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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諸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論語治要·里仁篇》。我們看這一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我們知道孔子教育最高的境界是成就圣人，孔子他本身就是圣人。其次就是賢人，再次就是君子。像孔老夫子的大弟子有七十二位賢人，君子呢就是一切都規規矩矩地守著做人之道，我們所說的正人君子。君子有很多的標準，有很多的要求，能夠做到君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這句話就講“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這個終食就是吃一頓飯的時間，表示這個時間很短。違仁就是去仁，君子吃一餐飯這么短的時間都不會離開仁。比如說孟子也講：“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我們到人家做客，或者到餐館里去吃飯，看到活生生的一頭豬，一只雞，還有一條魚，活活潑潑的，人家要宰殺給你吃。你不忍心吃，為什么呢？那也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啊，所以當人宰殺這個雞啊豬啊魚啊的時候，它們都會非常的恐怖，而且會發出哀嚎，君子聽到這種聲音就不忍了。所以他說君子遠庖廚也，君子不忍心看到庖廚里宰殺這些活生生的動物，所以怎么樣呢？所以要遠離廚房。有人吃肉也是吃三凈肉，就是“見殺不食，聞殺不食，自養者不食”，這都是為了培養一個人的仁慈之心。君子既然不可去仁，就必須要經常保持這種仁心，雖然在一食之間也不能夠離開仁。

       下面接著講，“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造次”，馬融的注解是急遽；鄭玄說是倉促，他說的這個造次就是倉卒二字的轉音。邢昺的注疏說，急遽倉促都是迫簇不暇的意思。“顛沛”，馬融注解為偃仆，就是遭遇到危險的時候。“造次必于是”，意思就是說在急遽時、迫簇不瑕之際，他的心也一定在仁。“顛沛必于是”，就是在遭遇危險之際，甚至面臨死亡的時候，他的心也一定在仁。就像孔子的弟子曾子在臨終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席子，這個躺的席子是大夫所用的席子，不符合禮，于是怎么樣呢？他不能用，叫人換掉，這個席子換掉了他才斷了氣。這個就是給我們證明啊，君子須臾不可離仁。作為君子，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違背仁，即使是在非常忙碌的時候也必須不違背仁。我們看到很多人，在一忙碌的時候，就不按正規來做了；有的人是在面臨危險的時候，或者臨命種終時，就忘記了這個仁字。而在這里告訴我們，不管再忙、行動再急迫，“必于是”，必定是在仁上，不違背仁。進一步講，君子學仁，不僅時時在仁上，而且念念不違背仁。就是你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個起心動念都不能離開仁，這個就是告訴我們，時時要保持正念，時時都在定中。所以我們學習呀，修學最重要的就是要轉念，把熟處轉生，生處轉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們一般的人呢起心動念，第一個念頭都是自私自利，甚至是損人利己，這是我們所熟悉的。我們把這個熟悉的念頭，轉變為處處為人著想，考慮到對方的需要，能夠自他兩利，甚至能損己利人，這個就叫做把生處轉熟，把利人的思想的變得熟悉起來，而處處自私自利的想法給斷掉，這個才叫轉念。

       蔡元培先生在《中國倫理學史》上說，“孔子以君子代表實行道德之人格。孟子則又別以大丈夫代表之”。也就是說呢，孟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大丈夫和孔子所推崇的君子，他們有共同之處，有共同的特點。那么我們通過看大丈夫的人格、品質，也更好地理解這個君子不違仁的這一個特點。那么什么樣的人才能夠成為大丈夫？用我們現在的人說男子漢呢？在《孟子·騰文公下》，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孟子和縱橫策士景春，進行了一場關于什么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大丈夫的辯論。景春認為，像當時的縱橫家公孫衍、張儀等人，他們一旦發怒，天下的諸侯都會為他們戰戰兢兢；如果他們安靜下來天下也因此太平，平安無事，這樣的人才是堂堂的大丈夫。孟子不同意景春的意見，他認為公孫衍和張儀，不過是用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游說于諸侯之間、利用權勢作威作福的政客，根本不是什么大丈夫。所以他問景春說，你沒有學過禮嗎？男子長大成人行冠禮的時候，由父親給予教導做人的道理；女兒出嫁的時候，母親將她送到門口，并且告誡說去到婆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謹慎，不可違逆丈夫，以婉順為準則，這是婦人女子之道，那么大丈夫之道是什么樣的呢？孟子接著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就是富貴的時候，他不受淫惑，就像宋弘，雖然皇帝要把姐姐嫁給他，但是他是有婦之夫，他講道義、講情義、講恩義，這個富貴的地位對他來說也是無動于衷。就像《論語》上所說的“不義而且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即使一個人身處貧賤的時候，人窮志不短，仍然有他的氣節和志氣。像古人有一句話說，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有志氣的人即使是接受人的食物，如果別人對他不禮貌不恭敬，他也都不愿意接受。“威武不能屈”，就像我們知道文天祥，他即使是面臨著富貴的誘惑、別人武力的逼迫，都不能讓他屈服，這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大丈夫。那么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在平時無事的時候，談不上不違仁，必須是遇到事情的時候，才能看得出來誰是真正的君子。平常人在富貴時，就被淫惑霍了，。中國人有一句話說，富貴學道難。富貴的時候，面對著這些財色名利的誘惑，開始學會了驕奢淫逸，不思進取，玩物喪志。所以富貴的時候，也是容易墮落的時候。而貧賤的時候，就開始怨天尤人。他不想一想今天的處境都是自作自受的結果，而把這個責任都推卸給外人，推卸給客觀條件。那么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君子無論是在貧賤富貴、造次顛沛時都要不違仁。所以，必得遇到富貴貧賤等的事情之后，才能看出誰是真正的君子。像老子也說“六親不合，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為什么說“六親不合有孝慈”呢？這個舜為什么被列為二十四孝之首呢？就是因為他的后母三番五次的要置他于死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并沒有懷恨在心，和這個后母起了逆反之心，再想著一旦得勢就打擊報復他的后母，反而總是反省自己做的不好，不能夠讓父母歡心。最后他感化了他的后母，感化了他的家人，感化了天下的百姓。感化了堯帝把王位讓給他，所以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后母，才成就了大舜的孝，所以平時的時候父母對我們很慈愛的時候，很呵護的時候，看不出這一個孝。就是父母不理解我們的時候，甚至還要想方設法置人于死地的時候，他都沒有逆反之心，沒有對立之心，這個時候才顯出一個真正的孝字，所以這個叫“六親不合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國家太平無事的時候呢，看不出誰是忠臣，必得是國家遇到了困難，遇到的混亂的時候才顯出誰是忠臣。比如說曹操，那就是治世的忠臣、亂世的奸雄。那么這個是給我們講的，這個君子在任何時候，不僅僅是任何時候，而且是念念都不違背仁。無論是在遇到急遽的時候還是遇到危險的時候，無論是富貴的時候還是貧賤的時候，都不會違背仁，這才是稱得上君子。

       下一句：“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這個過，就是過失；黨，一個意思一種解釋作黨類講，一種解釋作朋黨講。我們先看作黨類的講法：“孔安國注：黨，黨類。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孔安國這個注解的意思就是說人的過失各有其類，不能一概而論，比如說君子是一類，小人是一類，有學問的是一類，沒有學問的是一類，推而百工技藝，類別也各不相同。比如說農夫不能耕田，這是他的過失；如果他不能寫這些公文，不能文書，那就不是他的過失了。觀人之過，能夠隨類而責，不求備于一人，那就知道這個觀過之人是有仁心之人。如果不依類而責，比如說責備這個農夫不能夠寫公文，不能夠寫文章，或者責備這個知識分子不能夠種田，這個都不是隨類而責，都求全責備的意味。那么如果這樣責備的話，就知道這個觀過之人就沒有仁心，是不仁之仁。因此說“觀過斯知仁矣”。那么作朋黨講呢？這個朋黨的范圍很廣泛，比如說君臣關系，這是黨；家庭父子關系，也可以做朋黨解釋；這個朋友更不必說了，都是朋黨。那通過這種解法呢，就是人的過失是由于偏護其親友，故云“人之過，各于其黨”。偏護親友出于私情，以私害公，因此被稱為過失。但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比如說這個舜為天子，假使他的父親瞽瞍殺人，孟子認為應該怎么辦呢？孟子認為舜應該從監獄里背負著他的父親逃跑，逃到海邊去，這種私情順乎人倫常情。因為父子有親，這種過失也是順乎父子的天倫，這種過失合乎仁心，也為圣賢所許可。觀其過，即知其仁，故云觀過斯知仁矣。又比如在《論語·述而篇》里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陳司敗問孔子，說魯昭公知禮嗎？孔子回答知禮，那陳司敗為什么問孔子魯昭公知禮不知禮呢？因為按照周禮，周公之禮呀，同姓不能結婚，就是婚不娶同姓。魯君的祖先是周公，而周公是文王的兒子，同姓姬，后來魯昭公又娶了一個姓姬的女子，這就是同姓結婚了。因此陳司敗就問孔子魯昭公知禮不知禮呢？孔子回答說知禮。后來陳司敗就說誰說君子不黨啊，誰說君子是不講朋黨的呢？現在我問他魯君知禮不知禮，魯君明明不知禮，他偏偏說魯君知禮，這就是維護他的朋黨。那么孔老夫子怎么看待這件事的呢？孔老夫子說“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說我太幸運了，一旦有過失，人都能夠知道，這很好啊。可見這個過是從什么地方來講的呢？就是從維護朋黨的角度來講的。但是，維護朋黨如果一視同仁，以公心出發的話，也就是說沒有自私自利，是為了國家為公利，這就是合乎仁心；如果維護朋黨有私情在的話，為了自私自利，就不符合仁心。所以觀過斯知仁矣，觀察他所犯的過失，就知道他有沒有仁心在。為什么從他的過失里面能夠看他有沒有仁呢？古人講過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是不能避免的，孔子也是一樣，明明知道魯昭公不知禮，他說他知禮，為什么呢？因為他要是直話直說，說魯昭公娶同姓女子，那就是不知禮。雖是直話，但是根據禮呢，禮還有一個要求，就是臣子應該替君子掩惡，這也是禮。如果你說不知禮，那你又犯了禮了。那么遇到這種兩難選擇的時候，孔子只好承擔自己的過失，而就從這個過失當中，我們來觀察他的用心如何，所以說觀過斯知仁矣。他寧愿自己擔當這個過失，也不愿意揚君之過，從這個過失觀察他的動機是出于公心。所以出于這樣的動機，我們就知道了雖然他犯了這個過失，但是即使犯了這個過失，也是有仁心在的。那么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這一句。

       下一句：“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這個朝字，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朝當旦字講，旦上面是一個日字，下面是一橫代表地，這就表示太陽剛剛從地上冒出來，這是早晨。夕，《說文解字》當暮字講。暮是傍晚的時候，夕這個字本來是一個月字，月子里面是兩個點，而這個夕字里面是一點，也就是說“月半見”，月亮只見一半，一半看不見，意思是在傍晚的時候太陽下去，月亮剛剛出來還沒有完全出來，朝夕之間表示還不到一天的功夫，這個時間很短。孔子說早晨聞到道了，到傍晚的時候死掉也值得了。這句話是強調聞道太重要了。這個道究竟是什么道呢？“朝聞道”又是說誰在聞呢？是孔子講自己朝聞道夕死可矣呢，還是就一般人而言呢？這個道簡單地講就是仁道，這個聞道并不是說孔子自聞，而是就一般人而言，這個道有淺講、有深講。孔子的教育最高的境界是道，其次是德，再次一等是仁，仁以下講的是義。雖然最高的境界是道，道就是人的本性。孔子也不是對他所有的學生都講道，為什么呢？因為不是每一位學生都有同樣的根器。比如說在《論語》里，“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仁都不容易講，道更不容易講了，那怎么學呢？他這個道開始要學的時候，就要講仁道。仁能聽到之后你在這個世間辦事，辦政治是仁政，你不辦政事，你辦其他任何事業，比如說你做企業家這個事業也不會害人，都是有利于人，也有利于自己，自他兩利。所以孔子注重的是叫人聞仁道。所以人在世間必須知道為仁之道才能利己利人；如果沒有了這個仁道一定就會害人害己。仁道，學起來很難，聽起來也很難，所以縱然朝聞夕死也不虛此一生，否則即使長壽百年亦枉為人。所以一旦聞到這個仁道就不冤枉到世間做一個人，就算是早上聞到道，聞到道還沒有成就啊，還沒有完全學到，像在孔門之中孔老夫子，人家問他，你的學生哪一個是仁哪？孔子都不隨便說某某人已經是仁了，可見這個仁是不容易學成功的。他的大弟子顏回，孔子也說“其心三月不違仁”，還是這樣講，其他的弟子都沒有明白地說某某人哪個弟子已經成為仁了，可見這個仁不容易學好。這樣的話你朝聞這個道，雖然聞道還沒有成就，就是傍晚死也是可以了，也是值得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多少人到世間來，他聞道都沒有聞到啊。懂得什么是仁嗎？他不知道，不知道，死就是冤枉死，知道這個道的話，他死也值得了，可以了。這個是淺講，是仁道。為什么學仁道這么重要呢？仁，你首先聞到仁道，然后一步一步地學，學成仁的時候，仁學好了就到了德，因為這個人呢從人從二，講的是人我之間的關系，處處以仁慈之心對待人。仁學到圓滿之后，那你一起心動念都是為人著想，考慮到他人的需要，那就是德了。這個德是從本性里面來的，本性是如如不動的，一動就起了作用，起了作用，這個動就是德。在動的時候，那個德還是明德，還沒有變化。但是普通人不動則已，一動就起了變化了，一動就牽扯到自私自利的心，那個明德就是失掉了，這個明德就是被這種虛妄的私心障礙起來，這叫煩惱障。這個仁學好的時候就是處處為著人家著想，長期這么做就是仁者安仁，做得非常自然了，不動念則已，一動念就是利益他人，由本性起的德，自然就出現了，煩惱障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仁修圓滿了就是德。大學上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個明德是修得的，這個修德怎么修呢？就是從仁開始修，仁修圓滿了，明德就自然出現；明德出現就跟本有的本性一致了。這個就是《華嚴經》上所說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圣人就能夠達到這個境界。所以孔子講這個仁道這么重要，它是明德、是成道的基礎。那么儒家的學問、孔子的教育，它不是從高最高處講，而是從基礎這一方面講，為什么呢？因為他這一講出來，人人都可以做到。如果一開始跟每個人都講最高的境界，人家問你從哪里開始學呢？這個道是不可言說了，人家就不知道該怎么學法了，所以相對而言學仁比較容易。如果學仁還不容易的話，那就先學恕道，那就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個一聽就明白了，比仁還更好學，所以孔子的教育，是有步驟有次第的，它是由淺入深，人人都能學，都會學的好，只要你肯這樣學，就有恕道到仁，再到德，再到道，這是一以貫之的，所以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 是一貫的。因此“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個講的是人人可以懂的話，就是仁道。但是講到深處這個道呢，就是孔子他的教育所達的境界是“志于道”，這個道就是《中庸》里面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開發本性的修養性德的道，到能夠聞到這個道，那就更難了。這個是我們講的這一句話。

       下面一句，“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道，人都不懂；德，則是似明不白，模模糊糊；仁，二人，放于利而行多怨。因為什么呢？因為沒有這個仁字；為什么招致了人家的怨恨呢？就是因為沒有把仁字學好。義比較好講，也不好懂，所以再接下來就有禮。從前朝廷都設有禮部， 禮部就是專管教育。中國的這個教育從漢代開始到清朝都是以禮來治國。這一句話首先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孔子的教育非常注重禮，比如說做天子、做諸侯治國平天下，都要以禮治國治天下，比如周公制禮作樂就是以禮來治天下。在講到對一般人的教育，無論是個人的修道或者是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業，都要講究禮。那么禮是什么呢？禮就是一種規矩。就像做文章一樣，文章有文章的章法，要懂得章法，文章才能寫得好。禮是就辦事而言，有辦事的一種規矩，做人就要學禮，這就是做人的章法。這個不能亂，一亂的話，人格就沒有了。所以孔老夫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再說修道，修道也要是從做人開始，以做人為基礎。而做人以禮，禮是人之為人的規矩，它也就是相當于佛教的戒律。所以有人說呢，這個戒沒有了，佛就沒有了；這個禮沒有了，儒也就沒有了。那么修道從哪里修起呢？《大學》上有這樣一句話，“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在這里邊也是講要知止來做起，要從培養自己的定力來做起。那么你從哪里才能夠入定呢？入定當然是心里入定，心里做什么事情都不亂，心要定在一處。心要是能夠定的話，我們平常跟人家來辦事，就要遵循章法，事事都守著規矩，那我們心里自自然然就不會亂，再一用功夫的話，你這個心就能定得下來。禮對我們修道，就像戒一樣，就這么重要。如果我們平常從事上面事事講禮的話，我的行為都有一定規范，不會亂而讓我們的心也就不會亂，所以孔子講修道，講在世間做人辦事情，也都很注重禮。那么禮的一個重要的內涵是什么呢？禮主敬，像《禮記·曲禮》曰：毋不敬。而何謂敬呢？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讓字。這個讓字跟古時候的讓現在已經換過來用了，本來這個言字邊這個讓字，是責讓，互相用言語責讓的意思，就是我責備你、你責備我。而真正在古時候，禮讓的這個讓字左邊不是言字邊，而是提手邊，叫推攘。什么叫推攘呢？這是個好東西，我推攘給你，你再推攘給我，這叫互相推攘。互相推攘用提手邊，手字做一個表示。這個禮就是要求我們遇到名利、權力一些好的事情推讓給人家，自己不要爭取，這叫禮讓。那么這對于治理國家的人來說，包括國君，這里面的大臣。治國，這個“為國”就是治國的意思，為國以禮，這個禮就是用的意思。你能夠用禮讓來治國，這個乎是一個語助詞，這一句中間用了一個乎字，一則表示活動的語氣，一則表示這句話到這里略為停頓一下。接下來，“何有”這兩個字接上，“何有”是何難之有，那有什么困難呢？意思就是說治理國家的人能夠用禮讓來治國，這有什么困難呢？所以人要學讓，大小事一切都是讓，像在歷史上堯讓舜、舜讓禹，讓之有余，爭之不足，連國家尚且可以讓，何況其他的小事呢？能禮讓，治國有什么困難呢？反過來講不能以禮讓為國，如果治理國家的人不能夠用禮讓來治國，“如禮何”？這個禮有什么用？你為什么要制定這個禮呀？“如禮何”這三個字說的很含蓄，從這里講，你不能以禮讓治國，那你這個國家治不好，必然是把國家越治越。怎么會越治越亂呢？因為你表面是制定了禮，你是在位的人，自己制禮，自己不守禮，不講禮讓，那么你這個朝廷里的大臣、國家的百姓也看得清清楚楚。你本身沒有禮讓，你叫人家禮讓，誰會禮讓呢？這樣的國家必定是愈治愈亂。所以在位的人自己想把國家真正治理好，自己這樣做，要自己做出一個表率，不能以禮讓為國，要禮有什么用？國家為什么必須安設禮部呢？而今天講究競選，何須讓？這個是講治國，用禮讓治國。當然古人講這一條，有一體用萬，既用禮來辦政治，同時也用禮讓來辦教育，也教育一般民眾禮讓。政治、教育，一切都用禮讓來實行的，這樣的話治國也就是這樣地容易。

       同樣修道也是從這上面學，也要學禮讓，中國道家的老子也講“人棄我取，人取我予”，人家拋棄不要的，他不要我要；人家爭取的，那我給他。那就是現在人講，人現在就是爭權奪利，那么現在的人呢？從西方的這個價值觀學習來的，西方人從小就學競爭，競爭上升就是斗爭，這個時候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的問題就出現了。斗爭還是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斗爭向上提升就變成了戰爭。所以我們打開新聞媒體，每天必不可少的內容就是局部的沖突。什么原因呢？還是因為以競爭獲得自我利益的價值觀在世界上普遍流行所導致的。如果戰爭還是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那么在現在高科技發展的情況下，如果一方不理智使用了原子武器，結果就會導致同歸于盡。所以靠競爭的方式獲得自我利益的滿足的價值觀，沒有給人帶上一個光明的前程，只能把人引上窮途末日。所以中國古人從小就講禮讓、謙讓、退讓，別人要的，你要爭權，我給你權；你要爭利，我給你利。這就是人取我予，你想爭取的我就給予。人棄我取呢？你現在讓人做公益的事業，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事情，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了，這個要付出很多，包括自己的體力精神，還有財力，很多人就不愿意了，拋棄了。就老子看，說你棄我取，你們不愿意做的我就來做，你看道家的思想也是如此。為什么要這樣做呢？這樣做才能破除我們的貪嗔癡中的貪心，修道而貪求心不能破除，這個道什么時候才能修成功啊？所以講禮讓，修道也必須從禮讓來奠定基礎。果然我們處處能禮讓，無論名也好利也好，我們不跟人家計較，就像老子說的，你要我就給，你們不要的話我做我實際上有利于社會大眾的事，這就是修道。如果你真能這樣做的話，成就就會很快。所以中國的儒釋道三家其實都講不要和人家去爭，像佛教講修菩薩道，不管是哪一個宗派，即使是行菩薩道的話，共同的科目就是六度，六度法門的第一度就是布施。什么是布施呢？就是要把好處布施給人家，講慈悲喜舍，這就是讓。所以中國過去人都學理，都講禮讓，所以中國也被譽為禮儀之邦，社會安定和諧，外國的人來參觀考察之后都非常地羨慕，非常地向往，愿意向中國人來學習，因為中國人通過禮讓把國家治理得如此好。但是現在的人都向西方學習，學競爭，好像不競爭就滿足不了自己的利益，結果競爭就很難和諧了。這個就是孔老夫子所說的“放于利而行多怨”，為什么呢？因為沒有考慮到對方的需要，缺少這個仁了。這個是我們講的這一句。

       下面一句“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賢者以孔子的教育，就是次于圣人的賢人，他又比君子高。賢人學圓滿了，就是學做圣人。這里邊的這個賢呢，就是指賢能的人。見賢，見不賢，這個見字很重要。怎么樣你才能區分這個人賢與不賢呢？那就是你必須先懂義利，你先學了《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你才能知道這個人是符合義還是不符合義，是賢還是不賢，不能依靠自己想當然的標準。知道何者是好人、何者不是好人；知道何人是賢、何人不賢，必須有學問、眼力。見賢這個賢呢，我們剛才說了比君子還高，但是你見了不是白白看，看了要思齊，思考想想與他一樣嗎？這就是聞思修。見了也須思修，并不是白看。他是賢人，那我和他一樣賢能嗎？簡單地說，道德品性也就是存心，學問也就是包括一切技能、還有行動，也就是在實行上從這三條上看，如果一條站不住就不算賢人。特別是在行動方面，有道德要實行出來，不能不管別人。因為賢人恥獨為君子，如果別人都是小人，這是君子的大羞恥，唯獨自己是君子，大家都是壞人，只有你是清白人，這是無同情心的焦芽敗種。“見賢思齊焉”，與某人看齊，他是什么樣我就學他什么樣，我們要跟上他，這很重要。“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不賢這句話就說得很和平了，不賢，古人的注解把不賢當作惡來講，見到那個惡人。但是這個經文上說的是不賢，并不是說惡人。不賢與惡不能夠相提并論。不賢的人就是比賢人次一等的人，他可能是君子，也可能是普通人，只是尚未達到賢人而已，比賢人差，不是很壞的，卻也是下等了。從這一句話中就看到，要求進步。見不賢的人、不進步的人而自內省，思考反省自己我是否和他一樣？我有這種情形嗎？只許往前進，不能夠往后退。所以見不賢這兩個字，就有進步的意味。如果你把這個不賢當小人，把賢人當成君子，那么這個味道就沒有了。這兩句話是孔子教修學的人要會學，才能步步往高處走。《論語》上孔老夫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個人是哪三個人呢？一個就是善人，一個就是不善人。從善人身上學到他的善，從惡人身上避免他的惡，這樣無論是善人還是不善的人，都是我的老師。我們求學呢，要親師擇友，親近老師，選擇朋友，也就是古人所謂的親近善知識。但是自古以來，直到現在的善知識總是少，不善知識總是多。我們遇到善知識，那要跟他學；遇到不善知識，如果不善于學的話就會退心了。比如有人看到某人學習傳統文化已經很長時間了，還是那個樣子，那這學傳統文化對我有什么好處呢？他自己也喪失了學傳統文化的興趣和信心，這就是你不善于學了。善于學的時候孔子這樣講法，他是善知識，我要親近他，向他學；他是不善知識，是惡知識，我要拿他作為自己的一個警惕，我不能像他這樣學了這么久還是老樣子，沒有一點進步。所以你看到這樣的人怎么樣呢？作為自己修學的警惕，千萬不能學成他這個樣子，這才是善學。那么這樣講有什么根據呢？當然有根據，古人有句話叫“依法不依人”，我們來求的是法，他那個不善知識他表現得不如法，那你就不要跟他學，你只拿他做你修學的一個警惕。你不要因為他的所作所為不如法，你就遷怒到傳統文化上面，要了解依法不依人，這就是善于學的。不善于學的，看見某人做得不如法，我也不想學了，我也喪失了學習傳統文化的信心了。你不想學呀，那是你自己吃虧，和別人沒有關系。所以孔子講這個意思呢，就是叫我們要善于學習。

       那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里。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