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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學習《論語治要》,我們看《微子》。“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這一章是周公訓示他的兒子伯禽的話。孔安國注: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魯。周公很注重對兒子伯禽的教育,在《群書治要·說苑》上就記載,周成王把周公的兒子伯禽封在魯地,伯禽即將告辭離去,周公就告誡他這樣幾句話:“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不輕矣,然常一沐而三捉發,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意思是說,你去了之后,不要仗持自己是魯國國君,而對士人傲慢。我是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弟弟,當今成王的叔父,又輔佐天子,我的地位在天下來說,也不算輕了。但是,我還曾經在洗頭的時候,幾次握著頭發去見賓客,在吃飯的時候,幾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去見客,就是這樣還恐怕漏掉天下的賢士。
“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道德品行寬廣博大卻又堅持恭謹的人,才會榮耀;土地廣闊富饒卻又堅持節儉的人,才會安樂;俸祿多、爵位高卻又堅持謙卑的人,才會尊貴;兵源眾多、武器精良,卻保持戒慎的人,才會獲勝;聰明機智,卻又保持愚拙姿態的人,才會受益;博聞強記,卻又保持淺陋態度的人,才會更加廣博。這六種操守,都是謙虛的美德。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品德不謙遜的,失去天下敗亡自身,桀紂就是這樣的人,能不謹慎嗎?所以《易經》上說,有一種處世之道,大能保住天下,中能保住國家,小能保住自身,說的就是謙遜。
“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天道,是減損自滿者而增益謙遜者,地道是改變自滿者而流向謙遜者,鬼神是傷害自滿者而保佑謙遜者,人道是厭惡自滿者而喜歡謙遜者。《易經》 上說,謙卦亨通,君子有好結果,吉祥。你一定不能倚仗擁有魯國就傲慢地對待士人。這個就是伯禽要去魯國,在走之前他的父親周公給他的教誨。
在這一章,周公也教育魯公注意做到以下幾點,“君子不施其親”,這個意思就是說,君子不疏遠他的親族。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說:“施、弛二字古多通用,此文,‘不施’即‘不弛’假借。鄭注《坊記》云:弛,棄忘也,以訓此文最當。”意思是說,這個“施”和“弛”是通假字,這個“施”就是“弛”的意思,這個弛是什么意思呢?根據鄭康成的注解,這個“弛”,就是棄忘的意思,也就是呢,君子不遺棄、不忘記、不疏遠他的親族。“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注,“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所以,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呢,就是不使大臣抱怨不獲所用、不被重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黃侃在《論語義疏》上說:“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也就是說,老朋友如果沒有大的惡逆,重大的罪過,就不要遺棄他。在前面《論語》上也說:“故舊不遺,則民不偷。”這個“偷”就是薄的意思。不遺忘老朋友,這個民風就不會薄,就會淳厚。“無求備于一人”,不要對任何一個人求全責備,人的才能有限,用人辦事要取其專長,不得要求他事事皆能。
像在《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上說:“凡用人者,不求備于一人,桓公之于寧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領導用人,對任何人都不能夠求全責備。齊桓公和寧戚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寧戚想去侍奉齊桓公,但是他窮困潦倒,沒有辦法舉薦自己。于是,他就為那些流動做生意的人駕車,到了齊國,晚上住在城門之外。這時候,齊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晚上開了城門,讓趕車的人回避,寧戚正好在牛車下喂牛,他看到了齊桓公,就趕緊敲擊牛角,唱起了凄厲的商歌。齊桓公聽到了歌聲就說,這個唱歌的人可不是一個平凡之人,于是,就命令后面的車把寧戚載進城去。齊桓公返回國內,寧戚就來求見,勸說他要統一整個國家,第二天寧戚又來求見,勸說他要稱霸天下。齊桓公聽了他的進諫,非常地高興,就想任命他做官,并委以重任,但是群臣有不同意見,有人說,這個人是魏國人,魏國離齊國也不遠,不如派人去打聽一下,如果他確實是一個賢才,再任用也不遲。齊桓公說,你說得不對,如果你去打聽他,恐怕他有一些小的過惡,因為他有小的過惡,就忘記了他大的好處,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賢士的原因,而且人本來就難以用尺度去衡量,他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們只要用他最擅長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齊桓公沒有派人去打聽寧戚的為人,而是對他委以重任,授之為卿,正是因為他這一舉動非常的得當,得到了賢士,所以能夠稱霸天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任何人都不是圣賢人,都會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小的過失、缺點,或不足,如果希望人沒有任何瑕疵那也是不現實的,所以任人不能夠求全責備。
《群書治要·文子》上,記載這樣一句話:“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道也。”現在的君主評論臣子的時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勞和貢獻,而在他細小的行為上做文章,挑剔他小的不善、小的錯誤,這是失去賢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一個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行為的小節上做文章,人有很大的聲譽,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在這個世間上是很難找到一個,十全十美、一點兒錯誤不犯的人。《文子》上又記載,說:“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從歷史上看,自古至今,沒有一個是十全十美,德行無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責備于任何一個人。后面呢還做了兩個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碧玉,也不是沒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沒有污點的,但是天下的人仍然認為,它們是最寶貴的東西,不以小小的瑕疵,來妨礙它的大美。“今志人之短,而忘人所長,而欲求賢于天下,即難矣。”現在的人只記得別人的短處,而忘記他人的長處,還想在天下求得賢才,這是難上加難呀。所以,任人當求其大節不虧,而寬容他的小小的瑕疵,這就是不求全責備的展開。
《子張》,“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有過,必然文飾,就是以不實的言辭,掩飾他的過失。相對的意思,就是君子不文過,而勇于改過。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并不是說君子不會犯過失,人非圣賢,孰能無過。而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就在于,君子他能夠認識自己的過失,承認自己的過失,改正自己的過失。而小人卻文過飾非,徒為自己的過失找借口而已。韓子說,《韓非子》上說:“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是榮是辱都在于自己,都是自作自受,而不在于別人。小人不知修身,成賢成圣,都是自己之事,與他人無關,不懂得為自己負責,所以做錯事之后,還想方設法地找借口為自己開脫。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后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子夏認為,君子使民事君,都要以信為先。君子在位的時候,先要取得民眾的信賴,然后才能勞役民眾,如果沒有取得民眾的信賴,民眾就會認為你在虐待他們。君子若是在臣的地位時,要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夠去勸諫君主,如果沒有得到君主的信任就勸諫他,君主會以為你在毀謗他,這也都是人情世故。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的時候,父母可以責備兒女,老師可以責備學生,為什么老師可以責怪學生,老師對學生很嚴厲呢?因為彼此有信任,所以即使老師對學生百般刁難,這個學生也知道老師是為了成就自己,而心存感恩。如果彼此沒有信任,你就會認為,他是在找你茬在虐待你,而心生怨恨。
所以古人要得到一善知識,不惜行腳萬里,什么叫行腳萬里,古代沒有舟船,沒有交通工具,他要去參訪一個善知識,就會赤腳走路,要走千里萬里去參訪這個善知識。什么是善知識呢?古代認為什么樣的老師是好老師呢?就是必須使這個學者克服習氣,突破極限,然后能夠面對一切境緣如如不動,所以想方設法的凌辱虐待,目的是什么呢?是使他忍人之所不能忍,才能成人之所不能成,這就是善知識。所以古人說,“嚴師出高徒。”孟子也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所以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你看要成才,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要經過一番磨礪,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所以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沒有人隨隨便便成功。所以縱使老師想盡了方法,設置了各種使他感覺到屈辱虐待的手段,他都是心存感激。縱使對方真的是心存虐待,但是一切法從心想生。就這個修行的學生而言,無論老師的心是什么樣的心,我都是以感恩之心來對待,就會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成就的是自己的道德學問,也會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而身心安定。
所以古代的時候,老師教導學生是不遺余力,但是在現代這個社會,因為學生對老師沒有這個信任了,稍微對他嚴厲一點,他就心懷怨恨,所以現在的老師也不愿意和人結怨,別人做錯事,也不能夠去嚴厲地指正了。這個“厲己”的“己”字,是民眾自指,“謗己”的“己”字,是君主自指,這一句就學到這里。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包咸注,“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官。”也就是陽膚是曾子的弟子,士師就是典獄官,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負責司法,也就是今天的法官,監獄長、警察之類。《黃疏》就是黃侃的著疏,“孟氏,魯下卿也”孟氏是魯國的一位下卿。孟氏使曾子的弟子陽膚為典獄官,陽膚請示曾子,曾子說,在上位的人已失其為政之道,民心離散已久,你若獲得人民犯罪的情實,則需為犯人哀傷,要憐憫犯人,不能因得實情而喜。我們可以看出,曾子的這一番話,出于一片仁心,最為可貴。古代的人,認為人和他人是一體的,所以他有同情心,確實是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看到這個犯人犯罪,他也是發自內心的表示哀傷。我們現在的人,受西方的觀念影響,人和他人是對立的,所以我們抓到了犯人,犯人和警察是對立的關系,怎么樣呢?是能夠以得到實情破案立功為喜事,能夠以受到嘉獎為榮譽,但是,不能夠對犯罪的人生起哀矜之心、同情之心,而幫助他、救助他的心。如果做司法的,從事司法事業的人,都能夠效仿曾子的這番存心,社會風氣就會蔚為改變,社會和諧也可以達到了。
在《孔子家語》上,就記載著孔子,在擔任魯國大司寇的時候,有一家父子兩人互相控告,他就將兩個人關進同一個牢房,三個月之后,還是沒有判決。后來做父親的就請求撤訴,于是,孔子就釋放了這對父子。季孫聽了這件事就很不高興,對孔子說:“司寇,你欺騙了我,你以前告訴過我,治理國家的人,必須把孝放在第一位。那么現在斬殺一個不孝之子,用以教育百姓盡孝,不是很好的嗎?可是你卻赦免了這個不孝之人,這是為什么呢?”孔夫子很感嘆地說:“身居上位,而不懂得教化和引導百姓,卻要濫殺百姓,這是不合情理的。不用孝道去教育和引導百姓,卻要用孝道的規范來判決官司,這是殺害無辜。全軍大敗,不可斬殺士卒,司法混亂,不能實施懲罰。為什么呢,因為在上位的沒有進行教育,罪責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懈而誅殺甚嚴,這是殘害;隨意征收賦稅,這是暴政;不教化百姓卻苛求其守禮守法,這是虐害。
政事如果沒有了這三種情況,刑罰便可以施用了,要先宣講道德規范并以身作則,如果還不行,就敬重賢者來鼓勵眾人,若還不行,就廢棄罷黜,不能遵守道德規范的人,來使其懼怕。如果這些都做了,百姓就會遵紀守法了。要是還有奸邪之徒頑固不化,就用刑罰來對待他們,于是民眾就都知道,這個人為什么犯罪了,這樣就不必用威嚴來警告他們了,刑法也可以擱置不用了。當今的社會卻并不是這樣,教化混亂,刑罰繁多,使民眾感到迷惑而容易陷入犯罪,又從而受到制裁,所以刑罰越來越多,而盜賊卻屢除不盡,社會風氣地衰敗已經很久了,雖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軌犯法嗎?”這個案例,孔老夫子對父子兩個人的處理,也就顯出了他的仁德之心,他不希望父子相互爭訟,而是希望父子有親,這個自然的親情能夠保持。
孔子的弟子季羔在衛國作獄官的時候,有一次就對一個罪犯,實施了斷腳的刑罰,古人被稱為刖足。不久衛國發生暴亂,季羔就往城外逃跑,結果正好碰到那個被他砍斷雙腳的人在把守城門。那個人對季羔說,“城墻那有一個缺口。”季羔說,“君子不翻墻。”那個人又說,“那里有一個洞可以藏身。”季羔說,“君子不從洞里往外爬。”結果那個人又說,“這里有一個屋子可以躲避。”季羔就進到屋子里了。等到追兵走了之后,季羔要離去時,對受了斷腳刑罰的人說,“我不能破壞君王的法律,就親自執行刑罰砍斷了您的腳,今天我在災難中,這正是您報仇的時候,可是您卻幫助我躲避,為什么呢?”那位被砍斷腳的人說,“砍斷腳本來就是我犯了罪應該受地懲罰,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先前先生按法律對我治罪的時候,是先處置別人,而后處置我,是想免除對我的處罰,這我知道,法庭判定罪名,將要判處刑罰的時候,先生心里很不高興,都顯現在臉色表情上了,這我也看出來了,先生難道是偏愛我嗎?上天降生有德行的人,他們辦事本來擁有這樣的德行,這就是我之所以喜愛先生,并幫您逃脫的原因。”
孔子聽說了這件事,就贊嘆說,“太好了!作為官員執法都是一樣的,但是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心里想著仁愛、寬恕,就會樹立美德,但是施予嚴酷殘暴,就會招致仇恨。公正執法、心存仁愛,大概就是季羔這種人吧!”這里呢,就告訴我們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執刑的時候,判處罪人刑罰的時候,其實都是心存仁愛之心,而不是因為得到了犯罪的情實,而沾沾自喜,并且去邀功請賞。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殷紂王是殷王帝乙的兒子,名辛,字受,他暴虐無道,最后被周武王所討伐,而喪失了天下。紂是他的謚號。《邢昺疏》說,“謚法,殘義損善曰紂。”他之所以被謚號為紂,就是因為他殘義損善,殘義損善曰紂。孔安國注,“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后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于紂。”子貢以為,紂王的罪惡不應該如此之甚,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君子居于下流之后,就像紂王那樣承受天下所歸的罪惡,所以君子厭惡居于下流。根據黃侃和邢昺的疏,下流就是有了惡行而處在人下之意,這就像地形卑下,則為眾流所歸,君子為善不為惡,就是因為惡居下流之故。子貢這句話呢,目的也是勸人,以紂為借鑒而不要去作惡,否則呢,天下之惡皆歸到自己的身上。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之食就是日食月食,《皇侃疏》這個食作蝕,腐蝕的蝕,侵蝕的蝕,食和蝕兩個字通用。日食,是日光被月球遮蔽的現象,月食是日光被地球遮蔽,使它的光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現象。君子的過失,猶如日月食。“過也,人皆見之”,君子有過失的時候,就像日月食那樣,人人都看得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有過能改,改時像日食月食后,重現光明那樣,人人都仰望他。君子不掩飾過失,因為他勇于改過,所以子貢說,“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堯曰篇》,“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敏則有功,公則說。”《論語治要》,都是從《論語》上節選出來,關于治國平天下的精要,所以這一段也有部分地刪節。
這一句話可以分成三節,第一節,“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是湯伐桀告天之辭,《爾雅?釋詁》,“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為天子尊稱。”意思是說在古代的時候,無論是貴是賤,都可以自稱為朕,到了秦朝的時候,秦始皇的時候才成為天子的尊稱。湯說我本身有罪,請天帝不要牽連萬方之民,萬方之民有罪,他的罪責由我來承擔。這是湯王給我們表演了一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地表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是天下大治世界和諧的根源,為什么呢?因為境隨心轉,我們的環境人際關系,都是由我的心來轉變的。所以作為國君,他能夠有這樣的態度,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上行而下效,整個社會才興起了自責之風,人人都反省自己,結果就是各自責天清地寧。如果大家遇到事情互相指責,互相推卸責任,互相挑剔互相抱怨,那就是各相責天翻地覆。
第二節,“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這是周武王伐紂誓眾之辭。“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這是《尚書?泰誓篇》中的兩句話,大意是說,雖有周家最親的人,但若不善則被罪黜,就像孔安國注《論語》這兩句話的時候說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雖然是自己的親人,但是他不賢德,沒有才能,還想叛逆,也會誅伐他,比如說管蔡就是這個例子。這個管叔,管蔡,他本來是武王的弟弟,但是他們兩個人不賢不忠,后來還起來反叛,結果到了周成王的時候,周公平定了叛亂,結果這個管叔被誅殺,蔡叔被流放。雖非周家之親,然而他是仁者,亦必重用他,雖然不是周家的親屬,但如果他是仁德之人,也一定要重用。
后邊孔安國注,“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箕子和微子都是原來商朝的大臣,商紂王的臣子。箕子是紂王的叔父,后來看到紂王殘暴無道,最后就離開了,據說是逃到了朝鮮半島的北部,被那里的人推舉為國君。所以箕子可以說是朝鮮的始祖,后來周武王建立了周朝,他就把這塊地封給了箕子,所以他是仁人,也任用他。微子是紂王的庶兄,是紂王的兄長,他看到紂王殘暴無道也離開了,后來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他自己綁著自己來投靠周武王。周武王伐紂,后來管蔡叛亂,周公平定叛亂之后,周武王的兒子成王,就把微子封做宋國的國君,而且讓他繼承商朝的祭祀,因為他屬于殷商的后代,這個也是歸附了周王就任用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邢昺的疏認為,百姓是天下眾民,武王說我若不敎百姓,使有罪過,當歸罪在我一人。因為中國古代的圣主,都認為自己應該承擔著君親師的責任,不僅僅只是管理領導百姓,而且要像父母親人那樣關愛百姓。除此之外還不夠,還要當他們的老師,教導他們做人的道理,教導他們五倫八德,所以百姓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犯罪,這個罪過是在君主的身上。
第三節, 第三節,也就是自“謹權量”至“公則說”,這是總說二帝三王所行之政,二帝三王就是堯、舜,還有禹,堯舜禹湯還有武王。這一節都認為是孔子所說的話。雪公在《論語講要》上,就引《漢書?律歷志》和,《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何休的注解作為證明“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這個“權”就是秤的意思,“量”就是斗斛,“秤”就是稱物的器皿,以秤稱物而知輕重。斗與斛,都是量物之器,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謹權量,就是謹慎齊一度量衡之制,使民間貿易公平;審法度,就是審察車服旌旗的禮儀制度,使貴賤有別,各有秩序而不亂;修廢官,就是使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盡職。能夠做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四方之政便能順利地施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起已滅的諸侯之國,這個國是諸侯國,為已絕祀的賢卿大夫立后,舉用隱居的才行超逸之民,如此天下的民心自然來歸。
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上解釋,“滅”就是絕的意思,而《公羊傳?僖公五年》認為“滅”就是亡國之善辭也,就是對滅亡的國家一個好的說法。國就是諸侯國,士就是指卿大夫。所重民食喪祭,帝王所重視的是民食喪祭這四者。孔安國注,“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這個注解注解得很好,說人民是帝王為政的根本,重視民食是為了養民,重視喪禮與祭祀是敎民以德,都是以民為本,喪禮和祭祀都是教導人有恭敬之心,有知恩報恩之心,所以目的還是教民。“寬則得眾”。《論語》原文還有一句“信則民任焉”,在《治要》里把這一句給刪掉了,“敏則有功,公則說”,寬厚待人則得眾人歸附,辦事敏捷則有事功,所以辦事不能拖拖拉拉,這樣會一事無成,沒有效率,為政公平則民心悅服。孔安國注,“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后世”以上所記載的,都是二帝三王,所以能夠治理國家的根本,所以記下來傳給后世。二帝就是堯舜,三王就是禹王、湯王和武王,他們的治國理念都是和盤托出,我們能夠按照這一個來學習,也能夠把國家或者企業、單位治理好。
“子張問政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這段比較長。子張問孔子,怎樣才可以從事政治。孔子說,要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這樣就可以從政了。
子張問,何謂五美。孔子說,君子為政,要惠民而不耗費財力,勞民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貪,心中安泰而不驕傲,有威儀而不兇猛。子張問何謂惠而不費,其實就是何謂五美?孔子就逐條解釋五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注,“利民在政,無費于財。”為政者,要以適當的政策來利民,民之所利不同,就要根據他不同的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付諸實施。比如根據農民所利,就要有利于農民的政策;根據工商之民的利益,就要制定有利于工商之民的政策;以這些利民的政策,來輔助各地各業人民,使他們都能夠安居樂業,這就是惠而不費。“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邢昺的注疏,以《學而篇》孔子的話來解釋,“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為政者要推行公共建設,比如說修治溝洫,或者建筑道路橋梁等等,都需民間勞力,但需要在農閑的時間,民閑才可以出勞力,這樣勞動人民,又有誰會抱怨呢。“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之欲是欲行仁政,他也有欲,但是他的欲和一般人的欲不一樣,他是要推行仁政,你想推行仁政就能得仁,這個欲就不是貪,皇侃的《論語義疏》上說,“欲仁義者為廉,欲財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于仁義,使仁義事顯,不為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當君主的人,如果是以仁義為欲,這個就是被稱為廉,欲財色才被稱為是貪,如果仁君欲于仁義而不欲財色之貪,這就是欲仁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孔安國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虛心平等,所待之人無論多數少數,也不論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一律恭敬,這就是泰而不驕。“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端正他的衣冠,自己對自己的瞻視儀容非常重視,令人望之儼然而敬畏,這就是威而不猛。如果一個人出門都不洗漱,衣服臟兮兮的,帽子戴得歪著,鞋帶也不系,這讓人一看就覺得,這個人連自己都管理不好,對他會生起輕視之心,也不會讓人望之儼然而敬畏。所以讓人尊重,必須首先自己尊重自己,自己把自己的衣冠都穿戴整齊,說話辦事進退都有度,才會讓人生起恭敬之心。
子張知道了五美是什么意思,再問何謂四惡,孔子為子張解釋,“不敎而殺謂之虐”,為政不先敎民,沒有教導人們倫理道德因果,結果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倫理關系中的責任和本分,就犯了罪,犯了罪就殺掉,這叫虐政。“不戒視成謂之暴。”馬融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宿戒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誡,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誡,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這就是暴政。“慢令致期謂之賊,”政令發布很慢,但是限期完成卻是緊急而刻不容緩,這是賊害人民。“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注,“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于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就是財與物都是應當給予別人的,但是卻非常得吝嗇,給予的時候,還非常得慳吝不舍,這是有司的責任。有司就是小的官吏,比如說看管倉庫的官員,人要拿什么東西,他要記得清清楚楚很負責,這是他的責任所在。但是作為國君,就不能夠這樣做了,做國君要很大器,不能像這樣管理倉庫的小官,非常得吝嗇,特別是對于賢才,要非常地珍惜,而且要給他們安定身心地供養,讓他們能夠安下心來做事。
這就是我們所學的《論語治要》,今天我們就把《論語治要》講圓滿了,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判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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