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essor Liu Yuli
尊敬的諸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論語治要·里仁篇》。我們看這一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我們知道孔子教育最高的境界是成就圣人,孔子他本身就是圣人。其次就是賢人,再次就是君子。像孔老夫子的大弟子有七十二位賢人,君子呢就是一切都規規矩矩地守著做人之道,我們所說的正人君子。君子有很多的標準,有很多的要求,能夠做到君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這句話就講“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這個終食就是吃一頓飯的時間,表示這個時間很短。違仁就是去仁,君子吃一餐飯這么短的時間都不會離開仁。比如說孟子也講:“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我們到人家做客,或者到餐館里去吃飯,看到活生生的一頭豬,一只雞,還有一條魚,活活潑潑的,人家要宰殺給你吃。你不忍心吃,為什么呢?那也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啊,所以當人宰殺這個雞啊豬啊魚啊的時候,它們都會非常的恐怖,而且會發出哀嚎,君子聽到這種聲音就不忍了。所以他說君子遠庖廚也,君子不忍心看到庖廚里宰殺這些活生生的動物,所以怎么樣呢?所以要遠離廚房。有人吃肉也是吃三凈肉,就是“見殺不食,聞殺不食,自養者不食”,這都是為了培養一個人的仁慈之心。君子既然不可去仁,就必須要經常保持這種仁心,雖然在一食之間也不能夠離開仁。
下面接著講,“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造次”,馬融的注解是急遽;鄭玄說是倉促,他說的這個造次就是倉卒二字的轉音。邢昺的注疏說,急遽倉促都是迫簇不暇的意思。“顛沛”,馬融注解為偃仆,就是遭遇到危險的時候。“造次必于是”,意思就是說在急遽時、迫簇不瑕之際,他的心也一定在仁。“顛沛必于是”,就是在遭遇危險之際,甚至面臨死亡的時候,他的心也一定在仁。就像孔子的弟子曾子在臨終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席子,這個躺的席子是大夫所用的席子,不符合禮,于是怎么樣呢?他不能用,叫人換掉,這個席子換掉了他才斷了氣。這個就是給我們證明啊,君子須臾不可離仁。作為君子,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違背仁,即使是在非常忙碌的時候也必須不違背仁。我們看到很多人,在一忙碌的時候,就不按正規來做了;有的人是在面臨危險的時候,或者臨命種終時,就忘記了這個仁字。而在這里告訴我們,不管再忙、行動再急迫,“必于是”,必定是在仁上,不違背仁。進一步講,君子學仁,不僅時時在仁上,而且念念不違背仁。就是你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個起心動念都不能離開仁,這個就是告訴我們,時時要保持正念,時時都在定中。所以我們學習呀,修學最重要的就是要轉念,把熟處轉生,生處轉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們一般的人呢起心動念,第一個念頭都是自私自利,甚至是損人利己,這是我們所熟悉的。我們把這個熟悉的念頭,轉變為處處為人著想,考慮到對方的需要,能夠自他兩利,甚至能損己利人,這個就叫做把生處轉熟,把利人的思想的變得熟悉起來,而處處自私自利的想法給斷掉,這個才叫轉念。
蔡元培先生在《中國倫理學史》上說,“孔子以君子代表實行道德之人格。孟子則又別以大丈夫代表之”。也就是說呢,孟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大丈夫和孔子所推崇的君子,他們有共同之處,有共同的特點。那么我們通過看大丈夫的人格、品質,也更好地理解這個君子不違仁的這一個特點。那么什么樣的人才能夠成為大丈夫?用我們現在的人說男子漢呢?在《孟子·騰文公下》,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孟子和縱橫策士景春,進行了一場關于什么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大丈夫的辯論。景春認為,像當時的縱橫家公孫衍、張儀等人,他們一旦發怒,天下的諸侯都會為他們戰戰兢兢;如果他們安靜下來天下也因此太平,平安無事,這樣的人才是堂堂的大丈夫。孟子不同意景春的意見,他認為公孫衍和張儀,不過是用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游說于諸侯之間、利用權勢作威作福的政客,根本不是什么大丈夫。所以他問景春說,你沒有學過禮嗎?男子長大成人行冠禮的時候,由父親給予教導做人的道理;女兒出嫁的時候,母親將她送到門口,并且告誡說去到婆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謹慎,不可違逆丈夫,以婉順為準則,這是婦人女子之道,那么大丈夫之道是什么樣的呢?孟子接著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就是富貴的時候,他不受淫惑,就像宋弘,雖然皇帝要把姐姐嫁給他,但是他是有婦之夫,他講道義、講情義、講恩義,這個富貴的地位對他來說也是無動于衷。就像《論語》上所說的“不義而且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即使一個人身處貧賤的時候,人窮志不短,仍然有他的氣節和志氣。像古人有一句話說,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有志氣的人即使是接受人的食物,如果別人對他不禮貌不恭敬,他也都不愿意接受。“威武不能屈”,就像我們知道文天祥,他即使是面臨著富貴的誘惑、別人武力的逼迫,都不能讓他屈服,這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大丈夫。那么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在平時無事的時候,談不上不違仁,必須是遇到事情的時候,才能看得出來誰是真正的君子。平常人在富貴時,就被淫惑霍了,。中國人有一句話說,富貴學道難。富貴的時候,面對著這些財色名利的誘惑,開始學會了驕奢淫逸,不思進取,玩物喪志。所以富貴的時候,也是容易墮落的時候。而貧賤的時候,就開始怨天尤人。他不想一想今天的處境都是自作自受的結果,而把這個責任都推卸給外人,推卸給客觀條件。那么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君子無論是在貧賤富貴、造次顛沛時都要不違仁。所以,必得遇到富貴貧賤等的事情之后,才能看出誰是真正的君子。像老子也說“六親不合,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為什么說“六親不合有孝慈”呢?這個舜為什么被列為二十四孝之首呢?就是因為他的后母三番五次的要置他于死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并沒有懷恨在心,和這個后母起了逆反之心,再想著一旦得勢就打擊報復他的后母,反而總是反省自己做的不好,不能夠讓父母歡心。最后他感化了他的后母,感化了他的家人,感化了天下的百姓。感化了堯帝把王位讓給他,所以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后母,才成就了大舜的孝,所以平時的時候父母對我們很慈愛的時候,很呵護的時候,看不出這一個孝。就是父母不理解我們的時候,甚至還要想方設法置人于死地的時候,他都沒有逆反之心,沒有對立之心,這個時候才顯出一個真正的孝字,所以這個叫“六親不合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國家太平無事的時候呢,看不出誰是忠臣,必得是國家遇到了困難,遇到的混亂的時候才顯出誰是忠臣。比如說曹操,那就是治世的忠臣、亂世的奸雄。那么這個是給我們講的,這個君子在任何時候,不僅僅是任何時候,而且是念念都不違背仁。無論是在遇到急遽的時候還是遇到危險的時候,無論是富貴的時候還是貧賤的時候,都不會違背仁,這才是稱得上君子。
下一句:“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這個過,就是過失;黨,一個意思一種解釋作黨類講,一種解釋作朋黨講。我們先看作黨類的講法:“孔安國注:黨,黨類。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孔安國這個注解的意思就是說人的過失各有其類,不能一概而論,比如說君子是一類,小人是一類,有學問的是一類,沒有學問的是一類,推而百工技藝,類別也各不相同。比如說農夫不能耕田,這是他的過失;如果他不能寫這些公文,不能文書,那就不是他的過失了。觀人之過,能夠隨類而責,不求備于一人,那就知道這個觀過之人是有仁心之人。如果不依類而責,比如說責備這個農夫不能夠寫公文,不能夠寫文章,或者責備這個知識分子不能夠種田,這個都不是隨類而責,都求全責備的意味。那么如果這樣責備的話,就知道這個觀過之人就沒有仁心,是不仁之仁。因此說“觀過斯知仁矣”。那么作朋黨講呢?這個朋黨的范圍很廣泛,比如說君臣關系,這是黨;家庭父子關系,也可以做朋黨解釋;這個朋友更不必說了,都是朋黨。那通過這種解法呢,就是人的過失是由于偏護其親友,故云“人之過,各于其黨”。偏護親友出于私情,以私害公,因此被稱為過失。但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比如說這個舜為天子,假使他的父親瞽瞍殺人,孟子認為應該怎么辦呢?孟子認為舜應該從監獄里背負著他的父親逃跑,逃到海邊去,這種私情順乎人倫常情。因為父子有親,這種過失也是順乎父子的天倫,這種過失合乎仁心,也為圣賢所許可。觀其過,即知其仁,故云觀過斯知仁矣。又比如在《論語·述而篇》里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陳司敗問孔子,說魯昭公知禮嗎?孔子回答知禮,那陳司敗為什么問孔子魯昭公知禮不知禮呢?因為按照周禮,周公之禮呀,同姓不能結婚,就是婚不娶同姓。魯君的祖先是周公,而周公是文王的兒子,同姓姬,后來魯昭公又娶了一個姓姬的女子,這就是同姓結婚了。因此陳司敗就問孔子魯昭公知禮不知禮呢?孔子回答說知禮。后來陳司敗就說誰說君子不黨啊,誰說君子是不講朋黨的呢?現在我問他魯君知禮不知禮,魯君明明不知禮,他偏偏說魯君知禮,這就是維護他的朋黨。那么孔老夫子怎么看待這件事的呢?孔老夫子說“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說我太幸運了,一旦有過失,人都能夠知道,這很好啊。可見這個過是從什么地方來講的呢?就是從維護朋黨的角度來講的。但是,維護朋黨如果一視同仁,以公心出發的話,也就是說沒有自私自利,是為了國家為公利,這就是合乎仁心;如果維護朋黨有私情在的話,為了自私自利,就不符合仁心。所以觀過斯知仁矣,觀察他所犯的過失,就知道他有沒有仁心在。為什么從他的過失里面能夠看他有沒有仁呢?古人講過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是不能避免的,孔子也是一樣,明明知道魯昭公不知禮,他說他知禮,為什么呢?因為他要是直話直說,說魯昭公娶同姓女子,那就是不知禮。雖是直話,但是根據禮呢,禮還有一個要求,就是臣子應該替君子掩惡,這也是禮。如果你說不知禮,那你又犯了禮了。那么遇到這種兩難選擇的時候,孔子只好承擔自己的過失,而就從這個過失當中,我們來觀察他的用心如何,所以說觀過斯知仁矣。他寧愿自己擔當這個過失,也不愿意揚君之過,從這個過失觀察他的動機是出于公心。所以出于這樣的動機,我們就知道了雖然他犯了這個過失,但是即使犯了這個過失,也是有仁心在的。那么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這一句。
下一句:“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這個朝字,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朝當旦字講,旦上面是一個日字,下面是一橫代表地,這就表示太陽剛剛從地上冒出來,這是早晨。夕,《說文解字》當暮字講。暮是傍晚的時候,夕這個字本來是一個月字,月子里面是兩個點,而這個夕字里面是一點,也就是說“月半見”,月亮只見一半,一半看不見,意思是在傍晚的時候太陽下去,月亮剛剛出來還沒有完全出來,朝夕之間表示還不到一天的功夫,這個時間很短。孔子說早晨聞到道了,到傍晚的時候死掉也值得了。這句話是強調聞道太重要了。這個道究竟是什么道呢?“朝聞道”又是說誰在聞呢?是孔子講自己朝聞道夕死可矣呢,還是就一般人而言呢?這個道簡單地講就是仁道,這個聞道并不是說孔子自聞,而是就一般人而言,這個道有淺講、有深講。孔子的教育最高的境界是道,其次是德,再次一等是仁,仁以下講的是義。雖然最高的境界是道,道就是人的本性。孔子也不是對他所有的學生都講道,為什么呢?因為不是每一位學生都有同樣的根器。比如說在《論語》里,“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仁都不容易講,道更不容易講了,那怎么學呢?他這個道開始要學的時候,就要講仁道。仁能聽到之后你在這個世間辦事,辦政治是仁政,你不辦政事,你辦其他任何事業,比如說你做企業家這個事業也不會害人,都是有利于人,也有利于自己,自他兩利。所以孔子注重的是叫人聞仁道。所以人在世間必須知道為仁之道才能利己利人;如果沒有了這個仁道一定就會害人害己。仁道,學起來很難,聽起來也很難,所以縱然朝聞夕死也不虛此一生,否則即使長壽百年亦枉為人。所以一旦聞到這個仁道就不冤枉到世間做一個人,就算是早上聞到道,聞到道還沒有成就啊,還沒有完全學到,像在孔門之中孔老夫子,人家問他,你的學生哪一個是仁哪?孔子都不隨便說某某人已經是仁了,可見這個仁是不容易學成功的。他的大弟子顏回,孔子也說“其心三月不違仁”,還是這樣講,其他的弟子都沒有明白地說某某人哪個弟子已經成為仁了,可見這個仁不容易學好。這樣的話你朝聞這個道,雖然聞道還沒有成就,就是傍晚死也是可以了,也是值得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多少人到世間來,他聞道都沒有聞到啊。懂得什么是仁嗎?他不知道,不知道,死就是冤枉死,知道這個道的話,他死也值得了,可以了。這個是淺講,是仁道。為什么學仁道這么重要呢?仁,你首先聞到仁道,然后一步一步地學,學成仁的時候,仁學好了就到了德,因為這個人呢從人從二,講的是人我之間的關系,處處以仁慈之心對待人。仁學到圓滿之后,那你一起心動念都是為人著想,考慮到他人的需要,那就是德了。這個德是從本性里面來的,本性是如如不動的,一動就起了作用,起了作用,這個動就是德。在動的時候,那個德還是明德,還沒有變化。但是普通人不動則已,一動就起了變化了,一動就牽扯到自私自利的心,那個明德就是失掉了,這個明德就是被這種虛妄的私心障礙起來,這叫煩惱障。這個仁學好的時候就是處處為著人家著想,長期這么做就是仁者安仁,做得非常自然了,不動念則已,一動念就是利益他人,由本性起的德,自然就出現了,煩惱障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仁修圓滿了就是德。大學上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個明德是修得的,這個修德怎么修呢?就是從仁開始修,仁修圓滿了,明德就自然出現;明德出現就跟本有的本性一致了。這個就是《華嚴經》上所說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圣人就能夠達到這個境界。所以孔子講這個仁道這么重要,它是明德、是成道的基礎。那么儒家的學問、孔子的教育,它不是從高最高處講,而是從基礎這一方面講,為什么呢?因為他這一講出來,人人都可以做到。如果一開始跟每個人都講最高的境界,人家問你從哪里開始學呢?這個道是不可言說了,人家就不知道該怎么學法了,所以相對而言學仁比較容易。如果學仁還不容易的話,那就先學恕道,那就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個一聽就明白了,比仁還更好學,所以孔子的教育,是有步驟有次第的,它是由淺入深,人人都能學,都會學的好,只要你肯這樣學,就有恕道到仁,再到德,再到道,這是一以貫之的,所以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 是一貫的。因此“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個講的是人人可以懂的話,就是仁道。但是講到深處這個道呢,就是孔子他的教育所達的境界是“志于道”,這個道就是《中庸》里面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開發本性的修養性德的道,到能夠聞到這個道,那就更難了。這個是我們講的這一句話。
下面一句,“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道,人都不懂;德,則是似明不白,模模糊糊;仁,二人,放于利而行多怨。因為什么呢?因為沒有這個仁字;為什么招致了人家的怨恨呢?就是因為沒有把仁字學好。義比較好講,也不好懂,所以再接下來就有禮。從前朝廷都設有禮部, 禮部就是專管教育。中國的這個教育從漢代開始到清朝都是以禮來治國。這一句話首先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孔子的教育非常注重禮,比如說做天子、做諸侯治國平天下,都要以禮治國治天下,比如周公制禮作樂就是以禮來治天下。在講到對一般人的教育,無論是個人的修道或者是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業,都要講究禮。那么禮是什么呢?禮就是一種規矩。就像做文章一樣,文章有文章的章法,要懂得章法,文章才能寫得好。禮是就辦事而言,有辦事的一種規矩,做人就要學禮,這就是做人的章法。這個不能亂,一亂的話,人格就沒有了。所以孔老夫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再說修道,修道也要是從做人開始,以做人為基礎。而做人以禮,禮是人之為人的規矩,它也就是相當于佛教的戒律。所以有人說呢,這個戒沒有了,佛就沒有了;這個禮沒有了,儒也就沒有了。那么修道從哪里修起呢?《大學》上有這樣一句話,“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在這里邊也是講要知止來做起,要從培養自己的定力來做起。那么你從哪里才能夠入定呢?入定當然是心里入定,心里做什么事情都不亂,心要定在一處。心要是能夠定的話,我們平常跟人家來辦事,就要遵循章法,事事都守著規矩,那我們心里自自然然就不會亂,再一用功夫的話,你這個心就能定得下來。禮對我們修道,就像戒一樣,就這么重要。如果我們平常從事上面事事講禮的話,我的行為都有一定規范,不會亂而讓我們的心也就不會亂,所以孔子講修道,講在世間做人辦事情,也都很注重禮。那么禮的一個重要的內涵是什么呢?禮主敬,像《禮記·曲禮》曰:毋不敬。而何謂敬呢?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讓字。這個讓字跟古時候的讓現在已經換過來用了,本來這個言字邊這個讓字,是責讓,互相用言語責讓的意思,就是我責備你、你責備我。而真正在古時候,禮讓的這個讓字左邊不是言字邊,而是提手邊,叫推攘。什么叫推攘呢?這是個好東西,我推攘給你,你再推攘給我,這叫互相推攘。互相推攘用提手邊,手字做一個表示。這個禮就是要求我們遇到名利、權力一些好的事情推讓給人家,自己不要爭取,這叫禮讓。那么這對于治理國家的人來說,包括國君,這里面的大臣。治國,這個“為國”就是治國的意思,為國以禮,這個禮就是用的意思。你能夠用禮讓來治國,這個乎是一個語助詞,這一句中間用了一個乎字,一則表示活動的語氣,一則表示這句話到這里略為停頓一下。接下來,“何有”這兩個字接上,“何有”是何難之有,那有什么困難呢?意思就是說治理國家的人能夠用禮讓來治國,這有什么困難呢?所以人要學讓,大小事一切都是讓,像在歷史上堯讓舜、舜讓禹,讓之有余,爭之不足,連國家尚且可以讓,何況其他的小事呢?能禮讓,治國有什么困難呢?反過來講不能以禮讓為國,如果治理國家的人不能夠用禮讓來治國,“如禮何”?這個禮有什么用?你為什么要制定這個禮呀?“如禮何”這三個字說的很含蓄,從這里講,你不能以禮讓治國,那你這個國家治不好,必然是把國家越治越。怎么會越治越亂呢?因為你表面是制定了禮,你是在位的人,自己制禮,自己不守禮,不講禮讓,那么你這個朝廷里的大臣、國家的百姓也看得清清楚楚。你本身沒有禮讓,你叫人家禮讓,誰會禮讓呢?這樣的國家必定是愈治愈亂。所以在位的人自己想把國家真正治理好,自己這樣做,要自己做出一個表率,不能以禮讓為國,要禮有什么用?國家為什么必須安設禮部呢?而今天講究競選,何須讓?這個是講治國,用禮讓治國。當然古人講這一條,有一體用萬,既用禮來辦政治,同時也用禮讓來辦教育,也教育一般民眾禮讓。政治、教育,一切都用禮讓來實行的,這樣的話治國也就是這樣地容易。
同樣修道也是從這上面學,也要學禮讓,中國道家的老子也講“人棄我取,人取我予”,人家拋棄不要的,他不要我要;人家爭取的,那我給他。那就是現在人講,人現在就是爭權奪利,那么現在的人呢?從西方的這個價值觀學習來的,西方人從小就學競爭,競爭上升就是斗爭,這個時候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的問題就出現了。斗爭還是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斗爭向上提升就變成了戰爭。所以我們打開新聞媒體,每天必不可少的內容就是局部的沖突。什么原因呢?還是因為以競爭獲得自我利益的價值觀在世界上普遍流行所導致的。如果戰爭還是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那么在現在高科技發展的情況下,如果一方不理智使用了原子武器,結果就會導致同歸于盡。所以靠競爭的方式獲得自我利益的滿足的價值觀,沒有給人帶上一個光明的前程,只能把人引上窮途末日。所以中國古人從小就講禮讓、謙讓、退讓,別人要的,你要爭權,我給你權;你要爭利,我給你利。這就是人取我予,你想爭取的我就給予。人棄我取呢?你現在讓人做公益的事業,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事情,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了,這個要付出很多,包括自己的體力精神,還有財力,很多人就不愿意了,拋棄了。就老子看,說你棄我取,你們不愿意做的我就來做,你看道家的思想也是如此。為什么要這樣做呢?這樣做才能破除我們的貪嗔癡中的貪心,修道而貪求心不能破除,這個道什么時候才能修成功啊?所以講禮讓,修道也必須從禮讓來奠定基礎。果然我們處處能禮讓,無論名也好利也好,我們不跟人家計較,就像老子說的,你要我就給,你們不要的話我做我實際上有利于社會大眾的事,這就是修道。如果你真能這樣做的話,成就就會很快。所以中國的儒釋道三家其實都講不要和人家去爭,像佛教講修菩薩道,不管是哪一個宗派,即使是行菩薩道的話,共同的科目就是六度,六度法門的第一度就是布施。什么是布施呢?就是要把好處布施給人家,講慈悲喜舍,這就是讓。所以中國過去人都學理,都講禮讓,所以中國也被譽為禮儀之邦,社會安定和諧,外國的人來參觀考察之后都非常地羨慕,非常地向往,愿意向中國人來學習,因為中國人通過禮讓把國家治理得如此好。但是現在的人都向西方學習,學競爭,好像不競爭就滿足不了自己的利益,結果競爭就很難和諧了。這個就是孔老夫子所說的“放于利而行多怨”,為什么呢?因為沒有考慮到對方的需要,缺少這個仁了。這個是我們講的這一句。
下面一句“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賢者以孔子的教育,就是次于圣人的賢人,他又比君子高。賢人學圓滿了,就是學做圣人。這里邊的這個賢呢,就是指賢能的人。見賢,見不賢,這個見字很重要。怎么樣你才能區分這個人賢與不賢呢?那就是你必須先懂義利,你先學了《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你才能知道這個人是符合義還是不符合義,是賢還是不賢,不能依靠自己想當然的標準。知道何者是好人、何者不是好人;知道何人是賢、何人不賢,必須有學問、眼力。見賢這個賢呢,我們剛才說了比君子還高,但是你見了不是白白看,看了要思齊,思考想想與他一樣嗎?這就是聞思修。見了也須思修,并不是白看。他是賢人,那我和他一樣賢能嗎?簡單地說,道德品性也就是存心,學問也就是包括一切技能、還有行動,也就是在實行上從這三條上看,如果一條站不住就不算賢人。特別是在行動方面,有道德要實行出來,不能不管別人。因為賢人恥獨為君子,如果別人都是小人,這是君子的大羞恥,唯獨自己是君子,大家都是壞人,只有你是清白人,這是無同情心的焦芽敗種。“見賢思齊焉”,與某人看齊,他是什么樣我就學他什么樣,我們要跟上他,這很重要。“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不賢這句話就說得很和平了,不賢,古人的注解把不賢當作惡來講,見到那個惡人。但是這個經文上說的是不賢,并不是說惡人。不賢與惡不能夠相提并論。不賢的人就是比賢人次一等的人,他可能是君子,也可能是普通人,只是尚未達到賢人而已,比賢人差,不是很壞的,卻也是下等了。從這一句話中就看到,要求進步。見不賢的人、不進步的人而自內省,思考反省自己我是否和他一樣?我有這種情形嗎?只許往前進,不能夠往后退。所以見不賢這兩個字,就有進步的意味。如果你把這個不賢當小人,把賢人當成君子,那么這個味道就沒有了。這兩句話是孔子教修學的人要會學,才能步步往高處走。《論語》上孔老夫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個人是哪三個人呢?一個就是善人,一個就是不善人。從善人身上學到他的善,從惡人身上避免他的惡,這樣無論是善人還是不善的人,都是我的老師。我們求學呢,要親師擇友,親近老師,選擇朋友,也就是古人所謂的親近善知識。但是自古以來,直到現在的善知識總是少,不善知識總是多。我們遇到善知識,那要跟他學;遇到不善知識,如果不善于學的話就會退心了。比如有人看到某人學習傳統文化已經很長時間了,還是那個樣子,那這學傳統文化對我有什么好處呢?他自己也喪失了學傳統文化的興趣和信心,這就是你不善于學了。善于學的時候孔子這樣講法,他是善知識,我要親近他,向他學;他是不善知識,是惡知識,我要拿他作為自己的一個警惕,我不能像他這樣學了這么久還是老樣子,沒有一點進步。所以你看到這樣的人怎么樣呢?作為自己修學的警惕,千萬不能學成他這個樣子,這才是善學。那么這樣講有什么根據呢?當然有根據,古人有句話叫“依法不依人”,我們來求的是法,他那個不善知識他表現得不如法,那你就不要跟他學,你只拿他做你修學的一個警惕。你不要因為他的所作所為不如法,你就遷怒到傳統文化上面,要了解依法不依人,這就是善于學的。不善于學的,看見某人做得不如法,我也不想學了,我也喪失了學習傳統文化的信心了。你不想學呀,那是你自己吃虧,和別人沒有關系。所以孔子講這個意思呢,就是叫我們要善于學習。
那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里。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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