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 教授
尊敬的諸位朋友，諸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學習《論語治要》。我們看《顏淵篇》。“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古著引《春秋谷梁隱公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君子助人成就善事，不助人成就惡事，誰辦好事就幫助他。佛教里面有一句話說“隨喜功德”。隨喜功德很大，就像以燭火相施，你把（用）自己的蠟燭點燃了別人的蠟燭，這樣越多人點，這個燭火就越亮，誰有好事、誰做好事必須幫助他、成就他，讓他成為好人，這是成就君子。君子才能夠成就君子，小人只能幫助小人。“觀友而知其人”，也就是觀看一個人所結交的朋友，就知道他這個人是什么樣子了。“不成人之惡”，必須設法幫人解決問題，勸化人不去做惡事，如果不勸也不幫助，用佛教的話來說那是小乘。當然還有比這更壞的，那就是成人之惡，挑撥人們感情變壞，挑撥離間，這就是小人；誰辦惡事反而去幫助他，比如說別人去偷東西，而你卻給他瞭風，給他取個梯子；誰去釣魚，你去給他找釣魚鉤或者給他找誘餌等等，這都是成人之惡事，不可為。小人與君子相反，見人做善事便妒忌，即使人家做善事，他也生怕別人的影響超過了自己；看人做惡事就和他志同道合，幫助他成就惡事。雖然世間的法律不能夠治小人之罪，但是因果不饒人。中國人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因果是如影隨形，所以我們不怕世間的法律制裁也要畏懼因果，不要去成人惡事。
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上引《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說：“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自己做善事，希望看到別人做善事也歡喜贊嘆，隨喜功德；“己能，亦樂人之能也 ”，自己有這個能力、有這個本事，也希望別人有這個能力、有這個本事，所以不能夠嫉妒賢能。在佛教里有一句話叫“布施”，什么布施呢？法布施得聰明智慧。比如說你這個數學題你會做，別人來向你請教，你不愿意去教他，這叫吝法，吝法得的結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愚癡。相反的，別人向你來請教，你很高興給他講解一遍，結果你在講解的過程中你也有很多東西豁然開朗，越講越明白，自己越有聰明智慧。所以明白了因果，我們就愿意去幫助人做好事、成就善事，因為他做的善事中你也有一分功德在其中。特別是我們在弘揚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有很多老師，比如說蔡老師等等，他們講課講得很好，非常地攝受人心，因為那都是他們身體力行的體會。我們幫助他去傳播，贊嘆他，那么他所做的善事就是我們所做的善事。所以你看他要費心費力地去講，但是我們只是去給他宣傳一下、介紹一下，我們的功德就和他一樣了。所以我們明白這個道理，看別人做善事做好事要想方設法地去幫他成就，他做的善事我也有一份喜悅在其中。
“季康子問政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在通行本上“子帥而正”是“子帥以正”。季康子也是魯國三家大夫之一，他把持朝政。把持政治卻又治不好，因此問孔子怎樣把政治辦好。對于季康子問政，孔老夫子的回答也很有用意。你季氏三家對魯君不好，那怎么樣呢？你的屬下百姓對你也就不好，你看這也是因果。孔老夫子說“政者正也”，他把這個政治的“政”字解釋為正直的“正”，這個正就公正無私。辦政治就要守得住一個正字。這一句足以回答解答季康子的問題，但是恐怕季康子還不能完全理解，于是他又再加以解釋，“子帥而正，孰敢不正”。這個“子”就是稱呼季康子，“帥”是表率，做樣子給人看。意思是說你是魯國的上卿，下有大夫、有士，只要你自己行得正，處處以身作則，誰敢不正啊？
在《漢書·第五倫傳》上說“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如果我們是用言語去教導他，結果自己做不到，別人就給你起爭訟了，有逆反了，說你自己都做不到，有什么資格說我呀？所以我們現在經常聽人說這個孩子怎么說都說不聽，這個學生怎么說都說不聽，因為我們把教育變成了說教，而沒有把正確的給表演出來。所以這個孩子為什么會有逆反呢？在小的時候他做錯事，你說他他不聽，就打他一頓，他很弱小，迫于你身體的強大，他只能忍氣吞聲把它忍下來。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身體越來越強壯，他看你沒有做對，你還說他，他就不服氣了，他就跟你起爭執起爭訟，所以逆反心理是這樣出現的。所以做家長的、做老師、做領導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能符合《弟子規》的要求，那你不用要求你的兒女、你的學生、你的屬下，他們自然都能夠做得很好。“以身教者從”，這個就是身教勝于言教的道理。
很多人對道德教育一說起來就很反感，什么原因呢？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把道德教育變成了說教。其實中國古人，這個道德教育主要是給領導者講的，“圣人治吏不治民”，他主要抓的是那些官吏、做領導的，而不是去對老百姓實行道德教育。這個當官吏的當領導的做到了，老百姓自然會跟著做道德的事。
《大學》上也說，“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就是自己做到了，才教別人這樣做；如果自己沒有過錯，才可以說別人的過錯。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身體力行，自己做得正，如果對魯君處處合法合規矩，以身教導人，誰敢不正呢？“政者正也”這句話,雖然是孔子對季康子所說的，但是后世的為政者、領導者，皆應該把它當成至理名言，要學這個。當領導的人都是要反求諸己，要責備自己，不要責備別人。
“季康子患盜，問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我們剛才講了是三家大夫，分去了魯君的主權，但是凡事都有因果都有變化，好壞也是無常，因為他分去了魯君的主權，所以三家也受制于家臣。這一章就是季康子家犯盜，請教于孔子怎么辦？這個“盜”并不是當小賊大盜，這個盜是什么意思呢？《說文解字》上說：盜，私利物也。凡是有私欲貪利的心就是盜，所以“盜”這個字是一個會意字，從水，從欠，從皿，見皿就是器皿，就有了欲求的心，這個就是已經起盜心了。這個和佛教講的不偷盜的含義是相當的。佛教講五戒之一不偷盜什么意思呢？不予不取。這個東西是有主的物，別人也沒有給予你，結果你就把它據為己有，甚至有了貪得的心，就已經是盜心了。三點水擱欠這個字就是涎字，有垂涎欲滴的“欲”字的意（義）思，所以《說文》解釋：欲皿為盜。這個也是說明儒家也是主張凡是起了貪欲之心，希望要得到，就是盜。
宋儒經常講一句話叫“懲忿窒欲”，有私欲就要杜絕它，不能讓它發展下去。當然這句話是容易說，但是難以做到。一般人只是把他當成了記問之學，沒有把它用來要求自己。這種學問沒有用，要注重在實行上。“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認為人有了欲求之心，才有盜心；有盜心才會做盜賊。所以答復季康子說，假使你自己不貪欲，沒有看到東西就要的心、就想得到的心，“雖賞之不竊”，即使你獎賞別人去偷盜，別人也不會去偷盜。凡是爭執、爭物品都是源于私心滔滔。如果你沒有私欲之心，就沒有盜了。
在《禮記·緇衣篇》上也說：“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就是下級侍奉上級并不是服從他的命令，而是服從他的行為，所以上級、居上位的人喜好某一個東西，下面的百姓或者下屬一定會有比他更加喜歡的。領導者如果沒有私欲，上行而下效，那么他的下屬就會以欲為恥，所以縱然有賞，即使你獎賞他，他都不愿意去做盜賊，因為人人都有廉恥之心。管子是協助齊桓公成就霸業的人，他還主張用“禮義廉恥”四個字來治國，也就是說雖然他是法家的代表，但是他還強調用“禮義廉恥”治理國家。如果沒有“恥”這個字，國家必定會滅亡，無恥，大家就會無所不為。
那我們想一想今天是什么局面呢？天天有盜賊，而且這個盜賊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不以進監獄為羞恥，還以自己能夠坑蒙拐騙、能夠達到目的沾沾自喜，這就是因為“恥”這個字喪失了。我們看前面我們講到周文王治理國家的時候，就是他在做西伯的時候，虞芮兩國的國君到了文王所治理的境界，結果看到全國整齊彬彬有禮，兩個國君就慚愧回去了。什么原因呢？這個除了文王的德行以外，也是因為虞芮兩國的國君他有羞恥心，否則也沒用。這個是我們講的這一句。
“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如果“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何如？這個“無道”指的就是惡人，“有道”指的就是善人。這個“殺”除了殺死之外，還有廢黜的意思，把壞的惡的殺掉或者廢黜，以成就好的，使修道者有成。這個說法很對，今天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已經是很不錯了，很合公理了。
但是孔老夫子是以道德感化人民，他不主張用殺人的行政來治民，所以他答復季康子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是稱呼季康子，“焉”當“何”字講。因為殺人雖是殺惡人，也不是好辦法，未必有好的效果。如果要使民眾向善，那就必須從季康子自身開始。所以說“子欲善，而民善矣”，這個“欲”就是貪欲，如果您像是滿足貪欲那樣要求自己為善，人民自然就善了。你要真正辦好政治，使政治上軌道，百姓都好了，何必用殺呢？現在的人經常說孔老夫子不主張殺，這必須要明白是什么時候、什么環境。在今天的這種環境，即使是殺還不改，那么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殺也是必要的了，這是為了殺一儆百。
像在四川常起大霧，開始如果不小心碰死了人要賠錢，后來就改為判死刑，那么人人都怕碰死人，所以一個人在霧里碰死人被處死，在此后的八年之中，再也沒有碰死人的事，殺一是為了儆百，該殺的時候也得用殺。但是孔老夫子那個時候不必如此。所以孔老夫子認為季康子無需用殺。孔子說的理論之后又作了一個比喻：在上的君子辦事有成就叫做“德”，這個叫君子之德如風；在下的小人辦事有成就也叫做“德”，但小人之德如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安國注“上”這個字，當“加”字講；“偃”這個字當“撲”字講，意思是說草加之以風必然撲倒。
在《說苑》上也有這樣一句話，“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例如這個風自東邊吹來，這個草必然向西倒；風自西邊吹來，這個草必然向東倒。這個就是比喻在上位的人一定能夠感化一般的人民。當一位領袖，無論是國家的領導人，還是單位的領導人，還是家庭的長輩，都很不容易。為什么呢？必須凡事先須責備自己，不求于人。如果你凡事都推卸責任，都責備別人，那么上行而下效，整個社會也會相互指責、相互挑剔、相互抱怨，那么這個就是“各相責，天翻地覆”；相反，遇到問題領導者能夠反求諸己、責備自己，同樣也是上行下效，整個社會也會“各自責，天清地寧”。遇到事情都是反省自己這件事兒我哪兒沒有做好，我應該承擔什么責任，我下次怎么樣把這件事做得更好。所以這一句話孔子的意思是：季康子，你若想殺無道，就必須先辦自己。這句話說的很溫厚。這個是這句話的意思。
“樊遲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先事后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跟從孔子到舞雩之下去游覽，這個舞雩在曲阜城外一里地，有壇有碑，據說是曾點所游之處，這里是有風景的地方。有注解說孔子等人是祭祀來到舞雩臺，其實本文并沒有這樣說，所以不要節外生枝。讀書人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學習要以游以息，孔子出游弟子也一同跟著出游。孔子帶著門人到了舞雩壇，出游、飲食、起居也沒有離開求學，雖然是在游覽的過程中，仍然不忘求學問道，于是樊遲就問孔子“崇德，修慝，辨惑”是什么意思。
從這里我們看古人好學體現在方方面面，即使在游覽參觀的過程中也是在求學。現在的人所談的都是和學道無關的事，閑談閑話聊天，這個都是浪費時間。如果所談的和求道求學沒有意義，那就是浪費時間了。樊遲提出疑問，前面子張已經問過這兩條了，現在又加了一條，為什么呢？為什么樊遲還要再問呢？因為這三句都是古代的諺語，也是圣言量，既是古諺語，就會有很多人說，說法各不相同。
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上以為“崇德，修慝，辨惑”是求雨之詞。在這里邊的“德，慝，惑”三字，是押韻的韻文，很好記憶。古代的小孩沒有上學就先學念詩，為什么呢？因為這個詩都押韻，很容易記。“先事后得，非崇德與？”先做事，后來才想到所得的報償，這不就是崇德嗎？“先事后得”，就是先要把事情做好，才想到所得的報酬；崇德就是增進自己的德行，辦事是為了什么呢？
我們做事就是為了使自己的“德日進，過日少”，所以無論從事哪一個工作都要能夠做到自利利他，給人帶來真實的利益，給人帶來真實的利益無非有幾種：第一就是能夠滿足于人的衣食物質利益，讓人衣食無缺，解決溫飽問題。第二就是能夠促進人的健康。像現在很多人提倡素食，素食館那就是促進健康的事業，這也是很好的正業。還有就是對于提高人的德行，使人過上一個幸福美滿的人生有幫助，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化事業”。那我們做這樣利自利利他，能夠給人帶來真實利益的工作，那就使我們的“德日進，過日少”。
我們現在很多人把文化都做成了賺錢的產業，文化成為產業是不錯的，但重要的是你傳播的什么內容，不能是殺盜淫妄、唯利是圖，因為這個地方有市場能夠賺錢我們就去做，但是你不知道傳播這些東西導致了人心性的蒙蔽，引起了物欲，增長了人的貪心，這個結果是很不好的。凡是這樣的事業、凡是這樣的惡業，都不能夠去造。我們各人有各人的事，家有家事，國家社會各有其事，都得知道。辦事開始就是種因，后來就是結果。先干完事，后來辦完事得了結果，不可剛干了一半就想結果，這樣是干不出事來的。比如說燒開水，不可能燒到一半就取來喝。古人辦大事者叫大器晚成，就像我們種菜一樣，和種桃、種李子、種蘋果是不一樣的，必須先受辛苦，受多少辛苦得多少結果。所以古人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獲；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為什么呢？因為你這樣去耕耘了，你去做好事了，必然會有結果出來。《大學》上也告訴我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一個人有多大的事業，有多少財富，多高的名聲，都是和他的心，量大福大有關系。所以重要的是培養我們的厚德，拓寬我們的心量，把我們的心改過來，這就是我們古人所說的厚德載物。所以你明白了這個，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不用問別人，要問自己，因為一切福田不離方寸，這個福田都是由我們這個方寸之心所導致的。這個圣人說“先事后得”，這個言語語氣都非常地緩和含蓄。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這個“攻”就是改正的意思，“其”就是指自己，自己有了過失，立即改正，就像曾子說的“吾日三省吾身”，這就是“攻其惡”。一個認真改惡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過惡太多，自己改正自己還來不及，哪有時間去改正別人呢？所以說“無攻人之惡”，不要去改正別人的過惡。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修慝”。這個“慝”字從匿從心，“匿”就是隱藏的意思，“修慝”就是修去心中之惡，在心里藏著的、不可告人的話語、意愿，既不是好事又不是好話，所以必須修，修理改改的意思。如何將藏心昧己的毛病改正去除，這個是我們必須學的。
像我們現在的社會受整個社會環境的影響，即使是學習傳統文化的人、學儒的人也都是有自私自利的心，那么有這樣的心將來不會有大的成就。為什么呢？你看《大學》開篇說“明明德”，然后才能“親民，止于至善”。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而修身從哪里做起呢？前面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所以你想治國平天下必須從修身開始，修身從格物做起，就是革除自己的物欲，不能有各種各樣的欲望和貪求，財色名利都要看得淡一點，不為它們所左右，這樣才不會利令智昏、情令智迷，你這個智慧才能夠生起，這樣才能夠做到誠意正心。當然這個不經過一番長期的修養、克制的功夫，是很難達到的。一般的人都是容易批評別人的過錯而原諒自己的過錯。那么讀書人、學儒的人，必須改正這個毛病，就是凡事要找自己的毛病，改毛病是每一天都要如此。如果你天天能夠像曾子那樣“吾日三省吾身”，那么一周之后你的樣子就變了，你的言行舉止讓人看起來都不同了，再過上三個月，這個變化氣質就更加明顯了。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這個惑的種類有很多，忿就是其中之一。“忿”者《廣雅·釋古》云怒也，這個忿是怒的意思。一時忿起不能自制，忘記了自己甚至忘記了父母，這就是惑。所謂的辨惑就是在這個怒氣初起之時要考慮它的后患而不能沖動，以免給自己和父母帶來災禍。像我們現在看到社會有很多人犯罪都屬于激情犯罪，不能夠在那一瞬間克制自己的怒氣，結果盛怒之下做出了令人后悔的事。其次說這個辨惑，這個辨惑為什么單單講出忿這一點呢？因為這個忿是非常難克制的，也是很容易犯的。像很多人改毛病，改自己愛發怒的脾氣改了十年了，覺得自己修養已經很好了，遇到什么人都不著急不上火了，但是如果遇到那些能牽動你神經的問題，你還是不能夠克制自己的怒氣，可能還是會火冒三丈，做出像以前那樣憤怒的事情。
所以從這里看，這個憤怒是不容易克制的，要克制習氣也是一個長期修養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做好的。這個“一朝”就是短短的時間。現在很多人看見不如意的事，天天發牢騷，怨天尤人，而且不僅中國是這樣，天下各國都是如此。這是什么原因呢？這個就是“天下無道久矣”。只有那個君子學道的人能夠做到坦蕩蕩，素位而行，“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像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老夫子一生周游列國，結果也不得志，沒有國君要重用他，但是孔老夫子從來沒有表現出怨天尤人的情緒。
在《論語》的開篇還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就是圣人和一般人的不同之處。那么一憤怒起來連自己也忘了，這就是“一朝之忿忘其身”，不僅僅忘了自身，還忘記了父母。因為你忘記了自身去和人家拼命，如果自己死了是無所謂的事，但是對于生者就很困難了，父母看到兒女去世那都是悲痛欲絕。那么在古代，即使是盜賊對自己的父母都有孝心，所以連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夠不孝敬。那么現在的兒女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沒有想到父母，所以才會走上輕生的路，沒有想到父母的感受。這一朝之忿就是起禍，起禍就要造業，造業就要受苦。所以佛家把貪嗔癡稱為三毒，“一念嗔心起，火燒功德林”，這個不就是禍嗎？你看你以前對人家特別地好、特別地義氣，甚至是為朋友兩肋插刀，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辭。但是在盛怒之下說了幾句讓人傷心的話，結果別人就記住這幾句傷心的話，把你以前對他的好全都忘記了。從這個世間上來看，也是一念嗔心起火燒功德林。所以經常喜歡生氣的人控制不了自己脾氣的人，他的人際關系很難和諧，很難交到長久的朋友。
“樊遲問智。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何謂也？子夏曰：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問仁，孔老夫子的弟子來問仁，孔老夫子也是因材施教，一人一個回答方法，要看這個人的根性，要看當時的環境，所謂的“歸元不二路，方便有多門”。雖然這個人要求“仁”，這個人的目的是一，但是所走的路有所不同。就像我們都要去北京，但是有的人乘船來的，有的人坐飛機來的，有的人是坐公交車來的，但是來到北京的目的，都能夠達到。問智，這個智就是智慧的智，孔子解為：知人。有智慧的人必然有知人之明，所以古人說知人之智，知道對方是什么樣的人。在人群社會要想辦事辦成功、辦好，就必須知人。辦事都是要共同辦事，沒有哪一件事業是一個人自己可以辦成的，所以要尋求合作伙伴。要尋找合作的伙伴，就要知道怎么樣去觀人、識人、用人。
古人說，“其仁存則其政舉，其仁亡則其政息”，孔老夫子在《中庸》上這樣講。所以事情辦好辦壞全在于人，遇到好人就辦好事，遇到惡人就辦壞事。好人能夠把壞事也辦好，但是壞人把好事都能辦壞。為什么這么說呢？你看這世間最好的事就是教育，但是如果要讓有私心的人去從事教育當老師，那么這個好事也變成了壞事。他不是去教書育人、自利利人、幫助自己也提升他人，他把這個教育變成了謀取財利的工具了，所以他把好事也變成了壞事了；在世間不好的職業就是去當法官，因為你做法官就要給人以判刑，甚至判死刑。那么孔老夫子去做司法官就能把壞事變成好事，像我們上一節課所講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他要使人沒有爭訟，不是因為自己當法官就是很嚴苛地讓大家去爭訟，而且給人家判的刑很重、很嚴苛。“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沒有理解，不懂的什么呢？就是不懂什么是智。所以孔老夫子在給他解釋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個是專門解釋“知人”的問題，就是解釋“智”。這個“直”就是正直的人，“枉”就是不正直，邪曲不正的人，“錯”就是放置的置的意思。
這句話的意思是，把正直的人選拔出來，如果這個人是正直之人，你要把這樣的人選舉出來，而把那個邪曲不正的人，這個“置”不是放置不用，而是把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之上，這樣就能夠使不正直的人也學著成為正直的人。現在社會上邪曲不正的人是相當多的，如果都廢置不用的話也是不可能的。那怎么辦呢？要有正直的人在他之上，讓他學會做正直的事，當他變得正直了，仍然可以用他，也不舍棄他。現在的基層選舉，民主選舉村干部，選出來的人有很多都不是好人，這是誰的過失呢？這是因為大家舉枉的結果，也就是說大家都把那個不正直的人給舉薦出來了，都愿意投那個不正直的人的票。那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果呢？結果還是因為有私心、圖私利所導致的。
《論語》上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般的君子人他看這件事都是看它合不合宜，符不符合道義，如果不符合道義、恩義、情義，你給他多少錢收買他，給他高官厚祿，他都堅決不做。像我們以前講的宋弘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即使能和皇帝攀上親戚、成為皇帝的姐夫，但是他都不愿意違背道義，這是君子。但是小人看到利益在前，他就忘記了道義。忘記了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所以誰給他的錢多他就去選誰，誰能夠投其所好，他就去投誰的票，結果就是選出來的人不一定是好人。中國是如此，外國也是如此。像外國的總統選舉，大家主要是看他的演講，候選人在演講的時候承諾了很多，說了很多的漂亮話，但是他上臺之后不一定能夠把這些承諾一一兌現，而且為了投民眾所好，民眾喜歡什么呢？喜歡生活富裕，不喜歡勤儉節約，那為了投其所好怎么辦呢？他們有福利，但是福利要有來源，來源從哪兒來呢？要借債，而且還要花后代子孫的錢。所以很多的福利國家，都是花后代，一代、兩代的錢都已經花光了。這樣的事中國人是不會去做的，所以選舉它也是有弊端的，之所以選出的人不是正直之人，就是因為人的私心所導致的。
“樊遲退，見子夏曰：向也，吾見于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誰是直者、誰是枉者，樊遲仍然是不了解，但又不好意思再問孔子，于是退出，見到了子夏，就把剛才孔子所說的“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兩句話，問子夏是什么意義。我們都知道，求學除了有老師之外還必須有朋友，所以要尋師訪友。子夏就是樊遲的朋友。“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子夏答復樊遲，“富哉言乎”，意思是孔夫子說的這句話包含的意義很豐富。這是贊嘆的話，以下再舉事實加以證明。舜有天下的時候，在眾人之中選舉了皋陶為士，“不仁之人由此遠已”，在堯舜的時候都是垂拱而治；到了周公的時候是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就已經比不上堯舜了。“選于眾”，堯舜用人都是在眾人之中選擇人才，在人才之中皋陶為第一，所以舜老了之后皋陶就先逃走，不受舜的禪讓，后來舜才推舉了禹。禹做了君王之后，皋陶又返回朝廷來協助禹治理朝政。說明皋陶這個人正直無私，如果有私心的話，就做不出這樣讓天下的舉動了。所以古人即使是連天下都沒有放在眼里、都可以讓，這說明是真正的無私。不是像現在很多人升官是為了發財，這個就和古人相差的很遠了。
只要有一位公正的人，他就可以垂拱而治，事情自然辦理的好；如果這個正直的人不在了，那結果就完全不同。這里邊道理很微妙，不可思議，其實就是《周易》上所講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果這個人是正直之人，他必然感召正直的人來幫助他，如果自己是有私心的人邪曲不正之人，同樣的道理，自然感召和他志同道合的人來到身邊。所以為什么古人說君主要反求諸己呢？不要去責人要責己呢？因為你自己德行很完善，你感召的人、來幫助你的人，他們也是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有相同氣質的人、有相同志趣的人，這才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我們周圍的人還不夠好，做得不夠完善，我們就要該反省自己的存心、自己的德行、自己的心量，是不是有欠缺之處。當我們把自己的心量拓開了，德行提升了，你就發現來到自己周圍的人也都變化了，或者是不好的人離開了，或者是原來的人他的德行提升了。這個是外國人很難理解的，他們看了《群書治要》會感覺到很驚訝，他說原來你們的皇帝、君主治國是這樣治國的，遇到事情先反求諸己，先反省自己，而不是去推卸責任。
后面子夏又舉湯的故事。湯有天下時，在眾人之中選舉伊尹為相，“不仁之人由此遠已”。伊尹也是一個賢相，湯能夠重用他，所以也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在劉寶楠《劉氏正義》中引宋翔鳳《論語發微》，大意是說，孔子的意思，必須堯舜禹湯這樣的人當君主，才能夠盡用人之道，因此這講的是選舉的事情。但是到了春秋的時候，由于卿大夫世襲，也就是在封建世襲制建立起來之后，在開始的時候有很多的益處好處，但是時間久了之后就有弊端了。在朝做官的士大夫世代相襲，到了東周的時候這個制度就有了問題。所以孔老夫子說“舉直錯諸枉”，這就是贊成選舉，打破封建制度，要立賢無方，就是推舉賢人，不拘一格。皋陶與伊尹都是普通人，但是他們有德行有才能，仍然可以出來做官。現在的選舉不是選于眾，而是選于錢。這種西方的民主選舉的制度有很大的弊病，如果孔老夫子在現代，肯定也沒有人去選它，即使是圣人也不被選上，也不被重用。這個是給我們講“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選舉人才一定是看他的德行和才能，而且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我們今天這一節課就講到這里。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