到和，更重要的是，中國古人也認為，音樂不僅反應了人的情緒、情感，也能塑造人的性格，這是因為以和為本質的音樂，能滲透到人的內心深處，這個和柏拉圖的觀點是基本一致。比如說在《禮記?樂記》中，就有這樣一段闡述：人性原本是平和安靜的，但是由于受到外界世界的影響就起了種種貪欲之心，當這些欲望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以及我們的決心被物質世界所擾亂的時候，我們就喪失了自我，而為自己的欲望所淹沒。從這里就滋生了叛亂、違抗、狡黠、欺騙，以及普遍的不道德，因此才出現了以強凌弱、以眾欺寡、弱肉強食、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無所養的局面，這就是亂世的表現。
由于音樂緣于心靈的內在運動，因此也就能夠滲透到心靈的深處。好的音樂，是那種能夠引發人進行心靈內在反省的音樂，所以古人制禮作樂，并不是為了享受、為了縱情于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為了使我們具有正確的鑒賞能力，培養出正確的好惡之心，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所以《樂記》上也說：“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可以說和畢達哥拉斯一樣，對孔子而言，音樂教育是改變和培養人的道德品質，維持社會和諧有序的秩序，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論壇上，有一位老師專門講了一堂課，叫《移風易俗 莫善于樂》，從中我們確實能夠感受到音樂的教化力量。“云乎哉！”說的就是這個嗎？禮說的就是玉帛嗎？樂說的就是鐘鼓嗎？不是這個又是什么呢？在人的內心培養起和、敬的態度，這才是禮樂的根本，這種和、敬的態度一旦養成，行為自然就會表現出仁義禮智信。
所以柏拉圖也曾認為，真實的正義是關乎人的內在的，是人心靈的理智、激情和欲望三個部分，形成一個有節制的和諧的整體，凡保持和符合這種和諧狀態的行為，是正義的好的行為，指導這種和諧狀態的知識是智慧，而把只起破壞這種狀態作用的行為，稱為不正義的行為，把指導不和諧狀態的意見稱為愚昧無知。一個人之所以不正義、不節制、怯懦或無知，正是緣于他心靈的混亂與迷失，這也就是為什么柏拉圖如此地重視音樂的教育。
在《漢書?禮樂志》上也這樣論述到：用音樂來調理內心而使情志相同，用禮制來整治于外，就是整治于人的行為，而使尊卑有別，情志相同就會和睦親愛，尊卑有別就會畏服恭敬，未盡的心意難以顯現，就要通過饗、獻、辭、受、登、降、跪、拜的禮節，來彰顯和睦親愛的喜悅之情難以名狀，就要通過詩歌詠言、鐘石管弦來顯發，贊賞的是其中表達的敬意，而不是財物，因此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這才是禮樂的根本。
我們現在提倡中華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只喊口號、貼標語不行，必需要真干，得干實在事，所謂“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對于學者而言實干表現在哪呢？就表現在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禮樂的精神有深入的理解，否則就會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比如人家說這個禮樂都是吃人的禮教，禮都是吃人的，都是和人性不相符合的，你對它沒有深入的了解，你也會人云亦云。大家認為流行歌曲都很好，但是你學了古代這個樂，對于人心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你就知道該流行什么音樂、該去學習什么音樂，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這一段。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鄙夫”，“鄙”就是沒有學問、無知識的人，所見不廣，又沒有品行，換一句話說，這個鄙夫就是學問道德都沒有的人，他貪圖名利、行為卑鄙。孔子先提疑問，“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可與事君”，“事”就是指可以出來侍奉君主、事奉元首做大官，“也與？”可以嗎？可以出來替國家辦事嗎？讀書是為了什么？我們要明白，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須為社會辦事，只要念過書的人都懂這個道理，不會辦事就是書呆子。讀書明理志在辦事，只會做文章有什么用，要走上社會的人，都要問問自己，有德才嗎？如果愿意為人民犧牲一切，又有才德，就可以出來兼濟天下，利益天下的蒼生，若只是有錢，或者出來做事只是為了錢，為了一己私利，那是誤盡蒼生。孔老夫子提出這個問題之后，然后解答，這種人不可以侍君。“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黃侃的注疏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侍君。”這個意思就是說，不可與鄙夫共同事君，這是一種解釋。另一種解釋是王引之《經傳釋詞》，他把“可與”的“與”字解釋為以，并且做了證明，做了一些引證，他的意思就是說：沒有品行的人確實不可以干政治。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的注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比如說韓昌黎的：敢將衰朽惜殘年。這個“敢”字就是不敢的意思。鄙夫未得到名位利祿，尚沒有得到的時候，唯恐得不到，不擇手段，以求能得到財色名利。“既得之，患失之”，得到了名位利祿，他又恐怕失掉。“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康成注：“無所不至者，言其邪魅，無所不為。”易得易失，終日是自私自利、為自己打算，這種人是鄙夫，這種患得患失的鄙夫，純為貪圖個人名利，未得到名利的時候，想盡方法一定要得到，只要有所得，不論來路明與不明，不論手段合不合義，他一概不管，甚至殺人、放火、奸盜、邪淫，只要有利，什么都可以干，既得，又想盡方法保持不失，這種人可以為國家辦事嗎？有意要從政的人，讀了這一章，可以好好反省一下，患得患失，起心動念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怎么能夠福國利民呢？所以古人教導我們要見得思義、見利思義，看到獲得利益現前的時候，首先想它符不符合道義，如果不符合，那是萬萬不能得的。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也。”孔子厭惡紫色之奪朱色，厭惡鄭聲之亂雅樂，厭惡利口之人傾覆邦家。孔安國注：“ 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朱色，就是五種正色，青、黃、赤、白、黑中的赤色，以黑加赤而為紫，名為間色，紫色中有赤色的成分，所以能亂朱色，又能給予人美好的感受，令人喜好， 這就是奪朱，以紫奪朱就是以邪奪正。鄭聲就是鄭國的音樂，包注，包咸的注解說，“鄭聲，淫聲之哀者，雅，是正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什么時候用什么樂都有一定的規矩。雅樂，是先王的雅正之樂，中正和平，能調和性情。鄭聲淫哀，哀以思，容易感動人，不得性情之正，與雅樂相違。當時有很多人喜好鄭聲，不知雅樂，就是以淫亂雅。
我有一位博士生，寫了一篇《柏拉圖論音樂對心靈影響》的論文，在這個論文中，他就提出音樂它對于人的影響，在《傅雷談音樂》中指出：音樂是刺激感官與情緒最劇烈的藝術，所以無論對于藝人還是觀眾，都應該格外講求情感與理性的平衡，處處有一個恰如其分的節度，而不能流于狂抑。
在中國古代的《呂氏春秋》上，也講了這樣一段關于音樂的論述，它說：“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噪。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性則可矣；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郁，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亂世的音樂，當演奏木質、革質的樂器的時候，聲音就像打雷；演奏銅質、石質樂器的聲音就像霹靂；演奏絲竹之類歌舞音樂，就像大嚷大叫。用這樣的噪響，來驚駭人們的精神，振動人們的耳目，動搖放蕩人們的性情倒是可以辦到的，以此作為音樂來演奏，絕對不可能給人帶來快樂，所以音樂越是奢華放縱，民眾就越是受到了抑郁，國家越是混亂，君主的地位也越是卑微，這樣也就失去了音樂本來的意義了。
從這一段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流行歌曲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德音雅樂，為什么呢？因為你聽了這些音樂，沒有讓你心平氣和生起喜悅，反而聽得就像大嚷大叫、雷霆震怒，傷害了人的性情。本來一個人的心情很好，結果聽了一段很憂傷的言情歌曲，讓你的心情就變得很憂傷、很糟糕。為什么這些音樂對人的性情有傷害，但是很多人卻愿意創作、也愿意流行這些音樂呢？為什么這些音樂還受到歡迎呢？
在柏拉圖那里，他就解答了這個問題，柏拉圖認為：人的心靈或靈魂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那就是理智、激情與欲望。理智部分用以認識真理，應當起領導的作用；激情部分也就是人們藉以發怒的那個東西，它如果不被壞教育所敗壞的話，本性上是理智的天然輔助者，它服從并協助理智；欲望部分也就是心靈的無理性部分，用以感覺種種物欲的騷動，通過音樂等教育可以培養和加強理智，又使激情變得溫和平穩而文明，這兩者聯合起來就能領導欲望，以免它因為充滿了所謂的肉體快樂而變大變強，甚至不再恪守本分，并企圖去控制那些它本不該控制的部分，從而毀了人的整個生命。但是，最便于各種各樣的藝術模仿的，就是人心中的無理性部分，而達觀鎮靜的性格卻不易模仿，縱然模仿出來，也不易欣賞，尤其是對那些擁到劇場里的嘈雜聽眾而言，為什么呢？因為所模仿的性情是他們所不熟悉的，從事模仿的詩人，這個詩人也包括了音樂家，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就不會費心去模仿人心中理性的部分，而會看中容易激動情感的和容易變動的性格，因為它最便于模仿，最容易引起共鳴，如果模仿詩人們、音樂家們創作時所依據的心理不是理智部分，模仿的對象不是真理，就不能保證他們所造就出來的作品，是以健康和真理為目的的，而為它們所打動的往往是心靈的低劣部分。
柏拉圖認為因為這個原因就可以得出：第一，詩人的作品就是音樂家的作品，對于真理沒有多大的價值；第二，它逢迎了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世界逢迎人心的無理性部分產生快感，使心靈失去應有的秩序與和諧。因為這些理由就應該拒絕詩人，也就是這些低劣的音樂家，進入一個政治修明的國家里來，因為他們挑動、培育和加強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而摧殘了理性的部分。所以在柏拉圖談到音樂的教育時這樣說：“過度的快感可以擾亂心志，它易與驕縱淫蕩相融，倘若一種庸俗的、漫無法紀的革新，彌漫于藝人的隊伍，他們如醉如顛，聽從毫無節制的狂歡支配，還狂妄無知地說，音樂里沒有真理，是好是壞，都只能憑聽者的快感來判定。他們創造出一些淫靡的作品，又加上一些淫靡的歌詞，這樣，結果就會在群眾中養成一種無法無天、膽大妄為的習氣，使他們自以為有能力去評判樂曲和歌的好壞，而一旦對音樂的普遍的妄想風行，自由就接踵而來，人們都自以為知道他們其實并不知道的東西，就不再會有什么恐懼，隨著恐懼的消失，無恥也就跟著來了。柏拉圖的這番闡述，對于生活在所謂的現代的音樂世界中的我們，無疑是一種警醒，他告誡我們音樂教育對于心靈的呵護是多么的重要。孔老夫子他走到一個地方，他沒有問這個地方的政事辦的如何，只是聽一聽這里流行什么音樂，就知道這個地方的民風如何了，所以我們應該特別注重通過音樂教育來移風易俗，教導人們能夠欣賞德音雅樂。
利口，就是口才銳利，無理能辯為有理，而且能取悅于人。《孔安國注》：“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茍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口才銳利的人，說話說了很多，但是很少是實話，如果他能夠取媚于當時的國君，就能夠導致國家的傾覆，從前說話必需是言中信。
這幾句話就是紫色奪朱色、鄭聲亂雅樂、利口覆邦家，都是因為開始時不依規矩、不辨事非，最后導致以邪奪正、以淫亂雅、以利口覆邦家。圣人惡紫、惡鄭聲、惡利口，都是教導人要嚴守規矩、防微杜漸。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子貢問孔子：“君子對人是否也有所厭惡？”這個惡就是憎惡、厭惡的意思。黃侃的《論語義疏》引江熙說“君子”是指稱孔子。孔子答復子貢：“君子有惡。”以下就是孔子說他所憎惡的人，孔子厭惡什么人呢？“惡稱人之惡者”。 做人之道要厚道，要隱惡揚善，稱人之惡者，就是宣揚他人之惡的人，這與隱惡揚善相反，所以孔子惡之。
我們看現在的很多電視節目，也都是沒有做到隱惡揚善，把別人的過惡到處去大肆宣揚，還認為自己很正義。其實中國人看問題，不僅僅看到他當時的影響，還要看到他的流弊，如果我們總是把過惡的事情到處去宣講，流弊是什么呢？比如說我們今天看到電視，說有一個貪污了上億的人被抓了起來，明天看到有一個貪污了上千萬的人，后天看到了一個貪污了上百萬的人，請問那個貪污了兩萬的人會怎么想呢？他想：天下烏鴉一般黑，現在升官就是為了發財，我貪污了兩萬，和這些人相比，是小巫見大巫，我貪污的不夠。他的廉恥心沒有被提起來，還認為自己貪污的太少了。那一個廉潔有守的人會怎么想呢？他想：你看啊，現在當官的人沒有不貪不占的，像我這樣分文不取那都是異類了，在一般人看起來都不正常了，他呢也會隨波逐流。
所以隱惡揚善，別人的惡我們不去說、不去宣揚，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如果他的過惡被公開了，他會想:反正我已經臭名昭著了，那就破罐子破摔吧！他就沒有想改過向善的心了。別人做了小小的善事，我們都給他到處去宣揚，這個人一聽到了就會受到鼓勵，說你看我做的小小的善事都到處被表揚，那我應該盡力去做大的好事，他的善心就受到了鼓勵。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在阮元的《校勘記》上說：“漢石經無流字”。在漢朝的石經上，這句話沒有流，也就是寫的是“惡居下而訕上者。”“訕”就是毀謗，“居下訕上”就是下級毀謗上級，居在下位看到上級有過失，應該怎么做呢？應該勸諫他改正，如果三次勸諫都沒有效果，就可以離去。如果不去勸諫而只在背后毀謗上級，這也是有失忠厚之心，所以君子惡之。
“惡勇而無禮者”，厭惡有勇而無禮的人。前面我們講了，勇而無禮則亂，所以君子也憎惡這樣的人。
“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注，“窒”，窒塞也，果敢而不通事理，往往敗事而又損人，所以可惡。
“曰：賜也，亦有惡乎？”孔子反問子貢，說：“賜，你也有所惡嗎？”賜，是子貢的名。中國古人特別尊師，就是父母老師可以一生稱他的名，除此之外，所有的人都要稱他的字，表示對他的恭敬。孔子反問子貢說：“賜，你也有所憎惡的嗎？”下面都是子貢對答孔子的話：“惡徼以為知者”，這個“知”是同智慧的智，孔安國注，“徼”作抄字講，意思就是抄襲他人之意以為己有，這種人可惡。所以我們寫文章、講課、引用別人的東西，都要講明是引用誰誰誰的。又據劉寶楠《論語正義》這個“徼”，鄭本作“絞”，也就是鄭康成的注解，寫作“絞”，絞急、急迫的意思，于事急迫，自炫其能以為有智，這種說法也可作參考。
“惡不孫以為勇者”，這個“孫”同謙遜的遜，就是憎惡那種以不謙遜為勇的人。
“惡訐以為直者”這個“訐”，包咸注，訐，謂攻發人之陰私，就是以揭發他人的陰私，當作自己率直，這個人可惡。
這一章有前后兩段，前段四種人為孔子所憎惡，后段三種人為子貢所憎惡，學君子的人，可以以此作為修身之鑒，注意反省自己是不是在被憎惡之人的行列。
《微子》：“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說文解字》上解釋這個“黜”，貶下也。柳下惠就是展禽，他做魯國的典獄之官，無罪而三度被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有人問柳下惠說：“你還不可以離開魯國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依邢昺疏說，焉作何字講，枉作曲字講。當時世間皆邪，柳下惠說自己用直道以事于人，何往而不三黜？如果自己以正直之道來事奉人，到哪里不是會被三次黜退呢？這就是說“茍以直道事人”，無論到哪一國都會再被三黜。若舍棄直道而曲以事人，以邪曲之道事人，則在楚國也不會被貶黜，何必離開父母所居的魯國呢？
“直道事人而不枉，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這是柳下惠堅定不移的德行，所以柳下惠的妻子以惠作柳下的謚號。在《列女傳?柳下惠妻篇》上記載：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他的妻子勸他離開，他怎么說呢？他說：“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廣大的老百姓現在將要統統受這陷害，我難道可以不管嗎？當他死的時候，門人要作一篇記述他生平事跡的誄文，表示哀祭，他的妻子認為最能了解他的德行，于是親自寫了這篇誄文，其中有這樣幾句“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也就是說，這個惠的謚號是他妻子給他的，根據《謚法》 什么叫惠呢？柔質慈民曰惠，或者愛民好與曰惠，好與就是好施與，他之所以被稱為惠，恰恰是因為他有這些特質。
這就是我們所學的《論語治要》，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