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繼續學習《論語治要》，我們看《微子》。“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這一章是周公訓示他的兒子伯禽的話。孔安國注：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魯。周公很注重對兒子伯禽的教育，在《群書治要·說苑》上就記載，周成王把周公的兒子伯禽封在魯地，伯禽即將告辭離去，周公就告誡他這樣幾句話：“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不輕矣，然常一沐而三捉發，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意思是說，你去了之后，不要仗持自己是魯國國君，而對士人傲慢。我是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弟弟，當今成王的叔父，又輔佐天子，我的地位在天下來說，也不算輕了。但是，我還曾經在洗頭的時候，幾次握著頭發去見賓客，在吃飯的時候，幾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去見客，就是這樣還恐怕漏掉天下的賢士。
“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道德品行寬廣博大卻又堅持恭謹的人，才會榮耀；土地廣闊富饒卻又堅持節儉的人，才會安樂；俸祿多、爵位高卻又堅持謙卑的人，才會尊貴；兵源眾多、武器精良，卻保持戒慎的人，才會獲勝；聰明機智，卻又保持愚拙姿態的人，才會受益；博聞強記，卻又保持淺陋態度的人，才會更加廣博。這六種操守，都是謙虛的美德。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品德不謙遜的，失去天下敗亡自身，桀紂就是這樣的人，能不謹慎嗎？所以《易經》上說，有一種處世之道，大能保住天下，中能保住國家，小能保住自身，說的就是謙遜。
“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天道，是減損自滿者而增益謙遜者，地道是改變自滿者而流向謙遜者，鬼神是傷害自滿者而保佑謙遜者，人道是厭惡自滿者而喜歡謙遜者。《易經》 上說，謙卦亨通，君子有好結果，吉祥。你一定不能倚仗擁有魯國就傲慢地對待士人。這個就是伯禽要去魯國，在走之前他的父親周公給他的教誨。
在這一章，周公也教育魯公注意做到以下幾點，“君子不施其親”，這個意思就是說，君子不疏遠他的親族。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說：“施、弛二字古多通用，此文，‘不施’即‘不弛’假借。鄭注《坊記》云：弛，棄忘也，以訓此文最當。”意思是說，這個“施”和“弛”是通假字，這個“施”就是“弛”的意思，這個弛是什么意思呢？根據鄭康成的注解，這個“弛”，就是棄忘的意思，也就是呢，君子不遺棄、不忘記、不疏遠他的親族。“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注，“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所以，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呢，就是不使大臣抱怨不獲所用、不被重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黃侃在《論語義疏》上說：“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也就是說，老朋友如果沒有大的惡逆，重大的罪過，就不要遺棄他。在前面《論語》上也說：“故舊不遺，則民不偷。”這個“偷”就是薄的意思。不遺忘老朋友，這個民風就不會薄，就會淳厚。“無求備于一人”，不要對任何一個人求全責備，人的才能有限，用人辦事要取其專長，不得要求他事事皆能。
像在《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上說：“凡用人者，不求備于一人，桓公之于寧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領導用人，對任何人都不能夠求全責備。齊桓公和寧戚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寧戚想去侍奉齊桓公，但是他窮困潦倒，沒有辦法舉薦自己。于是，他就為那些流動做生意的人駕車，到了齊國，晚上住在城門之外。這時候，齊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晚上開了城門，讓趕車的人回避，寧戚正好在牛車下喂牛，他看到了齊桓公，就趕緊敲擊牛角，唱起了凄厲的商歌。齊桓公聽到了歌聲就說，這個唱歌的人可不是一個平凡之人，于是，就命令后面的車把寧戚載進城去。齊桓公返回國內，寧戚就來求見，勸說他要統一整個國家，第二天寧戚又來求見，勸說他要稱霸天下。齊桓公聽了他的進諫，非常地高興，就想任命他做官，并委以重任，但是群臣有不同意見，有人說，這個人是魏國人，魏國離齊國也不遠，不如派人去打聽一下，如果他確實是一個賢才，再任用也不遲。齊桓公說，你說得不對，如果你去打聽他，恐怕他有一些小的過惡，因為他有小的過惡，就忘記了他大的好處，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賢士的原因，而且人本來就難以用尺度去衡量，他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們只要用他最擅長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齊桓公沒有派人去打聽寧戚的為人，而是對他委以重任，授之為卿，正是因為他這一舉動非常的得當，得到了賢士，所以能夠稱霸天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任何人都不是圣賢人，都會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小的過失、缺點，或不足，如果希望人沒有任何瑕疵那也是不現實的，所以任人不能夠求全責備。
《群書治要·文子》上，記載這樣一句話：“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道也。”現在的君主評論臣子的時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勞和貢獻，而在他細小的行為上做文章，挑剔他小的不善、小的錯誤，這是失去賢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一個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行為的小節上做文章，人有很大的聲譽，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在這個世間上是很難找到一個，十全十美、一點兒錯誤不犯的人。《文子》上又記載，說：“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從歷史上看，自古至今，沒有一個是十全十美，德行無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責備于任何一個人。后面呢還做了兩個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碧玉，也不是沒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沒有污點的，但是天下的人仍然認為，它們是最寶貴的東西，不以小小的瑕疵，來妨礙它的大美。“今志人之短，而忘人所長，而欲求賢于天下，即難矣。”現在的人只記得別人的短處，而忘記他人的長處，還想在天下求得賢才，這是難上加難呀。所以，任人當求其大節不虧，而寬容他的小小的瑕疵，這就是不求全責備的展開。
《子張》，“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有過，必然文飾，就是以不實的言辭，掩飾他的過失。相對的意思，就是君子不文過，而勇于改過。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并不是說君子不會犯過失，人非圣賢，孰能無過。而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就在于，君子他能夠認識自己的過失，承認自己的過失，改正自己的過失。而小人卻文過飾非，徒為自己的過失找借口而已。韓子說，《韓非子》上說：“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是榮是辱都在于自己，都是自作自受，而不在于別人。小人不知修身，成賢成圣，都是自己之事，與他人無關，不懂得為自己負責，所以做錯事之后，還想方設法地找借口為自己開脫。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后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子夏認為，君子使民事君，都要以信為先。君子在位的時候，先要取得民眾的信賴，然后才能勞役民眾，如果沒有取得民眾的信賴，民眾就會認為你在虐待他們。君子若是在臣的地位時，要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夠去勸諫君主，如果沒有得到君主的信任就勸諫他，君主會以為你在毀謗他，這也都是人情世故。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的時候，父母可以責備兒女，老師可以責備學生，為什么老師可以責怪學生，老師對學生很嚴厲呢？因為彼此有信任，所以即使老師對學生百般刁難，這個學生也知道老師是為了成就自己，而心存感恩。如果彼此沒有信任，你就會認為，他是在找你茬在虐待你，而心生怨恨。
所以古人要得到一善知識，不惜行腳萬里，什么叫行腳萬里，古代沒有舟船，沒有交通工具，他要去參訪一個善知識，就會赤腳走路，要走千里萬里去參訪這個善知識。什么是善知識呢？古代認為什么樣的老師是好老師呢？就是必須使這個學者克服習氣，突破極限，然后能夠面對一切境緣如如不動，所以想方設法的凌辱虐待，目的是什么呢？是使他忍人之所不能忍，才能成人之所不能成，這就是善知識。所以古人說，“嚴師出高徒。”孟子也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所以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你看要成才，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要經過一番磨礪，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所以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沒有人隨隨便便成功。所以縱使老師想盡了方法，設置了各種使他感覺到屈辱虐待的手段，他都是心存感激。縱使對方真的是心存虐待，但是一切法從心想生。就這個修行的學生而言，無論老師的心是什么樣的心，我都是以感恩之心來對待，就會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成就的是自己的道德學問，也會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而身心安定。
所以古代的時候，老師教導學生是不遺余力，但是在現代這個社會，因為學生對老師沒有這個信任了，稍微對他嚴厲一點，他就心懷怨恨，所以現在的老師也不愿意和人結怨，別人做錯事，也不能夠去嚴厲地指正了。這個“厲己”的“己”字，是民眾自指，“謗己”的“己”字，是君主自指，這一句就學到這里。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包咸注，“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官。”也就是陽膚是曾子的弟子，士師就是典獄官，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負責司法，也就是今天的法官，監獄長、警察之類。《黃疏》就是黃侃的著疏，“孟氏，魯下卿也”孟氏是魯國的一位下卿。孟氏使曾子的弟子陽膚為典獄官，陽膚請示曾子，曾子說，在上位的人已失其為政之道，民心離散已久，你若獲得人民犯罪的情實，則需為犯人哀傷，要憐憫犯人，不能因得實情而喜。我們可以看出，曾子的這一番話，出于一片仁心，最為可貴。古代的人，認為人和他人是一體的，所以他有同情心，確實是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看到這個犯人犯罪，他也是發自內心的表示哀傷。我們現在的人，受西方的觀念影響，人和他人是對立的，所以我們抓到了犯人，犯人和警察是對立的關系，怎么樣呢？是能夠以得到實情破案立功為喜事，能夠以受到嘉獎為榮譽，但是，不能夠對犯罪的人生起哀矜之心、同情之心，而幫助他、救助他的心。如果做司法的，從事司法事業的人，都能夠效仿曾子的這番存心，社會風氣就會蔚為改變，社會和諧也可以達到了。
在《孔子家語》上，就記載著孔子，在擔任魯國大司寇的時候，有一家父子兩人互相控告，他就將兩個人關進同一個牢房，三個月之后，還是沒有判決。后來做父親的就請求撤訴，于是，孔子就釋放了這對父子。季孫聽了這件事就很不高興，對孔子說：“司寇，你欺騙了我，你以前告訴過我，治理國家的人，必須把孝放在第一位。那么現在斬殺一個不孝之子，用以教育百姓盡孝，不是很好的嗎？可是你卻赦免了這個不孝之人，這是為什么呢？”孔夫子很感嘆地說：“身居上位，而不懂得教化和引導百姓，卻要濫殺百姓，這是不合情理的。不用孝道去教育和引導百姓，卻要用孝道的規范來判決官司，這是殺害無辜。全軍大敗，不可斬殺士卒，司法混亂，不能實施懲罰。為什么呢，因為在上位的沒有進行教育，罪責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懈而誅殺甚嚴，這是殘害；隨意征收賦稅，這是暴政；不教化百姓卻苛求其守禮守法，這是虐害。
政事如果沒有了這三種情況，刑罰便可以施用了，要先宣講道德規范并以身作則，如果還不行，就敬重賢者來鼓勵眾人，若還不行，就廢棄罷黜，不能遵守道德規范的人，來使其懼怕。如果這些都做了，百姓就會遵紀守法了。要是還有奸邪之徒頑固不化，就用刑罰來對待他們，于是民眾就都知道，這個人為什么犯罪了，這樣就不必用威嚴來警告他們了，刑法也可以擱置不用了。當今的社會卻并不是這樣，教化混亂，刑罰繁多，使民眾感到迷惑而容易陷入犯罪，又從而受到制裁，所以刑罰越來越多，而盜賊卻屢除不盡，社會風氣地衰敗已經很久了，雖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軌犯法嗎？”這個案例，孔老夫子對父子兩個人的處理，也就顯出了他的仁德之心，他不希望父子相互爭訟，而是希望父子有親，這個自然的親情能夠保持。
孔子的弟子季羔在衛國作獄官的時候，有一次就對一個罪犯，實施了斷腳的刑罰，古人被稱為刖足。不久衛國發生暴亂，季羔就往城外逃跑，結果正好碰到那個被他砍斷雙腳的人在把守城門。那個人對季羔說，“城墻那有一個缺口。”季羔說，“君子不翻墻。”那個人又說，“那里有一個洞可以藏身。”季羔說，“君子不從洞里往外爬。”結果那個人又說，“這里有一個屋子可以躲避。”季羔就進到屋子里了。等到追兵走了之后，季羔要離去時，對受了斷腳刑罰的人說，“我不能破壞君王的法律，就親自執行刑罰砍斷了您的腳，今天我在災難中，這正是您報仇的時候，可是您卻幫助我躲避，為什么呢？”那位被砍斷腳的人說，“砍斷腳本來就是我犯了罪應該受地懲罰，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先前先生按法律對我治罪的時候，是先處置別人，而后處置我，是想免除對我的處罰，這我知道，法庭判定罪名，將要判處刑罰的時候，先生心里很不高興，都顯現在臉色表情上了，這我也看出來了，先生難道是偏愛我嗎？上天降生有德行的人，他們辦事本來擁有這樣的德行，這就是我之所以喜愛先生，并幫您逃脫的原因。”
孔子聽說了這件事，就贊嘆說，“太好了！作為官員執法都是一樣的，但是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心里想著仁愛、寬恕，就會樹立美德，但是施予嚴酷殘暴，就會招致仇恨。公正執法、心存仁愛，大概就是季羔這種人吧！”這里呢，就告訴我們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執刑的時候，判處罪人刑罰的時候，其實都是心存仁愛之心，而不是因為得到了犯罪的情實，而沾沾自喜，并且去邀功請賞。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殷紂王是殷王帝乙的兒子，名辛，字受，他暴虐無道，最后被周武王所討伐，而喪失了天下。紂是他的謚號。《邢昺疏》說，“謚法，殘義損善曰紂。”他之所以被謚號為紂，就是因為他殘義損善，殘義損善曰紂。孔安國注，“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后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于紂。”子貢以為，紂王的罪惡不應該如此之甚，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君子居于下流之后，就像紂王那樣承受天下所歸的罪惡，所以君子厭惡居于下流。根據黃侃和邢昺的疏，下流就是有了惡行而處在人下之意，這就像地形卑下，則為眾流所歸，君子為善不為惡，就是因為惡居下流之故。子貢這句話呢，目的也是勸人，以紂為借鑒而不要去作惡，否則呢，天下之惡皆歸到自己的身上。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之食就是日食月食，《皇侃疏》這個食作蝕，腐蝕的蝕，侵蝕的蝕，食和蝕兩個字通用。日食，是日光被月球遮蔽的現象，月食是日光被地球遮蔽，使它的光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現象。君子的過失，猶如日月食。“過也，人皆見之”，君子有過失的時候，就像日月食那樣，人人都看得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有過能改，改時像日食月食后，重現光明那樣，人人都仰望他。君子不掩飾過失，因為他勇于改過，所以子貢說，“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堯曰篇》，“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敏則有功，公則說。”《論語治要》，都是從《論語》上節選出來，關于治國平天下的精要，所以這一段也有部分地刪節。
這一句話可以分成三節，第一節，“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是湯伐桀告天之辭，《爾雅?釋詁》，“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為天子尊稱。”意思是說在古代的時候，無論是貴是賤，都可以自稱為朕，到了秦朝的時候，秦始皇的時候才成為天子的尊稱。湯說我本身有罪，請天帝不要牽連萬方之民，萬方之民有罪，他的罪責由我來承擔。這是湯王給我們表演了一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地表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是天下大治世界和諧的根源，為什么呢？因為境隨心轉，我們的環境人際關系，都是由我的心來轉變的。所以作為國君，他能夠有這樣的態度，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上行而下效，整個社會才興起了自責之風，人人都反省自己，結果就是各自責天清地寧。如果大家遇到事情互相指責，互相推卸責任，互相挑剔互相抱怨，那就是各相責天翻地覆。
第二節，“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這是周武王伐紂誓眾之辭。“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這是《尚書?泰誓篇》中的兩句話，大意是說，雖有周家最親的人，但若不善則被罪黜，就像孔安國注《論語》這兩句話的時候說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雖然是自己的親人，但是他不賢德，沒有才能，還想叛逆，也會誅伐他，比如說管蔡就是這個例子。這個管叔，管蔡，他本來是武王的弟弟，但是他們兩個人不賢不忠，后來還起來反叛，結果到了周成王的時候，周公平定了叛亂，結果這個管叔被誅殺，蔡叔被流放。雖非周家之親，然而他是仁者，亦必重用他，雖然不是周家的親屬，但如果他是仁德之人，也一定要重用。
后邊孔安國注，“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箕子和微子都是原來商朝的大臣，商紂王的臣子。箕子是紂王的叔父，后來看到紂王殘暴無道，最后就離開了，據說是逃到了朝鮮半島的北部，被那里的人推舉為國君。所以箕子可以說是朝鮮的始祖，后來周武王建立了周朝，他就把這塊地封給了箕子，所以他是仁人，也任用他。微子是紂王的庶兄，是紂王的兄長，他看到紂王殘暴無道也離開了，后來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他自己綁著自己來投靠周武王。周武王伐紂，后來管蔡叛亂，周公平定叛亂之后，周武王的兒子成王，就把微子封做宋國的國君，而且讓他繼承商朝的祭祀，因為他屬于殷商的后代，這個也是歸附了周王就任用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邢昺的疏認為，百姓是天下眾民，武王說我若不敎百姓，使有罪過，當歸罪在我一人。因為中國古代的圣主，都認為自己應該承擔著君親師的責任，不僅僅只是管理領導百姓，而且要像父母親人那樣關愛百姓。除此之外還不夠，還要當他們的老師，教導他們做人的道理，教導他們五倫八德，所以百姓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犯罪，這個罪過是在君主的身上。
第三節， 第三節，也就是自“謹權量”至“公則說”，這是總說二帝三王所行之政，二帝三王就是堯、舜，還有禹，堯舜禹湯還有武王。這一節都認為是孔子所說的話。雪公在《論語講要》上，就引《漢書?律歷志》和，《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何休的注解作為證明“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這個“權”就是秤的意思，“量”就是斗斛，“秤”就是稱物的器皿，以秤稱物而知輕重。斗與斛，都是量物之器，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謹權量，就是謹慎齊一度量衡之制，使民間貿易公平；審法度，就是審察車服旌旗的禮儀制度，使貴賤有別，各有秩序而不亂；修廢官，就是使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盡職。能夠做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四方之政便能順利地施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起已滅的諸侯之國，這個國是諸侯國，為已絕祀的賢卿大夫立后，舉用隱居的才行超逸之民，如此天下的民心自然來歸。
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上解釋，“滅”就是絕的意思，而《公羊傳?僖公五年》認為“滅”就是亡國之善辭也，就是對滅亡的國家一個好的說法。國就是諸侯國，士就是指卿大夫。所重民食喪祭，帝王所重視的是民食喪祭這四者。孔安國注，“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這個注解注解得很好，說人民是帝王為政的根本，重視民食是為了養民，重視喪禮與祭祀是敎民以德，都是以民為本，喪禮和祭祀都是教導人有恭敬之心，有知恩報恩之心，所以目的還是教民。“寬則得眾”。《論語》原文還有一句“信則民任焉”，在《治要》里把這一句給刪掉了，“敏則有功，公則說”，寬厚待人則得眾人歸附，辦事敏捷則有事功，所以辦事不能拖拖拉拉，這樣會一事無成，沒有效率，為政公平則民心悅服。孔安國注，“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后世”以上所記載的，都是二帝三王，所以能夠治理國家的根本，所以記下來傳給后世。二帝就是堯舜，三王就是禹王、湯王和武王，他們的治國理念都是和盤托出，我們能夠按照這一個來學習，也能夠把國家或者企業、單位治理好。
“子張問政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這段比較長。子張問孔子，怎樣才可以從事政治。孔子說，要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這樣就可以從政了。
子張問，何謂五美。孔子說，君子為政，要惠民而不耗費財力，勞民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貪，心中安泰而不驕傲，有威儀而不兇猛。子張問何謂惠而不費，其實就是何謂五美？孔子就逐條解釋五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注，“利民在政，無費于財。”為政者，要以適當的政策來利民，民之所利不同，就要根據他不同的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付諸實施。比如根據農民所利，就要有利于農民的政策；根據工商之民的利益，就要制定有利于工商之民的政策；以這些利民的政策，來輔助各地各業人民，使他們都能夠安居樂業，這就是惠而不費。“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邢昺的注疏，以《學而篇》孔子的話來解釋，“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為政者要推行公共建設，比如說修治溝洫，或者建筑道路橋梁等等，都需民間勞力，但需要在農閑的時間，民閑才可以出勞力，這樣勞動人民，又有誰會抱怨呢。“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之欲是欲行仁政，他也有欲，但是他的欲和一般人的欲不一樣，他是要推行仁政，你想推行仁政就能得仁，這個欲就不是貪，皇侃的《論語義疏》上說，“欲仁義者為廉，欲財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于仁義，使仁義事顯，不為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當君主的人，如果是以仁義為欲，這個就是被稱為廉，欲財色才被稱為是貪，如果仁君欲于仁義而不欲財色之貪，這就是欲仁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孔安國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虛心平等，所待之人無論多數少數，也不論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一律恭敬，這就是泰而不驕。“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端正他的衣冠，自己對自己的瞻視儀容非常重視，令人望之儼然而敬畏，這就是威而不猛。如果一個人出門都不洗漱，衣服臟兮兮的，帽子戴得歪著，鞋帶也不系，這讓人一看就覺得，這個人連自己都管理不好，對他會生起輕視之心，也不會讓人望之儼然而敬畏。所以讓人尊重，必須首先自己尊重自己，自己把自己的衣冠都穿戴整齊，說話辦事進退都有度，才會讓人生起恭敬之心。
子張知道了五美是什么意思，再問何謂四惡，孔子為子張解釋，“不敎而殺謂之虐”，為政不先敎民，沒有教導人們倫理道德因果，結果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倫理關系中的責任和本分，就犯了罪，犯了罪就殺掉，這叫虐政。“不戒視成謂之暴。”馬融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宿戒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誡，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誡，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這就是暴政。“慢令致期謂之賊，”政令發布很慢，但是限期完成卻是緊急而刻不容緩，這是賊害人民。“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注，“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于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就是財與物都是應當給予別人的，但是卻非常得吝嗇，給予的時候，還非常得慳吝不舍，這是有司的責任。有司就是小的官吏，比如說看管倉庫的官員，人要拿什么東西，他要記得清清楚楚很負責，這是他的責任所在。但是作為國君，就不能夠這樣做了，做國君要很大器，不能像這樣管理倉庫的小官，非常得吝嗇，特別是對于賢才，要非常地珍惜，而且要給他們安定身心地供養，讓他們能夠安下心來做事。
這就是我們所學的《論語治要》，今天我們就把《論語治要》講圓滿了，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判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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