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 教授
尊敬的諸位同學、諸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繼續學習《論語治要》，從今天我們開始講《為政》。
我們看第一句，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一句話，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但是這一句話意義非常地深廣。其實它教導我們的是如何達到領導的最高境界。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做領導如何才能夠有執行力；如何才能得到眾人的支持和擁護；甚至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這里邊的“政”是政治的意思。“德”是道德。“為政者”廣義是指一切政治的領導人，狹義就是專指國家的元首。在古注中對這里邊的“北辰”，有的解釋為是星的名字，比如說北極星；有的認為并不是專指北極星，而是只指方位，這個方位就是地球北極與天空相對之處。我們感覺采取“方位”這種說法比較合適。在天空無星之處，空體不動，而“眾星共之”，這個“共”和“拱”是相通用的，引申的意思就是“圍繞”的意思。這個空體譬如人君，眾星譬如大臣和人民，人君就是君主能夠為政以德，那么國家的政治是本于道德的。所以它合理、利民，自然得到民眾的擁護，譬如北辰之得眾星圍繞。
在這里，君主安居其所，得到臣民的圍繞和擁護是結果，原因在哪里呢？每一個當領導的人，都希望自己說話有執行力，都希望得到臣民的擁護，就是大臣和人民的支持，怎么樣才能達到這個結果呢？這句話就是告訴我們，必須要為政以德，什么是德呢？古人對這個“德”的理解和對“道”的理解，是聯系在一起的。我們經常說道德、道德，“道”就是自然而然的秩序和規律，本來如此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而這一個“德”就是對這個“道”有所體悟，順著這個“道”去做，我們把這樣的人稱為有德的人，而這樣的人也就是圣人。那很多人說，我們不想成為圣人，不想成為賢人，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言外之意就是我們想做一個糊涂人，不想成為一個明理的人。所以成圣成賢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追求的。
那么，我們按照道去做，結果是什么呢？從內在的方面看可以獲得的是“君子坦蕩蕩”的境界，就是獲得內心的安寧，沒有憂慮、沒有牽掛、沒有煩惱；從外在的方面看，就是這里面所說的，能夠得到眾人的支持與擁護。所以一個得道之人，是內外皆有所得的人。中國古人經常有一句話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什么意思呢？這個“天”就是天道自然的規律，你順著天道自然的規律去做，你就會昌達；你違背了這個自然規律，自然就會滅亡。所以傳統文化教我們什么呢？教導我們趨吉避兇的方法，所以我們不能夠不學習，不能夠不認真領會。
那么這個“道”在古圣先賢的經典中都有所描述。比如說在《尸子》上就記載，《群書治要》中有一篇《尸子》上面記載說：舜任用了禹、后稷、皋陶等等五個人，結果實現了無為而治，但是天下的民眾，還都以舜為父母。堯就來問舜治理的方法，舜怎么回答的呢？舜回答了兩個字“事天”。什么叫事天呢？就是按著自然而然的規律，自然而然的秩序，自然之道去治理。他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平地而注水，水流濕，”就像我們在平地上澆水，這個水自然而然就會流向潮濕低洼的地方。“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我們同樣給柴火點著，這個火自然會把那些干燥的柴火先點著，這是什么呢？這叫召之類也。這是感召的原因，自然而然的道理，所以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了。他說：“像堯為善而眾美至焉，桀為非而眾惡至焉。”正是因為如此，這個堯憑借自己的美德，因為他德行很高，所以感召來的人才也都是賢良的臣子。而這個桀品行敗壞，所以感召的都是德行缺失的，甚至奸詐、狡猾的人來做他的臣子。那么這個就是《易經》上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道理。所以這個領導者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所感召的屬下自然而然就是什么樣的人，這也是古人為什么教我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原因。
孔老夫子非常贊嘆的古圣先賢，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人都是能夠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人。比如說堯帝，有一次他出來視察，在路上碰到兩個犯罪的人，被押往監獄，他看了之后，戰戰兢兢地走上前去很惶恐就問：“你們兩個為什么犯了罪？為什么被押往監獄呢？”這兩個人就說：“因為上天久旱不雨，很久沒有下雨了。我們沒有東西吃，不得已偷了別人家的東西，最后被發現了，被抓了起來。”結果堯聽了這樣的回答，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對那些周圍押解犯人的獄卒說：“你們把他們兩個給放了，把我給抓起來。”周圍的人聽了都很驚訝，就問“怎么能夠把國君抓起來呢？”這個堯很誠懇地說，“因為我犯了兩大過失：第一，我作為一國之君，我負責教導全國的百姓，應該起到君、親、師的責任，但是我卻沒有把這一個責任承擔好，這是我的第一個過失；第二，我作為一國之君，沒有德行，所以才感召了上天久旱不雨，這是我的第二大過失。”結果堯剛剛說完話，本來都是萬里無云，就飄過了云彩下起了雨。
我們看到堯是這樣一個凡是遇到問題都是反求諸己的人。那么這個湯王也是如此，在《群書治要·后漢書》上，就記載當初遇到天氣大旱的時候，成湯就拿著六件事來自責，哪六件事呢？“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是我的政事不合法度了嗎？是我使用民力太急劇了嗎？是不是我的宮室建造得太奢華了呢？還是受寵的女人干預朝政太猖獗了？是收受的賄賂太多了嗎？還是得以進獻讒言的人太猖狂了呢？這個湯王遇到這種不如意，天氣大旱的情況，他馬上就想到反省自己，政事做得如何？所以正是因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們都有這種“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責任意識，所以才能夠把天下治理得好。
同樣，我們一個團隊，一個企業，一個學校，乃至于一個政黨，能夠做得好不好，關鍵在于領導者是不是有這種“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意識。所以我們領導應該經常遇到了問題，看到屬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應該反省自己，是不是我哪一個地方不夠盡心盡力，給下屬做了一個不良的示范？實在說，下屬都沒有過失，過失都在領導者的身上。所以領導者是否能夠率先垂范、以身作責，對于這一個集體的昌盛，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現在很多時候，喜歡開會，但是開會往往解決不了問題，而是越開越誤會。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我們忘了古圣先賢的教誨，“各自責，天清地寧，各相責，天翻地覆。”我們想一想我們開會的內容，是什么呢？可能都是要求別人怎么怎么做，很少有人反省自己，我這件事應該怎么做，應該更好地提高效率，更加地能夠有效果。所以都是去指責別人，結果怎么樣呢？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影響了同志間的關系，叫越開越誤會。
那么從“為政以德”這句話中，也讓我們看到了，在中國的古圣先賢那里，辦政事就是一個成圣成賢的過程。也就是說，辦政治的過程，也就是要把自己成就為圣賢的過程。而只有圣賢人才能夠真正地把這個政事辦好。
所以在《大學》上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到什么時候都不要認為自己的身已經修得差不多了，到什么時候自己都需要不斷地提升，不斷地觀察自己的心念，是不是有“私”字一閃念，所以領導者的修身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在《群書治要》上也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楚莊王向詹何去請教如何治國，詹何就說，“為什么您知道怎么樣修身，卻不知道如何治國呢？”楚莊王很誠懇地說：“因為我得以侍奉宗廟得到整個的國家，所以我也希望能夠得到好的治國方法。能夠把這個國家治理安定，把國家守護得好。”那么詹何就說了：“我沒有聽說過，一個君主修身很好，國家卻混亂的，也沒有聽說過君主修身不好，而這個國家能夠安定的，所以根本的根本還在于君主自身的修養，所以我不敢用治國這些枝節小事來回答你。”從這里我們就看到了，君主要想把國家治理好，領導要把團隊帶好，還是要首先把自己變成一個有德行的君主、有德行的領導，否則的話根本就談不上治國了。楚莊王聽了他的回答說：“好！你說得太對了。”
那么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要治理好國家，帶好團隊，為政者、領導者必須首先把自己的身修好；而且修身和治國這是一件事，而不是兩件事。也就是說你在修身的過程中，已經就是在治國了，在辦政治了。蕅益大師對這句話的注解有這樣一句話：“為政以德，不是以德為政，須深體此語脈。蓋自正正他皆名‘為政’”。意思是說這句話講的是“為政以德”而不是講的“以德為政”。那么“為政以德”和“以德為政”有什么區別呢？“為政以德”首先它講的是人君自己要按照道去做。成為一個有德的人，首先要求的是為政者自身，而“以德為政”或者我們說的以德治國，是用這個道德，去教育治理百姓，所以它出發點、針對的對象是不一樣的，“為政以德”首先針對的是，領導者、為政者自身。
那么在《論語》上記載葉公問政，葉公來請教孔老夫子怎么樣辦政治，孔子怎么回答的呢？他對這個“政”下了一個定義，他說“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所謂的辦政治就是要使人正，怎么樣使人正呢？就是你自己要率先帶著大家去做正當的事，那誰還敢做不正當的事呢？那么這個是孔老夫子對“政”下的一個定義。那么在另一處他又說：“茍正其身，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說這個領導者如果能夠端正自身的話，那對于辦理政治這件事，又有何難處呢？如果領導者、為政者，不能端正自身怎么能夠去端正別人呢？那么在《政要論》上，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故君子為政，以正己為先，教禁為次。若君正于上，則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則民不敢僻于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那么這個告訴我們，君子從政以端正自身為先，以教育和約束為其次，如果君主能夠正身于上，官吏就不敢不正于下；官吏正身于下，庶民便不敢不正于郊野；國家沒有不正的君主，朝廷沒有不正的官吏，郊野沒有不正的庶民，而國政卻不好，這是從來沒有有過的事。
在《傅子》上 ，對這件事解釋的更為具體，它說：“立德之本，莫尚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國家正，國家正而后天下正。” 所以想樹立道德的根本，首先是先正心，怎么樣正心呢？在《大學》上有幾句話，對于我們正心很有啟發。它說：你的“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如果你的心偏愛某一個人，特別對誰很喜歡，特別喜歡某一個事物，這個不中正了，就不得其正；“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你心里有了瞋恚，有了嫉妒，發怒了，這個時候就不得其正了；“心有所恐懼，有所憂慮，也不得其正”，為什么你會有恐懼、有憂慮呢？還是因為不明理，所以中國古人有句話說“理得心安”，因為你不明理，你才會有這些憂慮、煩惱、恐懼。那么這句話告訴我們，立德的根本在于端正自己的心，自己的心端正之后，行為自然端正，行為端正，左右的人會跟著端正，左右任命的親近之人都端正，整個朝廷也就端正了，整個朝廷端正了，整個國家也就端正了，最后天下也能夠端正。
那么反過來說，“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以為政者若想治理天下，必須從修養自己的身心來做起。那么這個告訴我們一方面，這個為政以德要求人君，君主自己首先做一個有德行的人。那么另一方面，這個為政的意義，也非常的廣泛，不僅僅是狹義的辦政治，像我們剛才講了孔老夫子對政的解釋，說“政者，正也。”凡是能夠使人端正的這些事，全都是辦政治。所以凡是自正正他的行為，都是“為政”。比如說我們辦企業，從事教育，乃至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甚至一般的百姓，凡是能夠自正正他的行為，都稱為“為政”。 有人來問孔子，說：“你為什么不從事政治呢？”孔老夫子怎么回答的呢。他說在家能夠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把這種孝敬友悌之情，推而廣之，對待天下的百姓，這就是辦政治了，還有什么是辦政治呢？所以不要認為，只有從事政治的人才是為政，凡是自正正他的行為，我們自己做好了，給別人做一個表率，能夠感化別人，教育別人的行為那都是為政。
當然我們聽到這里的時候，有人就會問了，說只要把身修好了，就能管好整個國家嗎？我們學西方的管理就發現，西方人要管人、管事、管財、管物，而中國人認為把自身管好了，把自己管明白了，才是最高明的管理。
那么是不是只要自己身修好了，這些不用管也能管好呢？在《大學》上有這樣一句話，“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有德此有人，就是一個領導者，他是一個有德行的人，受人尊敬的人，自然會感召志同道和的、有德行的人，來到他的身邊來幫助他，這就叫有德此有人。所以在《中論》上也這樣提出。《群書治要·中論》上有這樣一句話，“故人君茍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箎，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這句話比喻得很形象，意思是說如果君主或是領導者，能夠修明自己的道義，彰顯自己美好的聲譽，謹慎自己的言行威儀，慎重地頒布教化和政令；刑罰沒有偏頗邪僻之處；恩澤廣泛地流布；百官都能安于自己的本分，以盡職盡責為樂；萬民各得其所，安居樂業。那么賢德的人敬仰君主就像敬仰天地一樣；愛戴君主就像愛戴自己的父母親人一樣；快樂地就像聽到了塤箎合奏產生的美妙音樂；愉悅地就像聞到蘭草的芬芳。所以賢德的人歸附，就好像是剛剛泄閘了的洪水流向山谷，那樣地通暢，哪有賢德的人不來歸附呢？因此，關鍵的問題，還在于領導者是否具備美好的德行。
如果這個領導者，真正地有德行，自然而然地就會感召志同道合的人來到他的身邊。如果一個領導者沒有德行，即使有德的人也會離你而去。這個就是“有德此有人”。下面說“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這個“土”，就是古代發展農業的基礎。那么現在我們發展任何事業，都需要有基礎條件。比如說需要人力資源，需要技術，需要各種能力，還有需要戰斗力等等。如果一個人有德行感召了很多有德行的人來到身邊，那么這些條件就自然具足。
比如說在《說苑》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田忌離開了齊國來到了楚國，這個楚王就問他，齊國和楚國經常想互相吞并，您對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田忌回答說：“如果齊國任命申孺做將軍，那么楚國只要發動五萬兵士，派上將軍率領他們，就能夠帶著敵軍將領的首級而返。但是齊國如果換了眄子做將軍，楚國即使是發動了所有的兵士而且加上大王您親自做將軍出征，也僅僅是能夠免于不被擒獲而已。
開始的時候齊國確實是派申孺做將軍，于是楚國派了五萬的士兵，派上將軍來率領，果然不出田忌所料，把這個敵軍將領的首級帶著凱旋。后來齊王就換了眄子做將軍，結果楚王征發了所有的士兵而這個楚王自己親自率兵出征，結果也確實不出田忌所料，僅僅是沒有被敵軍擒獲而已。楚王回來就問田忌，他說：“先生，您為什么很早就知道了這個結果呢？”田忌怎么回答的呢？田忌回答說：“申孺的為人有這樣一個特點，他侮慢輕視賢德的人，又瞧不起不賢德的人。所以無論是賢德的人，不賢德的人都不能為他所用，都不愿意為他出力。但是眄子卻不同了，眄子尊重那些賢德的人，又憐愛那些不賢德的人，所以無論是賢德的人，還是不賢德的人都能夠為他賣命。這就是結果我能夠事先預料的原因。”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一個將軍有德行，就能夠感召士兵為他全心全力地付出。那這些士兵把自己的能力全部都發揮出來，竭盡全力就有戰斗力，就能夠獲得勝利。相反如果這個將軍沒有德行，還好大喜功，剛愎自用，就很難獲得勝利了。這個就是告訴我們，“有人此有土”，你把人感召來了，如果有德行，這些人才會竭盡全力地為你付出，才會不遺余力。
在《說苑》上同樣也記載著一個類似的故事,這個故事講的是孔老夫子弟子子賤的故事。孔子對子賤說:“你治理單父大家都感覺到很高興，非常滿意，能不能告訴我，你是怎么達到這一點的呢？”宓子賤就回答說：“我對待百姓的父親，如同對待自己的父親；對待百姓的兒子，如同對待自己的兒子；同時我還體恤孤兒；老百姓有困難的時候，比如說有喪事的時候，我都為他們感覺到哀痛。”孔老夫子聽了之后說：“你已經做得不錯了，但是只做到這些還不足夠。”宓子賤就接著說了，“我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的人有三個，像對待兄長一樣對待的人有五個，我結交的朋友有十一個。”孔老夫子聽了說：“像對待父親一樣，恭敬對待的人有三個可以教導百姓孝了；像對待兄長對待的人有五個，可以教導百姓悌了，就是友愛兄長了；你結交的朋友有十一個人，可以教導百姓好學了。但是這還不足夠，這是中等的善事，只有中等的人會歸附。”宓子賤聽了之后又說：“在百姓之中比我賢德的人有五個，我對待他們非常地恭敬，他們教導我怎樣使國家得到治理的方法。”孔老夫子聽了之后就說：“想成就大事的人，秘訣就在于此了。以前堯舜都是非常謙恭地對待臣下，這樣才召來賢德之士幫助他治理國家。所以能夠尊敬賢德的人、舉薦賢德的人，這才是百福的根本、賢明的關鍵。可惜你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你治理的地方大，那么你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與堯舜相提并論了。”
這個故事也是告訴我們，“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這些人來到我們身邊了，我們能夠對他非常地恭敬，能夠關心他們的冷暖，觀察他們的需要，那么這些人自然而然地會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出來。大家眾志成城，把這個事情做好，自然會創造財富。當然創造財富，不一定是賺了很多的錢，就是你的事業會獲得成功，你所辦的事會非常的順利。
最后一句話“有財此有用”，就是我們事業成功了，或者說賺了很多錢了，要把這些錢用在哪里。是不是事業成功之后就應該和別人競奢斗富，看看誰用的東西更奢華，誰坐的車更高檔呢？如果這樣去用的話，我們的事業就不能夠持久了，就不能夠富超過三代。雖然事業很成功，但是仍然繼續保持謙恭有禮的態度。對自己的欲望、用度，仍然是有一定的節度，所以要把錢用在哪里呢？要把財仍然用在使自己的“德日進，過日少”上，這樣的話才能夠獲得持續的成功，可持續的發展。
那么在《政要論》上有這樣一段話：“故修身治國也，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
這句話就是說，凡是修身治國的人，他的關鍵都在于能否節制自己的欲望。所以在《禮記》上有這樣一句話說：“欲不可縱，傲不可長，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考察歷史的人就會發現，凡是有家有國的人之所以能夠獲得昌盛，沒有不是憑借于節儉的，而他們失去天下，也沒有不是因為過分地奢侈、浪費所導致的。節儉的人能夠節制自己的欲望。奢侈浪費的人一味放縱自己的情欲，放縱自己情欲的人就危險了，節制自己欲望的人就平安了。堯和舜所居住的地方，只有三等土臺階，夏天穿的是粗布所編織的衣服，冬日也是穿著鹿皮制成的大衣。他們的衣服也都非常地簡陋，禹也是同樣，他的宮室非常簡樸，飲食非常微薄。這些帝王并不是不想吃得好，住得好，想穿得好。但是他們做到了極為節儉，恰恰是因為節儉才能夠使天下太平啊！
當然很多人看到這段話可能會說，那是因為古代生產力不發達，物質條件不夠好，物質不豐富，所以這些當領導的，才要節制欲望。那我們看一看，在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貞觀之治，物質非常的豐富，天下很多的國家都來朝拜，那么唐太宗又是怎么做的呢？在《貞觀政要》上記載，唐太宗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啖腹，腹飽而自斃。”為君之道必須首先心存百姓，如果損失了百姓的利益，來奉養自身，那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割了大腿上的肉來喂飽肚子一樣，雖然肚子填飽了，但是終究會身亡。如果使天下安定，必須首先使自身端正。沒有自身端正，但是影子卻是歪斜的。上面治理的很好下面卻是混亂的。“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那么這句話對我們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它說能夠真正傷害人身的，并不是外界的事物，都是由于人過分地嗜欲導致的災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如果君主沉迷于美食滋味，放縱于聲樂享受，欲望越來越多所帶來的損害也就越來越大，既防礙了政事也侵擾了百姓。“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既作，離判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再說出一個不符合禮儀的話，老百姓就分崩離析了。怨言四起，眾叛親離，我每每想到這一點就不敢放縱，不敢過分地安逸。你看唐太宗他在物質條件非常豐富的情況下，可以享受很好優越的生活條件的生活下，還能夠嚴格要求自己。能夠說出這樣的話提醒自己，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一般人在生活貧窮的時候，能夠甘心于清苦。但是一旦條件好了，久而久之也會對奢華的生活，生起愛好之心，也會生起攀比之心。就可能會因為滿足自己的欲望做很多的錯事了，貪心不斷增長了 ，這個是我們要警戒的。
那么從這里我們也看到歷代的明君，之所以能夠治理好天下，都是因為即使物質很豐富，但他仍然能夠節制自己的欲望。不是過分地奢侈浪費，而只有節制自己的欲望，才能真正地做到愛民。為什么呢？因為如果領導者、君主欲望很重喜歡吃喝玩樂，沒有止境，那么就會為了滿足自己不斷膨脹的欲望，去盤剝百姓，甚至與民爭利。那就自然不會去愛民了。而且我們看到很多人說我們現在要拉動內需，就需要高消費，就需要浪費一點，實際上這樣的說法值得商榷。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何在呢？為什么會有生態問題？為什么會有環境危機？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不斷膨脹的欲望，和我們地球有限資源產生了矛盾。這個地球的資源是一定的、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欲望卻是不斷的、膨脹的，最后兩者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最后不可調和，所以才出現了生態危機。所以在現在社會物質發達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提倡節儉的品質，不能夠放縱自己的情欲。
那么《大學》上這幾句話就是告訴我們，有德行的領導者就能夠感召有德行的人才來到身邊。這此有德行的人來到一起，眾志成城，把自己的能力、水平、技術，發揮出來自然會獲得事業的成功。而事業成功之后，還仍然要保持節儉的這種生活方式，不能因為事業成功了，就過上了奢侈浪費的生活。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斷地去貪求。那么這個錢一定要用在使自己的“德日進，過日少”上。這樣才會保持可持續的發展，才能使富超過三代。所以《大學》上總結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那么如果為政者有道德，就像這個樹有根本一樣，自然能夠得到臣下、百姓的擁護和支持而枝繁葉茂，事業興旺發達。
那么“為政以德”，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我們中國古人所說的，境隨心轉。所以為什么中國人這么有自信說不用管人、管事、管財、管物，只要把自己管好了，就會獲得事業的成功呢？根據就在于這一句話“境隨心轉”。這個“境”就包括我們的身體，包括我們的人際關系，自然環境等等，它都是我們的心的一種反映，它也會隨著我們心的變化而轉變。
在我們沒有學習傳統文化之前，我們對這個道理不是很了解。比如說我們經常遇到很多朋友即使很有錢，但是對我們很吝嗇，我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們還抱怨你看這個人這么有錢，為什么對我這么吝嗇呢？真是個小氣鬼，我們經常去辦事，本來這件事應該順理成章，人家就應該給你辦才行。但是他又挑這個撿那個，說你這個不對，那個不對，非讓你跑來跑去，跑好幾遍，我們心里就憤憤不平說這些人素質真差，本來就應該這么做的事為什么讓我跑來跑去的呢？但是我們學了傳統文化之后，我們都知道境都是我們心的反映。我們為什么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呢？還是要從自己的心上找原因。因為我們自己對人很吝嗇，經常喜歡占別人的便宜，所以怎么樣呢？即使很有錢的朋友，他對我們也很吝嗇，那么我們為什么做事不順利，有的人經常無緣無故地設置障礙呢？就是因為我們去給別人辦事的時候也是有意無意地去給人設置障礙，自己心地不夠厚道，甚至很刻薄所導致的。所以我看古人這些書對我們反省自己，確實是非常地有幫助。
我們發現反省自己，可以用兩個字概括自己的特點那就是“刻、傲”。心地刻薄、傲慢，你看又刻薄又傲慢，所以就遇到這些不如意的事，種種的障礙發生在我們身上。學了傳統文化之后，因為經常接受傳統文化的提醒，對別人的幫助不求回報了，不講條件了，結果我們發現別人對我們的幫助和付出，也是不講條件的。即使以前對我很吝嗇的朋友，現在突然對我也很大方了。你看很奇怪同一個朋友，他以前對你很吝嗇，結果我們把心變了，變得很慷慨了。這一個朋友對你，突然也變得很大方了。所以要變的是誰呢，不是外界，而是變我們自己的心。我們的心變了，這個緣分全都轉了。
那么在《群書治要·后漢書》上，也有這樣一個故事，魯恭在做中牟縣令的時候，他以道德教育來治理不用刑罰。比如一個人叫許伯，和人因為田界的事情和別人產生了紛爭。有關官員拖了很久也不能夠把這件事判決好。到了魯恭這里，魯恭耐心地教育他們，給他們評論事非曲直，結果雙方都退堂自責，而且都暫停耕作，而互相推讓田界了。還有一位亭長從一位老百姓那里借了一頭牛，結果他就不還給人家了，這個老百姓就找到了魯恭，魯恭把這個亭長叫過來，三番五次的叫他把這個牛還給人家，但是這個亭長仍然不聽從。魯恭就嘆息地說，這是教化不行的結果呀！于是他就準備自己辭官不做了，結果縣內的吏員們都一起哭著要挽留他。亭長看了就覺得慚愧了，于是就把這個牛還給了家，還要求到獄中服罪。魯恭赦免了他不再追究了。從此以后不論是官吏還是百姓都更加地對他心悅誠服。
在建初七年，他們所在的這個郡發生了螟蟲災害，結果導致了危害莊稼的事情。這個中牟縣和鄰縣非常地近，但是鄰縣它有很多的螟蟲都沒有進入中牟縣。你看他們兩個縣，就是犬牙相交但是鄰縣有螟蟲害，他們中牟縣就沒有發生螟蟲害。這件事被當時的河南的尹袁安聽到了覺得很奇怪，有點不相信，于是他就派了一個叫肥親的人去打探這件事情，視察一下中牟縣。魯恭就帶著肥親來到了田間，他們坐在了一個桑樹下面。有一個野雉就飛過來停在旁邊，你看這個野雉都不害怕人。就在野雞旁邊有一些兒童，在那玩耍。這個肥親就問，說：“孩子們，你們為什么不去捕捉野雞呢？”這些孩子怎么回答的呢？說這個野雞還要喂養它們的雞娃，它們也有雞娃，需要它們的母親喂養，所以他們不愿意去捕捉這個野雞。肥公聽了之后突然就站起身來，告辭說，我到此地的目的就是想視看您政績辦得如何，現在螟蟲不犯中牟縣境，這是第一件讓人感到奇異的事；教化施及于鳥獸，這是第二件值得讓人感到驚異的事；即使連小孩都有仁愛之心，這是第三件值得奇異的事。我再待在這里，只是白白地打擾賢者，浪費您的時間啊！于是他就告辭回到了府中，把看到的情況向袁安稟報。這一年中牟縣還生產出雙穗的嘉禾，那么這也是吉祥的景象。袁安就上書把這些情況，匯報給皇帝。皇帝對這件事也感到非常地驚異。那么實際上這些事情，在很多人看來好像比較神秘，實際上一點都不神秘。
我們覺得神秘是我們不懂得道理，就是中國古人講的境隨心轉。一切法從心想生，這個一切法就包括你的身體，你的環境，你的人際關系等等，都是怎么樣的呢？都是從你心想產生的。那么“為政以德”，之所以這個為政者，自己有了德行，他不用管這管那的。這些事都能管好，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出于這一番道理。所以自性之中圓滿具足一切的德能、一切的相好、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財富。所以你只要反求諸己，只要把自己的德行修好了，這些東西不用去操心。這個就是《大學》上所說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你看大學之道沒有告訴我們去怎么樣治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首先要使自己的性德，得以彰顯開發出來。“在親民”，在幫助別人，把他自性的性德開發出來，自行化他，達到圓滿的程度。這就叫止于至善，當你能夠止于至善，止于道的時候，這個性德圓圓滿滿地開發出來了。圓圓滿滿地開發出來的時候，要智慧有智慧，要財富有財富，要德能有德能，要相好有相好，這些東西不必操心。這個就是從根本上求，也是告訴我們，只有為政以德，才能夠實現無為而治，這個就是我們講的“為政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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