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 教授
尊敬的諸位同學，諸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xù)學習《論語治要》。我們上次學到《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吳嘉賓說“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那么從這里可以看到，崇德辨惑也是古時的成語。崇當“高”字講，崇德就是崇高其德行；辨惑就是辨別疑惑。如果遇事迷惑顛倒，拿不定主意，那就要辨別得清清楚楚。子張問這兩條，孔子分別答復，先說崇德，“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一要以忠信為主，忠就是忠誠，信就是信實，不弄虛作假，不欺騙人，不說瞎話，這，就是忠信。如果口犯妄語、惡口、兩舌、綺語，這就是不忠信了，懂忠信才是有德。
在鄭康成《學而篇》的注云：“主，親也。”這個主有兩種解法，前面是以忠信為主，鄭康成的注解是親的意思，意思是對于忠信之人應該親近，這個是講“主忠信”。另一條就是要“徙義”。這個“徙”是遷徙的意思，“義”，當“宜”字講，和適宜的宜是相通的。合理者、合宜者為義；不合理者、不合宜者就是不義。如果你所辦的事情不合理，馬上改過來照合理的辦，這就是“徙義”；照合理的辦，這就是有德了。
再說辨惑，孔老夫子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惑起于人心之迷，難以解釋，所以孔子在這里舉了一個事例加以說明，比如，你喜愛一個人的時候，就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就“欲其生”；后來對他厭惡的時候，對他恨得不得了，甚至希望他死。對于一個人，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這是單憑愛惡而沒有一定的主意，這就是惑，就是迷惑顛倒，那么這也說明一個人沒有辨明決斷的智慧。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在通行本上有這個“也”，在治要本，就是“聽訟，吾猶人”、“必也使無訟乎”，孔子聽訟和別人沒有什么差別，也就是聽取雙方所訟之辭，來判定誰是誰非、誰曲誰直。但是他和別人不同之處是什么呢？那就是使人無訟。“必也”這兩個字很重要，就是一定要使人不再起爭訟、不去訴訟，就是叫有爭訟的人官司也不打了。在舜的時候，皋陶訂五刑，《書經(jīng)》上記載說“刑期無刑”，就是他制定刑罰的目的，其實不是為了去懲罰人，而是希望人們有戒慎恐懼之心，而不再去觸犯刑罰。所以在堯舜的時候沒有犯人，獄中長草，囹圄空虛。到周文王的時候，我們以前也講過，他在做西伯時，有虞、芮兩國的國君，因為田產(chǎn)爭執(zhí)，到了周家請他去評理。但是到了周文王統(tǒng)治的地方，看到無論是農人、行人還是士大夫，無不是謙遜禮讓，看到這種情景，虞、芮兩國的國君就慚愧地回去了，把所爭之田讓為閑田，這就是以德化人，使其無訟的歷史證明。
孔子為什么能使人們“無訟”呢？使人“無訟”就是以德化人。比如說《為政》篇所講“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無訟的人就是國家在足食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實行教化，進行道德教育。如果沒有倫理道德的教育，百姓犯法就給予處罰，這就叫“不教而殺”，孔老夫子把這稱為虐政。那聽到這里很多人就問了：西方人也沒有像我們這樣強調道德教育啊，他們僅僅就靠制度不就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得好了嗎？也沒有出現(xiàn)像我們國家所出現(xiàn)的貪污腐敗問題、食品安全問題、國有資產(chǎn)流失問題等等。所以我們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過來，那么這些社會問題就能得以解決了。
這個觀點在現(xiàn)在社會普遍流行，實際上這個觀點也有偏頗之處，偏頗之處就在于它忽視了西方的民主法治得以產(chǎn)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從西方的歷史上看，西方的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的傳統(tǒng)。比如說我們到國外去旅游，西方人帶我們去看最多的地方就是教堂，似乎除了教堂還是教堂，這就是他們的歷史遺跡。這說明，宗教文化在西方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產(chǎn)生了很深的影響。所以他們的制度之所以能夠得力，也是因為長期的宗教教育培養(yǎng)了人內心的自律，如果沒有這種內心的自律，那么這個制度仍然不會起作用。但是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我們僅僅看到了西方重視制度建設的一面，誤以為只要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搬過來，那我們這些社會問題就得以解決了，但是實際上，卻出現(xiàn)了異體移植的弊端。什么叫異體移植呢？
就是這個制度在西方國家能夠實行得很好、很有效果，但是一搬到中國來，就會出現(xiàn)水土不服，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在于公民的道德素質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也就是我們沒有像西方歷史上的宗教教育。在中國的歷史上，道德教育是靠儒釋道三家來共同推行的。那么儒釋道三家講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倫理、道德、因果。因果教育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的這種觀念深入人心，所以它取代了宗教教育，使人們不敢去作惡。所以西方人也很多人在研究為什么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像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樣的宗教教育，但是中國人卻很有倫理道德的底線、為人謙恭有禮。為什么呢？
就是因為因果教育取代了宗教教育。因為如果上帝他是一個真正公正的人，那么在人臨終的時候，其實他也是根據(jù)這個人一生中所做的善惡之事，判定他去天堂還是地獄。那么中國人直接講因果，就直接告訴他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么這個更直接、更徹底。所以，在五四運動和十年文革之后，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使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斷層了，甚至被認為是迷信。結果這種觀念、這種教育缺失了，最后導致的是無法無天。什么是無法無天呢？既不相信世間的法律，因為世間的法律，法治監(jiān)督機制不健全，人們通過行賄受賄就可以逃過法網(wǎng)法律的處罰。那么“無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又不相信天理。這個天理之一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結果人就無惡不做了。所以，在西方有一個著名的美德倫理學家叫麥金泰爾，他寫了兩本書，非常地著名。
第一本書叫《追尋美德》，在這本書中他就說道：無論道德原則有多么具體和完美，如果人們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這些原則就不會起作用。他說：無論美德與法律之間，在其他方面有著怎樣的密切聯(lián)系，對于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fā)揮作用。也就是說公平正義的制度，必須得有公平正義美德的人才能設計出來。如果這個人自私自利，想到是自己的利益、小部門小集體的利益，他不可能制定出公平正義的制度。即使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出來了，在推行的過程中，也必須得有正義美德的人，才把它實施到位。
這一點，其實早在《荀子》上也就有類似的說法。在《荀子》上是這樣說的，他說禮法制度不能孤立地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禮法制度才會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禮法制度也就隨之消亡，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道理。這個“道”、這個禮法制度雖然很好，能夠對你的人生、對社會的和諧有所幫助，但是你不去學習、對它也不信任，把它束之高閣，甚至還批判它是迷信、是封建、是落后，那么它對你的幸福人生、和諧社會的建設也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所以這個法，是治理國家的憑依；而人，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圣賢君子，是法治的本源，也就是他們才是制定法律制度的人。
所以有了賢人君子，法律即使簡略，也能夠使國家得到普遍的治理；如果沒有了圣賢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備，也會使國家混亂。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想得到的是治國的賢才君子，得到了這樣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國家也能夠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績偉大而名聲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國的人才，就會自身勞苦而國家混亂，功業(yè)敗壞而聲名狼藉。無論是對一個國家而言，還是對一個單位集體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夠得到德才兼?zhèn)涞挠胸熑胃械娜瞬拧Ｋ詮倪@個意義上說，通過道德教育培養(yǎng)具有道德素質的人，特別是領導者，才是社會治亂的根本。
在《群書治要?傅子》上也有一句類似的話，這句話對于我們看清在反腐倡廉的過程中，制度建設和人，也就是道德教育之間的關系，非常有啟發(fā)、有幫助。因為反腐倡廉的過程中我們一直在問一個問題：到底制度是重要的？還是人是更重要的？哪一者是根本？那么這一句是這樣說的：“明君必順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意思是說，賢明的領導者必須推行好的制度，才能達到社會安定。換一句話說，好的制度重不重要呢？當然很重要。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各個方面的改革，特別是制度上的改革，這是十分及時和必要的。但是古人也同時看到，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實現(xiàn)大治，還必須有賢德的人，去推行好的制度。
正如在今年11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考察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后，這樣強調：“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必須加強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激發(fā)人們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確的道德判斷和道德責任，提高道德實踐能力，尤其是自覺踐行能力，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從這一段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要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重視人的道德教育。
如果僅僅關注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而忽視了對人的道德教育，就會有三個問題是不能夠解決的。第一，是難以防患于未然。在《大戴禮記?禮察篇》上有這樣一段話：“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這句話就是告訴我們一般人的智慧，能夠看到已經(jīng)產(chǎn)生的、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或者結果，但是不能夠看到將要發(fā)生的事情。禮，恰恰是能夠防患于未然，而法，是等消極結果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才給以事后的補救、事后的制裁，所以法的作用容易被發(fā)現(xiàn)、容易被理解、容易被看見，但是禮，它所起到的作用，卻不是一般人所能洞察的。那么關于禮和法的，這種禮的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我們可以通過中醫(yī)的效果和西醫(yī)的效果來加以對比說明。我們都知道在歷史上有著名的神醫(yī)叫扁鵲。他有兩個哥哥，也都是醫(yī)生。
有一次魏文侯就把他們請來了，問：“我聽說你的三個兄弟都是醫(yī)生，究竟哪一個人醫(yī)術最高明呢？”扁鵲回答說：“我的大哥醫(yī)術最高明”。為什么呢？“因為他給人講養(yǎng)生之道，按照自然節(jié)律去飲食起居，所以這個人基本上可以不得病，但是他的名聲出不了這個人的家里。我的二哥醫(yī)術其次，他在病人有小小征兆的時候，就可以發(fā)現(xiàn)、給以對治，所以這個人也不會得什么大病，但是他的名聲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這一條街。我醫(yī)術最差，但是我的名聲卻傳遍了整個的諸侯國。為什么呢？因為我是等這個病人已經(jīng)病入膏肓了，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大的動作，比如說鉗開他的血脈，給他進行針灸，再喝上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結果三下五除二把他從死亡線上拽回來了。大家一看都佩服得不得了，說扁鵲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復生。所以我的醫(yī)術最差，但是我的名聲卻傳遍了整個諸侯國”。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就明白了，為什么現(xiàn)在西醫(yī)的影響超過了中醫(yī)，為什么西方管理方式、管理理念的影響，超過了中國傳統(tǒng)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因為一般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經(jīng)發(fā)生的、已經(jīng)產(chǎn)生的影響，而看不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這是禮的第一個作用。
第二就是，我們如果忽視了道德教育而只是重視制度建設，就會導致“民免而無恥”。孔老夫子在《論語》上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我們設置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人們只要觸犯了這些政令條款，就給他以刑罰的處罰。結果是什么呢？人們因為懼怕處罰，免于去做壞事，或者他仍然想方設法的做壞事免于法律的制裁，但是卻沒有羞恥心，甚至還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結果，沾沾自喜。那么在西方社會，這些現(xiàn)象就很普遍，比如說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這個反社會行為，在西方被稱為Antisocial behavior，也就是沒有觸犯法律的不道德的行為。比如說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鄰里糾紛，青少年以強凌弱等等。而青少年犯罪的年齡越來越小，離婚率也不斷攀升，青少年犯罪率也是不斷攀升，這些問題也都是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在我們中國，這幾年也經(jīng)常聽說這樣的現(xiàn)象，說這個孩子才十三四歲，但是都已經(jīng)有墮胎的行為了。這個孩子才十三四歲，就有了這樣的行為，影響了自己的健康，也影響了自己一生的幸福，這些現(xiàn)象是靠法律監(jiān)督機制無能為力的。
第三個問題，如果我們只是專注于制度的建設而忽視了人的道德的教育，就會導致“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xiàn)象。有一次我們去開國際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有一個西方的學者，她還是一位女士，就站起身來用非常諷刺的口吻說：“你們中國人千萬不要盲目的向西方人學習”。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的西方國家并不是像你們想象那樣理想。恰恰相反，還出現(xiàn)了你們幾千年前老子所描述的情形。什么情形呢？那就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就是我們的法律條款一天天更具體、更細致、更嚴密，滲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說我們食品安全有問題了，就有食品安全法……各種各樣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就有相應的法規(guī)來懲罰 來防范，但是違法亂紀的人、鉆法律空子的人并沒有因此而減少。這是什么原因呢？因為在現(xiàn)代以來，很多人宣稱上帝死了，很多人認為宗教是迷信，不再信仰上帝了，特別是年輕的一代，越來越排斥宗教信仰。
但是他們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公平正義為核心來進行制度安排的，所以也出現(xiàn)了這樣的現(xiàn)象。所以法律監(jiān)督機制很嚴厲、很嚴密，人一犯罪，確實可以把他關進監(jiān)獄，但是如果缺少了道德教育，人們在監(jiān)獄里學到的是更加狡詐的作案方式，一旦被放回到社會，仍然會危害人群，所以并沒有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在我們現(xiàn)在社會還出現(xiàn)了人們不以進監(jiān)獄為恥、反以為榮的現(xiàn)象。據(jù)說人們到監(jiān)獄之后，都在交流什么問題呢？他們就這樣問：你第幾次進監(jiān)獄了？這人很不好意思，他說我是第一次。結果對方一聽就說了：你才是第一次呀，我已經(jīng)是第三次了。說起來就很驕傲、很得意，還以進監(jiān)獄多沾沾自喜，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么現(xiàn)在的警察還執(zhí)法犯法，幫助犯人做一些事情，來以此受賄得好處。所以監(jiān)獄已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的現(xiàn)象也比比皆是。政府不得不拿著大量納稅者的錢去建設監(jiān)獄，因為舊的監(jiān)獄已經(jīng)住滿了。所以有人說，如果我們不好好地把學校辦好、把教育辦好，那我們就要拿著大量的錢去建設監(jiān)獄。這些問題確實是觸目驚心，所以從這里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到底什么是本、什么是末。
《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上也說了這樣一句話：“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就是說你不能制止人們作惡的心，只是以刀鋸刑罰制止人的行為，就是每一天都在執(zhí)行懲罰，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屢屢發(fā)生。在麥金泰爾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中，他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yǎng)，那我們所謂的正義制度、正義規(guī)則是誰之正義呢？缺少主體性。所以他說倫理學的任務不應該是去制定正義的制度和規(guī)則，而應該回復到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把對人的美德培養(yǎng)恢復到核心的地位。從這些論述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和諧與否，國家能否治理好，反腐倡廉能不能起到效果？從根本上取決于人心的善良和行為的正當，這就是古人所說的“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也就是我們總書記所說的“國無德不立（應為興）”，要有德，必須進行道德教育。現(xiàn)在我們很重視對領導干部的選拔和任用，但是好的領導不是一下子就能夠產(chǎn)生的，必須有一個長期教育的熏陶的過程，才能使人成為有道德的人。所以必須靠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配合，才能培養(yǎng)出好的、有德行的領導干部。在《群書治要?淮南子》上也這樣說道：“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yǎng)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這段話就是說，靠法律和制度建設，可以把不孝的人判處死刑，古代的人說“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如果一個人打罵父母、打罵祖父母，按照法律，都應該是被斬首的。
雖然法律能把不孝的人判處死刑，但是培養(yǎng)不出像孔子、曾子那樣高尚的德行。曾子對父母很孝敬，所以他出外，家里來了人，他的母親靈機一動，怎么能讓曾子知道呢？她就把自己的手指頭咬破了，結果曾子心里就感到一陣疼痛，母子連心，他知道母親有事了，趕緊往家跑。結果回到家一看，沒有什么事，只是因為家里來了朋友，母親希望他知道、讓他回來。所以你看曾子的孝心，他有這種至誠的孝心，所以能夠“感”到他母親身體的變化。那我們現(xiàn)在的人為什么感受不到了呢？聽起來這樣的故事像天方夜譚了呢？因為我們的心沒有和父母在一起，沒有心里處處掛念著父母，所以即使我們的父母手指頭都咬破了，他可能還是無動于衷。什么原因呢？心思不在父母身上了。在哪兒上面了呢？在財、色、名、利上面了。這顆心就不真誠、不覺悟、不敏銳了。
所以古人把這個“忙”寫得很有味道，是一個豎心旁“忄”加一個“亡”字，告訴我們什么叫“忙”啊？就是我們的心已經(jīng)不覺悟了、不敏銳了，觀察不到周圍人的需要了，甚至連父母親的感受、需要都感覺不到了。在母親節(jié)的時候，有一些記者去采訪了很多成功人士，企業(yè)家、領導干部等等。就問：“你認為最好的孝敬母親的方式是什么？”結果這些人就開始夸夸其談：“那我要讓我的父母過上好的生活、住上大房子、坐上豪華轎車”……結果這些記者又去采訪了這些兒子的母親，說您認為兒子最好的孝敬您的方式是什么呢？結果這些母親都無一例外地這樣說：“唉，我也不希望住什么大房子、坐什么豪華轎車，我只希望我的兒子有時間多回家看看，陪我聊聊天、嘮嘮家常就夠了。”所以你看，我們因為自己的私利而奔忙，為了名利而朝九晚五地去工作，對于父母的感受已經(jīng)體察不到了。當然，如果一個人兢兢業(yè)業(yè)地去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為國盡忠，這是他父母所期望的，這是更高層次的孝，這是大孝。但是這個人有時間和朋友去應酬，但是卻沒有時間去看望父母，這就是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而奔忙了，這不是為國家盡忠。
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給殺掉，但是培養(yǎng)不出像曾子、孔子那樣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把偷盜的人給以刑罰的處分，但是培養(yǎng)不出像伯夷那樣廉潔的節(jié)操。伯夷是商朝人，后來周朝滅了商朝，他不愿意吃周朝的糧食，最后餓死在山里，他這樣廉潔的節(jié)操也不是靠刑罰懲罰得出來的。再比如孔老夫子培養(yǎng)的徒弟有三千多人，其中有賢達的七十二個人，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這是靠什么呢？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啊。前幾年，在安徽省廬江縣湯池鎮(zhèn)，舉辦了廬江文化教育中心，用傳統(tǒng)文化來教育村民。結果短短的時間，就使民風大為改善，影響了很多來參觀學習的人。凡是到廬江學習過的人，都能夠為那里邊的老師身體力行傳統(tǒng)美德的作風而深深地感動。這里邊的每一個老師，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在感染著、教育著來學習的人。為什么他們能做到這一點呢？這不是靠法律、不是靠監(jiān)督機制、懲罰機制，激勵機制，而是靠教育所成就的。什么教育呢？就是圣賢教育，是我們千百年來的中華文化、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以他們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成為社會大眾的表率。現(xiàn)在他們回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在各個地方興辦傳統(tǒng)文化的公益論壇，帶動這一方學習傳統(tǒng)文化，所以每到一個地方，就做出好的示范和榜樣。這就是告訴我們，教育確實能夠培養(yǎng)出圣賢君子。
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中也說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這就是給我們講到了法律的局限性，它能夠給人以懲罰的處分，但是培養(yǎng)不出一個人廉潔的節(jié)操；能夠殺人，培養(yǎng)不出一個人仁慈博愛的品質。在《史記》上也有這樣的記載：漢朝興起之后，去掉了棱角而力求婉轉。什么叫“棱角”？就是秦朝的嚴刑峻法。我們從歷史上也知道，秦朝雖然得了天下，但是因為它靠著嚴刑峻法來治國，積累的是民怨，結果“二世而亡”。“力求婉轉”是興起了倫理道德的教育，免去了繁文縟節(jié)而提倡質樸，法網(wǎng)寬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魚，這就是說當時的法網(wǎng)很粗疏，甚至有很多的漏洞。即便如此，但是因為他們興起了倫理道德的教育，結果是什么呢？吏治蒸蒸日上，誰也不敢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樂。所以得出結論說，治理國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導，而不在于刑罰的嚴酷。在《論語》上孔老夫子也強調：“不教而殺謂之虐”，也就是說，在位者如果沒有教導人們“孝悌忠義禮義廉恥”的道理，人們因為缺少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不知道做人的本分和責任，而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就被處以死刑，這種政治屬于“虐政”。在《群書治要?漢書》上也說，用禮義治國者，積累的就是禮義；用刑罰治理國家的人，積累的就是刑罰。刑罰用得多了，人民就會怨恨背叛；禮義用得多了，人民就會和睦親愛。
各個朝代的君主都想讓人們德行美好，這個愿望是相同的，但是他們用來使人們的德行美好方法和手段卻不相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用道德教化引導的，德教和諧時，人民的精神狀態(tài)就表現(xiàn)出歡樂；而用法令來驅使的，法令嚴酷，而民風就呈現(xiàn)出哀怨。這一段話就是告訴我們，如果一味地用嚴刑峻法來懲治貪官污吏，忽視了道德教育，結果可能是人心的背離和民風的哀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和西方的文化傳統(tǒng)不同之處，就在于它不是一種宗教文化，而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賢文化。它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等的形式，培養(yǎng)德才兼?zhèn)涞娜俗鳛楣倮舻暮蜓a，并且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jiān)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都落實了“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也就是誰能為國家推薦德才兼?zhèn)涞娜瞬牛@樣的人就會受到最高的獎賞；如果人嫉賢妒能，他手下有人才都被埋沒了，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這樣的制度一實施，就保證了人們愿意把德才兼?zhèn)涞娜送扑]出來作為官吏，這樣，有德有才的人居于領導的地位，這樣，社會想不和諧都很難。
這種政治制度在設計的時候，既關注了公平正義，同時也注重了仁慈博愛的道德情感的培養(yǎng)。也就是說，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制度不是民主政治，他的理想的政治制度是高于民主制度的圣賢政治。在這種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設和改革，都是圍繞著如何把人培養(yǎng)成為一個好人，如何把好人選拔在領導位置上來設計的。這樣的政治制度的結果是什么呢？在《六韜》上這樣表述，圣賢政治的結果是這樣的：政令寬和公平，官吏不苛刻，節(jié)制賦稅，減輕人民負擔；領導者個人生活簡樸不奢華，不以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法律；賞賜不會加于無功之人，刑罰不會施加給無罪之人；危害人民的人有罪，對國家薦舉賢才的人、有利人民的人會受到獎賞；后宮不亂政，不聽婦人之言；上面的領導者不會做見不得人的事，下面沒有陰謀加害之人；不供應宮室額外的開支，不過多游玩而影響民眾安樂，不追求珍玩佚樂；做官者沒有腐敗蛀蟲之類的人隱藏，國家沒有流離饑餓的人民。這就是圣賢政治所達到的狀態(tài)，它是能夠達到高于不敢欺、不忍欺的理想狀態(tài)。子賤治理單父就達到了不忍欺，人們即使在沒有人監(jiān)管的情況下，也能夠做到就像嚴刑峻法就在身邊監(jiān)督一樣，因為他起到了君親師的作用，既領導管理百姓，又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更重要的是他還給人們以倫理道德的教育，把孔老夫子仁愛忠恕的理念，都運用到管理之中了，最后老百姓不忍心欺騙他們的長官。所以中國古人的觀念，是一種宇宙一體的觀念，就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人與自然都是一體的，而不是對立的觀念。在對立的觀念之下，所設計的制度是如何管人、懲罰人、壓制人、監(jiān)督人，但是在一體的觀念之下，制度的設計是如何去幫助人、關愛人、提升人。人不僅僅是一個理性的動物，也是感情的動物，感化才能夠真正的解決矛盾、化解沖突。
廢棄圣賢政治不用的結果，在《群書治要?六韜》上也有所說明。這段話很有味道：“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于危亡。”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把世俗社會大眾所稱道的人當做是賢德的、有智慧的人，把世俗社會大眾所詆毀的人當做是不賢德的人，那么結果是什么呢？那就會使黨羽多的人被提拔，不結黨的人被排擠，這樣奸邪勢力就會結黨營私，而把真正賢德的人給埋沒了。忠臣無罪卻被置于死地，邪臣用虛名取得爵位，所以社會更加混亂，國家也就難免陷于危亡的局勢了。這段話其實也是給我們說了民主選舉所可能導致的弊端。因為如果社會大眾的道德素質、理性能力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就像我們在村干部的基層選舉中，誰送給我的禮多我就去選誰，誰送給我的禮物投我所好，我就去投誰的票，那么最終選出的結果很可能是不好的結果。所以在某一些地方，黑社會的老大也都被選為村支書了。這一段話也就提醒我們，如果社會大眾的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采取民主政治的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設想。所以說無論是圣賢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為基礎，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忽視了人的道德素質的提高，而僅僅關注民主制度的推行，甚至還想把西方的民主制搬到中國，那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由于人的良心泯滅而導致的種種社會問題。
這一段闡述就是給我們講孔老夫子講“必也使無訟乎”，為什么使人無訟呢？重要的是要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如果僅僅關注法律監(jiān)督機制的嚴苛而忽視了道德教育，是有很多社會問題難以解決的。所以在《禮記?學記》上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建立一個國家、領導一國的老百姓，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古人治理國家，把道德教育看得很重要。而今日我們看到在網(wǎng)絡上、電視上，經(jīng)常爆出了很多的新聞。倫理關系紊亂，矛盾沖突不斷，人心惶惶無依，整個社會無論是貧、富、貴、賤都是在汲汲地妄求，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西方忽視了宗教教育，而東方忽視了圣賢教育所導致的，這才是社會問題所產(chǎn)生的根本。所以要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高度重視弘揚中華文化，充分發(fā)揮中華文化的軟實力。具體怎么做呢？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可以在全國挑選一些真正通達中華傳統(tǒng)倫理道德、而且品行兼優(yōu)的老師，在電視臺、網(wǎng)絡、廣播等各類媒體上宣講中華倫理道德的精神。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就是“五倫、八德”，教導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任何一個人，只要是做一個好人，都必須把“五倫”關系處理好，這五倫關系處理好了，社會上很多亂象就不存在了，人倫關系就理順了。“八德”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是朱子朱熹所概括的；另一種是孫中山先生所概括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把這兩種“八德”的說法歸納一下，重復的去掉，得出十二個字，那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我們用這些倫理道德來教育人們，當然首先是領導者和教育者要受教育。人們有了這些倫理道德觀念，知道了是非、善惡、美丑標準，就會羞于作惡、恥于作惡，同時配以因果教育，使“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深入人心，讓人不敢作惡。
第二，要真正落實“德才兼?zhèn)洌缘聻橄取钡娜瞬胚x拔標準，無論是黨員入黨，還是領導干部的選拔，首要的條件就是“孝廉”。因為一個人孝，才有知恩報恩、飲水思源的意識，會以恩義、情義、道義的處事原則來處事，不會忘恩負義、見利忘義。所以古人說“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廉就是廉潔不貪，這樣才能把德才兼?zhèn)涞念I導者選拔出來，脫穎而出。
第三，國民教育和黨校課程應當以“五倫八德”的道德教育作為主修課或必修課，也就是起到長善救失的作用。古人說，“教”是使人的善良不斷增長、得失得以挽救，所以學校教育必須承擔起長善救失的責任。隨著受教育的時間越長，德行越提高，善良越增長、過失越挽救，這樣才不至于出現(xiàn)大學生的道德素質不如小學生的現(xiàn)狀。還要以《國學治要》、《群書治要》作為治學、治國的必讀課本。《國學治要》作為治學的課本很好，《群書治要》奠定了貞觀之治的理論基礎，這本書所總結的治國理念具有普遍的意義，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依然適用，這是恒常不變的規(guī)律。“上行而下效，”國家領導人要率先參加、并且身體力行中華傳統(tǒng)倫理道德教育，為社會大眾做出榜樣示范。在這方面，我們看到習總書記做得特別好，像今天新聞還說，習總書記在元旦前夕專門去養(yǎng)老院關愛老人，尊老敬老，這是我們的傳統(tǒng)美德，總書記他就能夠身體力行，為全國形成尊老敬老的傳統(tǒng)，做了一個表率。所以上行下效的力量是很強的，國家領導人必須首先學習傳統(tǒng)倫理道德，身體力行傳統(tǒng)美德。
第四，辦試驗點、辦特區(qū)是我國經(jīng)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經(jīng)驗。在弘揚中華傳統(tǒng)美德方面，也可以選擇一個小鎮(zhèn)、社區(qū)、學校、企業(yè)等等，作為落實傳統(tǒng)道德倫理道德教育的試驗區(qū)，將它的試驗成果向全國乃至全球普遍宣揚。像我們剛才所講的安徽省廬江縣的湯池鎮(zhèn)，他們的辦班教學，就取得了成功的效果，他們的教學經(jīng)驗還引起了國際矚目，駐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國大使都曾紛紛想來參觀學習。此外，像海南省監(jiān)獄管理局、吉林市松花江中學、北京匯通匯利技術開發(fā)有限公司等等，還有在河北高碑店的新華新鍋爐制造有限公司，都在加強中華傳統(tǒng)倫理道德教育方面積累了寶貴經(jīng)驗。這些來自學校、企業(yè)乃至監(jiān)獄的成功案例，讓我們更加堅信，唯有恢復中華傳統(tǒng)倫理道德教育，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里，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