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余莉 教授
尊敬的諸位同學、諸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一起來學習《群書治要》的《論語治要》。
我們今天在現(xiàn)代社會，為什么還要學習《論語》呢？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還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那么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從哪里來呢？如果我們對自己最基本的經典都不了解，還有很多錯誤的批判，那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就無從談起。
我們知道《論語》這部書，主要講的是孔夫子他的思想，集中體現(xiàn)了他的政治、倫理和教育的理念。孔老夫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到去世的時候是公元前479年。很多人就問了，他說都過去了這么多時間了，幾千年前的人所講的東西，對于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還有什么幫助呢？
我們說，《論語》它所講的是“道”，這個“道”就是恒常不變的規(guī)律，在儒家中常用“天道”來體現(xiàn)這種恒常不變的、本來如此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guī)律。用西方人的話來說，這個“道”，就是客觀性和必然性的宇宙秩序。這個“道”，就像太陽從東方升起、西方落下一樣，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它依然適用，是自古至今都適用的，所以我們學習它，仍然有幫助。
當然，有很多人對傳統(tǒng)文化有一些錯誤的理解。比如說我自己，在上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有一位同學說，他要講孔子，他要重寫一本書，給孔老夫子正名。當時我還和他辯論，因為當時看了很多專家學者的文章，認為都是因為孔老夫子，才導致了我們今天社會經濟發(fā)展落后的局面，所以我就跟他辯論，當時還辯論得面紅耳赤。后來1999年，我到英國去讀書，去攻讀博士學位，當時說起我研究什么，我就說我研究孔夫子、研究老子等等……結果沒想到我說完這句話，西方的學者都肅然起敬，有一種由衷的敬佩，說：“真了不起”。一開始我還覺得他們是客套，好像我們學習傳統(tǒng)文化，他們表示一種敬意，是寒暄之語、是客套話，但是后來我們讀了西方人研究儒家文化的一些著作、文章之后才發(fā)現(xiàn)，其實他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了解，甚至比我們中國的某一些專家學者更加地深入。他們沒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批判，他們對《論語》、對孔子思想的理解，都是從原著出發(fā)，所以讀原著就顯得特別重要了。所以我們讀了《論語》之后，我們才發(fā)現(xiàn)，世間人對儒家、對孔子的一些誤解是很深的。
比如說有一種思想就認為，儒家思想講的是愚民政策，都是統(tǒng)治階級用來愚昧被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武器。那么實際上我們讀《論語》就發(fā)現(xiàn)，這個孔老夫子提出，他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在《論語》中有兩種含義，第一種就是有德行的人；第二種就是有位的人、統(tǒng)治者，就說統(tǒng)治者的德行像風一樣，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一樣，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所以他首先重視的是領導者、統(tǒng)治者的德行。而我們翻開《四書》，更加明顯地看到這一點。我們發(fā)現(xiàn)在《四書》上，沒有哪一句話，是用來要求被統(tǒng)治者的，而幾乎全都是要求統(tǒng)治者的。比如在《大學》上也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說從最高的領導者，到最底下的老百姓，都應該是以修身作為最根本的。那首先是誰呢？首先是統(tǒng)治者，如果統(tǒng)治者不修身，就想讓下邊的百姓修身，那效果就達不到，這才是愚民政策。我們是這樣認為的，在實踐中，我們也是這樣去做的。我們認為道德教育，是要教育誰呢？是要去教育一般百姓，而這些領導者都不需要教育，結果怎么樣？結果我們就把道德教育變成了說教，只是用言語去教導，但是所作所為，都和自己所教導的不一樣，這才使道德教育讓人們對它生不起信心了。所以我們讀了原著，我們才發(fā)現(xiàn)，這個儒家文化，與其說是一種愚民的、統(tǒng)治者愚弄被統(tǒng)治者的武器，不如說它是一種治理的方法、治理的理論、治理的智慧。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認為，現(xiàn)在腐敗現(xiàn)象很嚴重，這都是和傳統(tǒng)文化有關，為什么呢？因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別強調官本位。那么這個官本位，確實在儒家文化中，對于做官的人很尊敬，但是為什么對做官的人很尊敬呢？它是有原因的。在古代選拔一個官員，都是要首先看他有沒有德行，德行高的人，才給他爵位；對國家有功勞有貢獻的人，才給他俸祿。所以我們通過一個人的官位、他拿的俸祿，就知道他德行的高低。這是中國人特別對官很尊重的原因。那么我們在現(xiàn)代社會，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已經有好幾代人沒有講了。當了官的人、有了錢的人，他不懂得拿著這個官位去為百姓服務，相反還想方設法地魚肉百姓，這就會引起人們的反感。比如說我們在《論語》上就看到，魯哀公來請教孔子，說怎么樣才讓人民能夠信服呢、心服口服呢？孔老夫子怎么回答的呢，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正直的人、有德行的人舉薦出來，放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這樣的話就能夠讓人民心服口服，心悅誠服地接受你的領導；相反，你把那些邪曲不正的人舉薦出來，放在正直的、有德行的人之上，那么人民就會不服氣了。那么現(xiàn)在為什么人民怨聲載道、對反腐敗的呼聲這么強烈呢？原因是我們違背了孔老夫子的這個教誨。
所以我們看孔老夫子在對這方面有很多的闡述，比如他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什么叫政治呢？什么叫辦政治呢？辦政治這件事很簡單，就是要使人們正，那怎么樣使人們正呢？你做領導者的，率領著大家去做正確的事、正當的事，那誰還敢做不正當的事呢？他說，如果領導者能夠使自身端正，那么對于辦理政治這件事，又有何難處呢？如果領導者不能夠使自身端正，那么怎么樣能夠使別人端正呢？這些話都是告訴我們，他講這個官，對官很尊重，那是因為做官的人都是有德行的人，否則的話不給他這個官位。所以這個官本位，并不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這種消極的因素，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完全吸收、借鑒、學習傳統(tǒng)文化，能夠做到“爵非德不授”，這個爵位、官位沒有德行不授予；“祿非功不與”，這個祿就是俸祿，你拿的俸祿，你對國家沒有貢獻，那就不給與。這兩個制度沒有確立，所以才導致了人們的不滿。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講創(chuàng)新。比如說，我在1999年去參加雅思考試的時候，外國人在面試的時候，就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他說：“你們最偉大的思想家是誰呢？”我就說：“孔子。”他說：“難道你們幾千年來就出了一個孔子嗎？沒有別的偉大的思想家了嗎？”他的意思是說，中國人沒有創(chuàng)新的意識，你看在西方社會，特別是在現(xiàn)代以來，每過幾十年、十幾年，就會有一個新的哲學流派出現(xiàn)，取代舊的哲學流派。看起來他們的哲學理論很創(chuàng)新啊，思潮一個接一個的，那我們想一想，為什么在西方哲學流派層出不窮，而中國幾千年來依然奉行、學習孔夫子的智慧呢？那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西方的這些哲學流派思潮，每過十幾年、二十幾年就會發(fā)現(xiàn)，它和新的時代潮流已經不相符了，有一些東西，已經被認為是過時的，沒有辦法滿足新的這種時代發(fā)展的要求。也就是說，被歷史很快證明了，它有一些不合理之處，所以必須要發(fā)明新的哲學流派來取代它。但是中國人，為什么讀書人幾千年來，都要讀《論語》呢？原因很簡單，因為《論語》經過了幾千年的歷史驗證，那是大浪淘沙的結果，沒有認為它有什么是和時代不相符合的。那么即使有人認為，這個《論語》中有些思想已經和時代潮流不符合了，大部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為圣人他站在二十層樓，而我們站在兩層樓，我們拿著兩層樓的境界，去看二十層樓的境界，我們看不到，反而還想把這個圣人拽回來，拽到兩層樓，說你所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境界。所以我們說圣人，他是對天道有體悟的人，古人也稱為得道之人，既然是得道之人，他所體會出來的這些道理，是經得起歷史的驗證的，所有是恒常不變的。
我們也知道，在六經之首的《易經》，《易經》的第一個含義，就是變易、變化的意思。它告訴你，這個世間的現(xiàn)象是變化莫測的、變化無窮的，所以你要懂得與時俱進。但是什么樣的人才有資格去談創(chuàng)新呢？
《易經》的第二個含義，就是不易、不變的意思。也就是說，只有掌握了那個不易的、不變的規(guī)律的人，才有資格談創(chuàng)新。所以創(chuàng)新并不是說，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人做的，打著創(chuàng)新的旗幟去胡作非為，做了很多違背規(guī)律的事，最后有很多的教訓，還給自己找借口，說既然要創(chuàng)新嘛，就要走一些彎路，就要怎么樣呢？就要交一點學費。這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那么從一個人的一生來看，我們人的一生也就七八十年，最多一百年，如果我們不負責任地去學習那些經不起歷史考驗的理論，那就是拿著自己的生命在開玩笑。我們想一想，我們哪有那么多的機會，再重來一次呢。所以我們要學什么呢？一定要學那些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大浪淘沙的這些精華。
《易經》的第三個含義，就是簡易，中國人講大道至簡。真正深刻的道理，一定是以非常簡單的方式給大家表述出來，為什么呢？因為中國古人、古圣先賢，他做學問的方法，是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他的存心是為了利益在場的每一個聽眾，所以孔老夫子所體會的“道”是很深奧的，他的境界可以說絲毫不在老子之下。老子對“道”有一個描述，他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上等的人聽到這個道，他立刻就能理解、就能夠接受，馬上就在生活中去力行、去實踐，“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等的人聽到了這個道，這個道其實離生活也不是那么近的，它雖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是一般的人都沒有體會到，圣人把這個道揭示出來了，他會半信半疑，有點相信，又好像猶豫不決，真的是這樣嗎？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下等的人聽到了這個道，覺得這個道太深奧了，離我們的現(xiàn)實太遠了，他就會哈哈大笑。最后一句話說得更好，他說“不笑，不足以為道”，如果你說的這個東西，大家都能夠接受、都認可、都稱嘆，沒有人笑話它，那么這個東西不足以稱為“道”。
那么我們從老子的這一段話之中，就可以看到，其實圣賢人所體會的“道”是非常深奧的，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夠理解和認可的。那怎么樣呢？孔老夫子采取了一個平易的方式，他把那個很深奧的道理，用非常簡單的話來教導弟子。他給你講道，你聽不懂，就給你講德；講德還聽不懂，就給你講仁；講仁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給你講孝悌忠恕。總之是要利益來提問的弟子，他是這樣一種存心，他不是談玄說妙，為的是炫耀自己的學問。
這也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做學問的一個最大的不同。西方人恰恰相反，他是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本來這個問題很簡單，但是他越說越復雜，最后讓你聽不懂。以此來炫耀自己學識很豐厚，能知道你很多不懂的東西，這對聽眾就沒有利益了。所以你看中國人他做學問，都是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比如說我們中國傳統(tǒng)道德觀、價值觀，我們現(xiàn)在也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實我們中國人幾千年前，就已經用核心價值觀在引導人們了，講什么呢？講“五常”，叫“仁、義、禮、智、信”，因為它概況得很簡單，每一個價值觀只有一個字，所以它易記、易懂、易行，很容易在社會上去推行，所以千百年成為人們共同遵守的價值觀。所以我們從《易經》這一名三意來看，中國人并不是不講創(chuàng)新，他告訴你，這個時代的現(xiàn)象是變化的，你要懂得與時俱進，但是必須掌握了那個不易的規(guī)律的人，才可以談創(chuàng)新。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就不能夠不學《論語》，因為我們不學《論語》，我們掌握不了那一個普遍的“道”，我們自以為是，認為還是去創(chuàng)新，其實走了很多的彎路。那這個是第三種，對傳統(tǒng)文化的錯誤的印象。
第四種就是認為，傳統(tǒng)文化凈搞形式主義，講繁文縟節(jié)。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評，都是看到社會現(xiàn)實的一些不良現(xiàn)象，就認為這是傳統(tǒng)文化所導致的。其實恰恰相反，這是沒有真正深入傳統(tǒng)文化所導致的，比如說在奧運會的開幕式上，還有各個大的賽事的開幕式上，中國人把這個開幕式弄得很豪華、很奢侈、很浪費，很多國人看了之后就不滿了，說你看，這都是傳統(tǒng)文化導致的，就講這些繁文縟節(jié)、講排場。那我們讀《論語》，我們就知道了，中國人對“禮”確實是很尊重，但是這個“禮，與其奢也，寧儉”。說這個禮，與其搞得很奢華很排場，寧愿節(jié)儉，只要你表達出對客人的敬意，就可以了。還說“喪，與其易也，寧戚”，這個喪禮也要抓住根本，與其你把這個客人招待得面面俱到，非常地合意，不如從內心表現(xiàn)出對死者的哀傷，這都是讓我們處處回到根本，不是讓你講形式主義。
那么像我們現(xiàn)在，很多的人學《弟子規(guī)》，講“揖深圓，拜恭敬”，很多的人看了之后就不理解，他說：“你看，還要九十度的鞠躬禮，這不是搞形式主義嗎？”其實他不知道“禮”，它是通過這種形式，來培養(yǎng)一個人的道德情感、道德品質、仁愛之心。當我們能夠把自己最尊貴的頭低下去的時候，我們是從內心折服了一個人的傲慢之心，而且你看兩個人如果有什么矛盾、有什么不滿，通過這一見面一鞠躬，這個矛盾也就化解了。那什么樣的人最難鞠躬呢？就是有錢的人、有權的人、還有有學問的人，當然這個學問要帶引號，不是真正的學問，就是有知識的人，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為什么這些人鞠躬最難呢？因為這些人，最容易有傲慢之心，所以他看了這個躬，他會很難接受。我們都知道即使是乞丐都有一種傲慢之心，所以這個傲慢之心，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這個乞丐他是身無分文，已經淪落到乞丐的地位了，結果他坐在街上，看著過過往往的這些車子，就這樣說：“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幾個臭錢嘛！”你看看連乞丐還有這樣的傲慢之心，更何況我們一般人呢！所以這個禮，這個躬鞠下去，你從內心表達出對對方的恭敬，折服了自己的傲慢之心。這個對人性情的培養(yǎng)、人格的培養(yǎng)，都是非常地有幫助的，所以我們說這個形式很必要。當然中國人更加重視的是本質，就是這個禮它所包含的對人的尊敬、還有仁愛、還有同情之心。
那么在《論語》的另一個地方也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說這個禮呀禮呀，難道就是呈現(xiàn)玉帛這樣的形式嗎？音樂呀音樂呀，難道就是敲鐘打鼓嗎？那么在這里，孔老夫子就是提醒我們，不要徒在形式上做文章，而更加重視禮樂的實質。那么這一句話，對于我們今天進行文化建設也是特別地有幫助。你看自從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要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之后，結果我們的廣播電視都把那些地方歌舞、戲劇、音樂搬上了銀幕，以為敲鑼打鼓、唱唱歌跳跳舞，就是進行文化建設了。文化，它的本質是“以文化人”，也就是說這個“文”，是文章、文字、禮樂、曲調等等，通過這些方式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變化人的氣質的作用。所以古代的人創(chuàng)作音樂、教導人禮儀，都是要起到培養(yǎng)起一個人平和的性情，然后培養(yǎng)起一個人的恭敬之心、仁愛之心等等，這才是起到了變化氣質的作用。如果我們把那些搖滾樂，還有那些非常浮躁的音樂歌舞都統(tǒng)統(tǒng)搬上了銀幕，它確實也起到了變化氣質的作用，但是它把人往哪方面去變化呢？它讓人變得更浮躁，更加地心浮氣躁。所以現(xiàn)在的孩子，如果男孩子喜歡看奧特曼，他都會有多動癥。而現(xiàn)在的游戲都是打打殺殺、暴力色情的內容比較多，如果這個孩子經常喜歡打這些游戲，他的行為也會表現(xiàn)出暴力的傾向，即使是女孩子，也有這種傾向了。這就是告訴我們，文化的本質是“以文化人”，不能夠僅僅重視這些形式，要重視它的本質，所以孔老夫子恰恰是反對形式主義的。
當然，我們對儒家文化、孔老夫子的誤解有很多很多，我們這里邊是舉了四種最常見的誤解，在后邊我們學習的過程中還會遇到更多，那我們講這些的目的就是告訴我們，不要因為有一些先入為主的錯誤觀念，就對《論語》、對孔老夫子、對儒家文化喪失了信心。所以在今天這個社會，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必須回到經典之中，回到經典之中，你才能夠得到圣人原汁原味的思想。那么這個是我們今天講的第一個問題，為什么要講《論語》。
第二，我們講一講《論語》經題的名字，“論語”兩個字是什么意思。這個“論”字，在三國時期曹魏的何晏，著有一本《論語集解》，這也是對《論語》的一個權威的注解，它也是收集在《十三經注疏》之中。到了宋朝時，邢昺為《論語集解》作了一個《注疏》，這個《論語注疏》就是解釋何晏的《集解》。那么在邢昺的《注疏》中就講到，這個“論”它有五個含義，他說：“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為什么叫“綸”呢？經綸世務的綸，他說：“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也就是說，你讀了《論語》，可以對治理天下、匡濟天下有所幫助。在宋朝有一個學者叫羅大徑，他寫過一本書叫《鶴林玉露》，在這本書中他就講到，在宋朝初年，當時的宰相趙普，就是專讀《論語》，結果有人說趙普只會讀《論語》。結果這個宋太宗趙光義就問他，他說：“你是不是只懂得學《論語》啊？”趙普怎么回答呢？他說：“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也就是說，我平生所知道的，確實沒有離開《論語》的范圍。并且說：“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治太平。”也就是說當年趙普曾經靠半部《論語》幫助宋太祖趙匡胤取得了天下，那么現(xiàn)在再靠半部《論語》幫助太宗趙光義來治理天下。所以古人有句話說：“半部《論語》治天下。”那我們從這一句話中就可以看到，這個《論語》的重要性。它不僅僅是可以打天下，而且也可以治天下。換一句話說，無論是在治世，還是在亂世，都能夠用得上。那么這個是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叫：“圓轉無窮，故曰輪也。”就像車輪一樣，圓的車輪，輪轉無窮。這個意思就是說，這個真理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適用，在中國適用，在外國也同樣適用，可以廣泛地流通，廣泛地流布，是這個意思。我們都知道在五四運動和十年文革之后，因為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過度批判，使我們一度喪失了對傳統(tǒng)文化的自信心，所以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后，看到西方國家的經濟發(fā)展、科技進步，又盲目地向西方學習，對于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被批判得體無完膚，升不起信心。
但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在英國有一位著名的歷史哲學家叫湯恩比，他專門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研究歷史，也就是說，他專門研究各個國家的文化歷史。那么最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說：“能夠真正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孔孟儒學和大乘佛法。”這是一位英國人說的。無獨有偶，在1988年有一批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他們在巴黎開會。面對當時世界性的環(huán)境危機、恐怖主義、道德危機、誠信危機，他們也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呼吁，說：“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這些人或者是歷史哲學家，或者是科學家，他們都有科學的精神，他們提出一個論斷，絕不是偶然的。說明什么呢？說明他們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認同。
我們看一看，為什么他們沒有說能夠拯救21世紀社會問題的是西方文化呢？在近現(xiàn)代以來，西方的主流價值觀就是自我，而這種自我又是一種占有性的自我。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我所擁有的東西，作為評價個人價值的標準。比如說我的車子、我的位子、我的房子、我的票子，這些都是外在于我的東西，其實說白一點就是自利。那么怎么樣才能獲得自我利益的滿足呢？要獲得自我利益的滿足，就要去和別人競爭，所以競爭向上提升，變成了斗爭，這個階段爾虞我詐、鉤心斗角的問題就出現(xiàn)了，而斗爭還是不能夠解決問題，獲得不了自我利益的滿足，這個斗爭就會向上提升，變成了戰(zhàn)爭。在當今社會，我們一打開新聞媒體，就看到局部的沖突等等不斷。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西方的價值觀普遍流行所導致的。那么戰(zhàn)爭如果再向上提升，比如說一方不理智，使用了原子武器，最后的結果就是會導致雙方同歸于盡，這就是世界末日。所以依靠競爭的方式，獲得自我利益滿足的價值觀，沒有給人帶上一個光明的前程，而只是給人類引向了窮途末日。
但是可惜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們中國人所學到的，就是這樣一種以競爭的方式，獲得自我利益滿足的價值觀，所以我們的社會，也出現(xiàn)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說一個孩子回來了，回到家就跟妹妹說，她說今天有一個同學來問了我一道題，我知道這個題怎么做，也知道答案，但是我就是沒有告訴他。這個妹妹聽了就說，她說如果換了我，我就會告訴他。她這樣一說，這個姐姐就很慚愧，覺得自己年紀比妹妹大，但是德行卻沒有妹妹好。但是她的慚愧心才剛剛提起，沒有想到這個妹妹怎么回答呢？她說我會告訴他，我會把錯誤的答案告訴他。這是什么觀念導致的呢？這就是競爭的觀念所導致的。像這樣的例子，可以說層出不窮。這些結果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沒有了互助、沒有了關愛，而只有利、只有名，這個社會就很危險了。孟子就曾經說過：“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從上面的領導者到底下的老百姓，都在干嘛呢？都在交相爭奪利益，這個國家就危險了。
那么中國傳統(tǒng)文化核心價值觀是什么呢？《論語》的核心就是仁愛。這個仁愛之心，必須要有一個根，才能長養(yǎng)出來，而中國人的偉大之處，就是找到了仁愛之心的根本，那就是對父母的孝和對兄弟的友悌之心。我們把對父母的孝、對兄弟的友悌之心向上提升，就會關愛來到我們身邊的一切人，這就是《論語》上所說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那我們不僅要對別人有關愛的情感，當別人遇到困難的時候，還要做出實際的行為給予幫助。所以互愛之心再向上提升，就是互助，那就是《孟子》上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這個互愛互助之心再向上提升，那就是我們古人所說的大同社會，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和諧社會。這個和諧社會就是：“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人不僅是把自己的父母當成父母，也用對父母的心關愛像父母那么大年紀的長輩，不僅僅把自己的孩子當成孩子，也要像關愛兒女的心去關愛像兒女那么大年紀的孩子；使老年人都能夠得到好的贍養(yǎng)，養(yǎng)老送終；使壯年人都能為社會所用；使年幼的人都能夠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長；使老弱病殘幼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都能夠得到贍養(yǎng)、關愛和幫助，這才是和諧社會，這才是大同世界。
所以我們看，為什么西方人說“唯有中國的孔孟儒學與大乘佛法”？因為孔孟儒學的核心是仁愛忠恕，而大乘佛法的核心是真誠慈悲，實際上就是仁愛精神，這才能解決問題、化解沖突。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化敵為友”，怎么樣才能化敵為友呢？它是靠真誠心的感化。就像舜王，他的后母、弟弟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他并沒有懷恨在心，想著我終于有了位置，可以打擊報復他們了，他是想著自己沒有盡到人子之道、沒有讓父母滿意，念念是反求諸己、反省自己的不足，最后他的真誠心感化了他的后母和弟弟。所以矛盾之所以不能夠化解，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德未修，感未至”。我們的德行修養(yǎng)得不夠深厚，所以人家還沒有被感動、被感化。所以中國人講，怎么樣化解矛盾呢？化解矛盾是要感化。中國人又有一句話說“仁者無敵”，并不是說，有仁愛心的人就沒有人誹謗他、和他對立，但是有仁愛心的人，他從內心不和任何人起對立，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去幫助他，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夠化敵為友。
所以我們看西方人能夠提出這樣的論點，確實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們也是通過學習《論語》，要樹立起對古圣先賢的信心。實際上信心的危機，才是最大的危機。很多人都沒有去讀《論語》，就被有一些二手的學者，這些文章以一種先入為主的意見，誤以為這個儒家思想是什么樣的，就不愿意再去深入學習了。這個是第二個含義。
第三個含義叫：“蘊含萬理，故曰理也。”也就是說《論語》上所講的道理，是很深、很廣泛的，它既包括宇宙自然的規(guī)律，也包括社會人文關系的道理。所以在漢代的時候有一個揚雄，在他的《法言》，對“儒”下了一個定義，什么叫“儒”呢？“通天、地、人謂儒”，也就是說，學習儒家的人不僅僅通達了宇宙自然的規(guī)律，觀察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規(guī)律，體會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事實，觀察到天人合一的這種規(guī)律，而且也觀察了社會的人倫秩序保持穩(wěn)定必須遵守的人倫大道，他對于這些道理很通達，這樣的人才成為“儒”。那么在《周禮·天官》上，也對“儒”下了一個定義，它說：“四曰儒，以道得民。”第四種執(zhí)掌叫“儒”，“儒”是干什么的呢？他給大家講的是“道”。因為他給大家講的是“道”，所以他深得民心，受到人們歡欣喜悅地擁護和接受。這也就是告訴我們，儒家所講的這些道理，并不是逼迫著人，讓人們硬著頭皮去勉強參與的，而是人們歡欣喜悅地去接受的。為什么呢？因為哪一個父母不希望兒女孝順自己的呢？哪一個兄長不希望弟弟恭敬自己的呢？哪一對夫妻不希望和睦相處的呢？而儒家講的恰恰是這些道理。而我們社會現(xiàn)在之所以出現(xiàn)了倫理關系的紊亂，父殺子、子殺父，兄弟因為財產互相爭訟，夫妻同床異夢，甚至都把對方給殺掉了，這就是倫理關系的紊亂。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講“儒”的人沒有受到重視。在文革之后，批林批孔批周公，儒家被打倒了，不僅儒家被打倒了，還出現(xiàn)了兒女可以去批斗父母，學生可以去揪斗老師，夫妻被分成不同的派別，這樣的現(xiàn)象，把這個人倫關系徹底給顛覆了。那么它的遺毒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那就是，即使是和我們最親近的人，經過文革的人，對他們最親近的人都不能夠完全信任。這個就是，如果儒家沒有了，沒有人講這些宇宙自然的規(guī)律、人倫關系的道理，這個社會和人生就會出現(xiàn)很多的問題。所以“蘊含萬理”就說明，《論語》上的道理既可以教人安身立命，過一個幸福美滿的人生，也可以經世致用，對于構建和諧社會有很多的借鑒和啟發(fā)。
第四個含義：“篇章有序，故曰次也。”《論語》一共20篇492章，每一篇都是獨立的，但是它的思想卻是連貫的、一脈相承，所以它叫“篇章有序”，這個就很難得了。我們再看《論語》中的每一句話，也都是很有邏輯性的，也是很連貫的，這個叫“篇章有序”。
第五個意思叫：“群賢集定，故曰撰也。”“群賢”就是指孔老夫子的弟子，他們共同編纂，最后編輯成書，所以稱為“撰”，就是撰寫的“撰”。這是《論語》的“論”五個含義。
下面我們看這個“語”，“語”字，邢昺引鄭玄《周禮注疏》里說：“答述曰語。”“答述曰語”，這說明這個“語”著重在答，也就是孔老夫子回答別人的提問，這個人包括他的弟子，也包括當時的國君、官員，甚至于他的這些弟子之間的這種答問，都是被編在這本書中。下面他說：“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因為這本書所記載的，都是孔老夫子應答他的弟子以及當時的一些人的話，所以稱為“語”。這就是說，這個“語”著重在答，別人問他，他來答復。當然你說明一件事，敘述一件事，這也叫“語”。這是對“論語”這兩個字，我們進行了解釋。
那么《論語》是誰來編纂的呢？漢代的劉向說，是群弟子咸記。這個“群弟子”是不是所有的弟子呢？肯定不是所有的弟子。鄭玄認為就更少了，他認為《論語》是誰編纂的呢？是仲弓、子游、子夏，這幾個弟子編纂的。鄭玄，他是漢代的一代大儒，當然他說的話也是有根據的。到了宋朝程子，他認為，他說《論語》是孔子的弟子有子和曾子的門人所記，也就是有子和曾子的弟子所記載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在《論語》之中，稱有子和曾子的時候都稱“子”，這就說明不是他們的師兄弟來寫的。因為古人禮上有規(guī)定，說朋友同學之間互相稱都稱字，表示恭敬。那么稱“子”的，就是他的弟子，稱他“子”。在清朝有一個章學誠，他說這是曾子的弟子們所記錄的。他為什么認為是曾子的弟子們所記錄的呢？因為在《論語》中，有一章是寫到曾子過世的情形，而曾子他是孔子弟子中年紀最小的一個弟子，《論語》中還有關于他過世的記述，說明《論語》是曾子的弟子所記錄，至少是成書在戰(zhàn)國時期，因為曾子逝世于春秋戰(zhàn)國初年，這樣的推斷都是很有道理的。這是對《論語》是誰編纂的，我們給了一個簡單的介紹。
現(xiàn)在我們所通用的《論語》讀本是哪一個版本呢？《論語》的版本在歷史上有三種，有《古論語》、《齊論語》和《魯論語》。這個《古論語》就是用古字所寫的，是在孔子的屋子里發(fā)現(xiàn)的、從墻壁里挖掘出來的，《古論語》一共是21篇；而《齊論語》是齊國的學者傳下來的，總共有22篇；《魯論語》是魯國的學者傳下來的，總共有20篇。在西漢末年，學者張禹將《魯論語》和《齊論語》匯集在一起，把新的《論語》定為20篇，稱為《張侯論》。后來到了東漢末年，經學家鄭康成（鄭玄）以《張侯論》為底本，又參考了《齊論語》和《古論語》，重新編校成了一個新的版本，這個版本，就是我們現(xiàn)在通行的《論語》版本，一共有20篇。鄭康成所編訂的版本流傳之后，《齊論語》和《古論語》也就失傳了。那么我們現(xiàn)在所讀的這個《論語》，就是鄭康成最后編訂而成，一共有20篇，每一篇都是以這一篇首句的兩個字或者三個字為標題，所以它這個題目，本身沒有特別的意義。這是我們講的《論語》的版本。
下面我們再講一講《論語》的注解。《論語》的注解自古以來有很多，因為《論語》很重要，所以歷代都有很多大家對它進行注解。我們舉幾個比較重要的注解，第一個就是三國時代曹魏的何晏，他有一本《論語集解》，后來被收入《十三經注疏》。宋代以前的人讀《論語》都是要讀何晏的《論語集解》。到了南北朝的梁代，宋齊梁陳的梁代，有一個學者叫皇侃，他有一本《論語集解義疏》，是根據何晏的《集解》作底本，進行了注疏。到了宋代，邢昺也是依據何晏的《論語集解》作底本，又再次進行了注疏，他的這個就是《論語注疏》。這個《論語注疏》對于文字的訓詁、文字的解釋考證，乃至于對義理的解釋，都更加地詳盡。到了南宋，就是朱熹對《論語》也是進行了注解，叫《論語集注》。朱熹做學問很扎實，他在《論語》上也是用了畢生的功夫，當然他對《論語》的注解也有一些偏頗之處，后代的學者、考試都是依據《論語集注》，所以它的影響很大。他不僅僅重視了文字的考據、考證，而且在這部《集注》中發(fā)揮了他的理學思想。到了明朝的時候，就是明末清初，有一位蕅益大師，他也是凈土宗的第九代祖師，他對《論語》進行了一個畫龍點睛的注解，他這本書叫《論語點睛》，收在《四書蕅益解》之中。他是通過把儒和佛的義理相融通，用佛教的道理，來解釋《論語》，那就對《論語》的理解提升了。因為這個蕅益大師是一個開悟的人，在開悟的人那里，他看到的是理，而不是執(zhí)著于文字相，所以他的解釋也是非常值得參考。到了清代，就是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也是一部很權威的注解，他在吸收前人的成果基礎上，加上了清朝人注釋的特點，也就是他更加重視文字的訓詁、重視史實的考訂。在過去的注解當中，這個水平應該是最高的，但是因為他的考證非常地詳細，就變得十分地繁瑣，所以也會讓后人望而生畏。近代對《論語》注解，有錢穆先生的《論語新解》，還有程樹德的《論語集釋》，還有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還有李炳南老先生的《論語講要》，這些都是很可貴的對《論語》的注解。我們學習《論語》，可以主要參考這里邊的一些注解。
當然我們學習《論語》，重要的是“悟入”，而不要死在注解之上。我們知道，這些注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注解的水平和他自己的修養(yǎng)水平、還有他的功底都是密切相關的。所以我們看了何晏的注解，那是何晏的《論語》；看了皇侃的注解，那是皇侃的《論語》；你看了邢昺的注解，那是邢昺的《論語》，那不是夫子的《論語》。所以我們學習《論語》要明白這個意思，就不會死在古人的注解之上。古今的這些注解在我們面前，只是參考參考而已，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自己去悟入，通過自己的體悟，然后再去對照這些注解，那么你也能分辨出，古人的注解孰優(yōu)孰劣，也能看出他們層次的高低。
這是我們講的《論語》的一些基礎知識。我們今天這個課程就講到這里，下一次我們再進入《論語治要》正文的學習。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